最近一段看了好幾部電影，其中一部就是以台灣“霧社事件”為背景的《賽德克•巴萊》。這是一部震撼人心的悲壯的史詩，它真實地記錄了發生在1930年日本殖民台灣時期賽德克族反抗異族統治的鬥爭，史稱“霧社事件”。雖然事件發生的歷史並不久遠，但在台灣幾乎成為了一段被掩埋的歷史，多數人並不了解。台灣著名導演魏德聖歷盡苦辛，前後準備長達十二年之久，終於在2011年將這一悲壯的歷史事件搬上銀幕。

這場悲劇在日本官方看來，是野蠻人抗拒現代文明的“霧社事變”。在大陸，則稱之為反抗日本統治的“霧社起義”。但是，對於賽德克族來說，那只是發生在本族歷史上的一場悲劇，並不願過多提及。在導演魏德聖眼中，這是一場台灣土著人為維護自己民族傳統和文化信仰的生死之戰。

1895年日本在甲午戰爭中擊敗中國，雙方簽訂《馬關條約》，台灣從此淪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人胡蘿蔔加大棒，花了相當大的代價治理台灣土著民族。從1906 年開始，殖民當局先是採取了布設地雷、電網等措施搶奪原住民的資源，壓縮其生存空間，隨後又從1910 年開始動用大批軍警對原住民進行了連續五年的“討伐”。

為了引導原住民過上文明生活，殖民當局在各個土著部落設置“蕃童教育所”與“蕃人公學校”，所有學生均免費入學。1908年，在英國倫敦舉行的世博會上，日本人把十幾名土著青壯年帶到倫敦，向世界列強展示她們文明教化的成果。據日本政府統計，至1926年時，台灣高山族兒童入學率已達71.8%，而同時期的台灣漢族兒童入學率僅有28.4%，由此可見日本人對台灣原住民教育的投入。另外，從1919年開始，日本政府在台灣興建了比較完善基礎設施，如自來水、電力、公路、鐵路、醫療、教育等等。

與此同時，日本人也開始了對台灣寶貴資源的瘋狂掠奪。英國駐台領事館在向本國政府提供的一份報告中指出：“台灣讓這樣沒有經驗的統治者占領真是一個災難，原本優良的樟腦產地，在短短幾個月間就變成了永久性廢墟。” 台灣原住民沒有土地所有權的觀念，只重視土地的使用權。而在日本人看來，土地資源如果不是私人財產，就是公共財產。因此大塊山林成為國有財產，土著居民生活空間日漸被壓縮，傳統的狩獵生活方式難以為繼，心中的憤恨逐漸淤積，蓄勢待發。“霧社事件”的領導者莫那魯道也曾到日本參觀過，對日本強大的國力軍力印象深刻。但即使如此，他也決意反抗，他說，“如果你的文明是叫我們卑躬屈膝，那我就讓你們見識見識野蠻的驕傲！”

霧社事件爆發是由一件小事引起的。1930年10月7日，賽德克部落首領莫納魯克的長子塔達歐•莫那在一次婚宴上向日本警官吉村克己敬酒，吉村因為“討厭那不潔的筵席”斷然拒絕，不僅如此，他還用警棍敲打塔達歐•莫那敬酒的手，因此遭到群毆。吉村也因此負傷。事後，頭領莫那•魯道親自率領族人帶着自己釀的酒前往吉村處謝罪，但被吉村斷然拒絕。按照殖民地法律，襲警之罪的懲罰是很重的。原住民害怕日本警察報復，終於決定孤注一擲，發起暴動（出草），殺光日本人。在這次精心策劃的突然襲擊中，霧社地區日本人男女老幼共134人被殺死，只有一名員警僥倖逃生，下山求救。

日本人的報復是兇殘的。他們調動了大批軍警入山圍剿，甚至用飛機投擲了毒瓦斯彈。同時還收買與莫那魯道敵對的部落參戰。經過四十多天激戰，暴亂終於被平息。參與暴亂的賽德克族六社1200多人口中多半戰死或自殺，其餘人員投降後被趕入集中營，不久又遭到另一土著部落的血洗，216名賽德克人被殺或自殺。莫那．魯道戰敗後，令妻巴干•瓦利斯在耕作小屋自縊，親手槍殺兩名孫子，並焚屍滅跡。然後，他帶着三八式騎銃，獨自進入深山，在大斷崖飲彈自殺，4年後屍體才被發現。

看完影片《賽德克•巴萊》，心情是複雜的。第一感受是，這是文明的衝突，但又覺得比較牽強。如果說這是“文明”和“野蠻”的衝突，就隱含着一種價值判斷。總之，在這裡，民族壓迫、信仰、以及價值觀的衝突，交織在一起，讓人莫衷一是。

導演魏德聖試圖用信仰作為主線貫穿全劇。他說，“要詮釋一個沒有對或錯的歷史故事，唯一能夠站的角度，就是信仰的切入”。

賽德克人對文明生活方式是嚮往的，但同時對本民族傳統的生活方式也是戀戀不捨的。以莫那．魯道為代表的一代人看着自己的後代在日本皇民教育下漸漸背離自己祖先的傳統，成為“日本人”，心中的失落、憂慮日益強烈。異族帶來的文明與價值的推廣意味着本民族傳統文化的消亡，民族尊嚴與生命意義的失落。賽德克族世世代代引以為驕傲和自豪的一切在日本人眼中都是醜陋的，毫無價值的。賽德克族的獵人首級和紋面是野蠻的陋習，必須革除；賽德克族祖祖輩輩以山林為家的狩獵生活方式是原始落伍的，他們必須學習新的耕作技術，才能改善生活，邁向文明社會。日本人沒收了他們的獵槍，縮減獵場，嚴禁部落之間彼此仇殺。

可是，日本人沒有意識到，他們所做的一切深深傷害了賽德克族的自尊，使他們的生活失去了目標，生命失去了意義。所謂的文明和野蠻是相對的概念。對傳統信仰的持有者來說，當異質文明侵犯了自己的信仰時，這種文明就與野蠻無異。唯有起來捍衛自己的信仰，才能捍衛自己的尊嚴。日本人的郵局、教育所、醫院、商店的確很方便，但是在日本人統治之下，土著男人服苦役，女人作傭人，他們活不出自己的尊嚴，所得到的只有屈辱。長期積蓄的仇恨終於突然爆發。在電影中， “霧社事件”被詮釋為賽德克人對自己傳統文化信仰義無反顧的殉道，他們寄望於“彩虹橋”擺脫塵世的痛苦，回歸祖靈。在這一點上導演是否做到了自圓其說？相信觀眾看了電影之後會得出自己的答案。

還需要指出的是，雖然這部影片在台灣及其他華人世界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在國際電影界卻遭受了非議。在2011年威尼斯電影節上這部電影不僅未得到好評，評委會反而對電影宣揚的崇尚暴力的價值觀進行了抨擊和抗議。評委會認為，賽德克族為了本民族的驕傲而對對手進行種族清洗，尤其是殘殺日本婦孺的野蠻行徑，令人無法容忍。那麼《賽德克•巴萊》是否宣揚野蠻和暴力？我相信觀眾看了這部電影也會得出自己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