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的兒時老師

大於過去沒有看過莫言幾篇文章，現在為了能夠從（莫言）的故事中解讀出它們所蘊含的“真理和正義”，只好補看他一些東西，看了後印象真的不太好。特別是看了他的幾篇回憶類型的散文，才切實地見識了他信口開河的大膽和無所顧忌。大於擔心，他這個諾獎一得，樹立起一個這樣的榜樣，中國以後寫人記事的散文和小說就難以區分了。

昨天看了他的《我的老師》等幾個故事，下面“【】”的內容是引用他的原文摘錄，其餘是大於的解讀。

【 我5歲上學，這在城市裡不算早，但在當時的農村，幾乎沒有。這當然也不是我的父母要對我進行早期教育來開發我的智力，主要是因為那時候我們村被劃歸國營的膠河農場管轄，農民都變成了農業工人，我們這些學齡前的兒童竟然也像城裡的孩子一樣通通地進了幼兒園，吃在那裡睡也在那裡。幼兒園裡的那幾個女人經常剋扣我們的口糧，還對我們進行準軍事化管理。飢腸轆轆是經常的，鼻青臉腫也是經常的。於是我的父母就把我送到學校里去，這樣我的口糧就可以分回家裡，當然也就逃脫了肉體懲罰。】

莫言是1960年9月上的學，如果是他說的是真的，我們就知道了原來他們村還被劃歸國營的膠河農場管轄過，既然成了農業工人，“口糧”就有了基本保證，怎麼還會“餓得像飢餓的小狗吃樹葉樹皮啃樹幹去搶煤吃”呢？ 

“幼兒園裡的那幾個女人”實際上是他的幼兒老師，這些老師應該是在公共食堂吃飯的，自己家裡的鍋都去煉鋼了，剋扣他們的口糧幹什麼？他一個4歲的孩子，又怎麼知道自己的口糧是多少？怎麼判斷老師是不是剋扣了呢？

沒想到的是，農村孩子莫言還“像城裡的孩子一樣通通地進了幼兒園”，按他在美國演講時“我們這些五六歲的孩子，在春、夏、秋三個季節里，基本上是赤身裸體的”說法，大家想象一下幼兒園裡幾個女人帶着一群赤身裸體的孩子的情節，如果再編幾個故事，讓張藝謀拍成電影，肯定又可以拿到一個什麼大獎。

【給我留下了印象的第一個老師是一個個子很高的女老師，人長得很清爽，經常穿一身洗得發了白的藍衣服，身上散發着一股特別好聞的肥皂味兒。她的名字叫孟憲慧或是孟賢惠。我之所以記住了她是因為一件很不光彩的事。那是這樣一件事：全學校的師生都集中在操場上聽校長作一個漫長的政治報告，我就站在校長的面前，仰起頭來才能看到他的臉。那天我肚子不好，內急，想去廁所又不敢，將身體扭來扭去，實在急了，就說：校長我要去廁所……但他根本就不理我，就像沒聽到我說話一樣。後來我實在不行了，就一邊大哭着，一邊往廁所跑去。一邊哭一邊跑還一邊喊叫：我拉到褲子裡了……我自然不知道我的行為帶來的後果，後來別人告訴我說學生和老師都笑彎了腰，連校長這個鐵面人都笑了。我只知道孟老師到廁所里找到我，將一大摞寫滿拼音字母的圖片塞進我的褲襠里，然後就讓我回了家。】

1960年秋季是三年困難中最困難的時候，從這裡看，這個小學的教學秩序還是很正常的。當時的老師也很不錯，不嫌棄“問題”學生；如果是現在，這個孟老師的績效工資肯定要受影響，說不定就以此為由把小莫言給勸退了。另外，莫言不是說過自己上小學還穿了兩年開襠褲嗎？怎麼又會“拉到褲子裡”呢？請看——

【最早發現我有一點文學才能的，是一個姓張的高個子老師。那是我在村中小學讀三年級的時。因為自理生活的能力很差，又加上學時年齡較小，母親給我縫的還是開襠褲。為此，常遭到同學的嘲笑------他教我們語文，是我們的班主任。他的臉上有很多粉刺，眼睛很大，脖子很長。他一瞪眼，我就想笑。有一次他在課堂上訓我，我不知不覺中竟尿在教室。他很生氣，罵道："你這熊孩子，怎麼能隨地小便呢？"我哭着說："老師，我不是故意的……" 張老師到我家去做家訪，建議母親給我縫上褲。我母親不太情願地接受了他的建議。縫上褲襠後，因為經常把腰帶結成死疙瘩，出了不少笑。後來，大哥把一條牙環壞了的洋腰帶送我，結果出醜更多。一是六一兒童節在全校大會上背誦課文時掉了褲子，引得眾人大嘩；二是我到辦公室去給張老師送作業，那個與張老師坐對面的姓尚的女老師非要我跟她打乒乓球，我說不打，她非要打，張老師也要我打，我只好打，一打，褲子就掉。那時我穿的是笨褲子，一掉就到了腳脖。尚老師笑得前仰後合，說張老師你這個愛徒原來是個小流氓……

   在我短暫的學校生活中，腰帶和褲襠始終是個惱人的問題。大概是上四年級的時候，我寫了一篇關於五一勞動節學校開運動會的作文，張老師大為讚揚。後來我又寫了許多作文，都被老師拿到課堂上念，有的還抄到學校的黑板報上，有一篇還被附近的中學拿去當作範文學。有了這樣的成績，我的腰帶和褲襠問題也就變成了一個可愛的問題。《漫長的文學夢》】

腰帶和褲襠是如此惱人，為什麼不穿個背帶褲呢？那時候，我們南方孩子大多數穿的就是背帶褲。在《我的老師》中莫言還寫過其他幾位老師，如教他拼音的於錫惠老師，教過他體育並發現他優點的王召聰老師。但從教育角度來說，這個張老師對他的人生影響最大。應該是莫言寫小說的啟蒙老師，他發現了莫言並培養了莫言的寫作興趣，可是他又指導莫言：“可以不寫真事的，完全可以虛構”，“你看了那麼多的小說，其實都是編的，你只要編得好，就行了，作文並不是讓你完全寫真實的事件。”但是，莫言與這位張老師的關係和對這位張老師的印象並不好，其中應該還有一些（莫言）的故事。文後附上相關的《莫言:對話新錄》摘錄，有興趣的可以看看，是真是假就由自己去判定了。

教師確實是一項崇高、神奇而又複雜的職業，他可以在平凡的工作中造就一個學生，也可以在不經意中毀掉一個學生。可能這位張老師連自己也說不清楚，自己當年在莫言幼小的心田裡播下的是“文學大師”的種子還是“謊言大師”的種子？乃至也說不清今天長成的究竟是“文學謊言大師”還是“謊言文學大師”！

附：《莫言:對話新錄》摘錄——

莫言：我進教室前，下意識地把“掛搭”脫下來，赤着腳走進去了。王老師看到了，就把我叫出來，說你怎麼提着“掛搭”進去呢，我說這玩意兒很響，我穿着進去會把他們吵醒的。王老師點點頭，沒說什麼。王老師是教導主任，家裡是烈屬，在學校里地位很高。他在學校辦公會議上說了這件事。說我看起來很壞，但其實品質很好。學校里就撤銷了給我的警告處分。在全校大會上宣布這個決定時，我哭了。但這始終是我巨大的心病，以致後來填檔案上“受過何種處分”一欄時，我還不知道該不該填上我受過警告處分。

王堯：小學時受的警告處分不需要填寫。你太老實了。

莫言：參軍入伍後，經常填表，有一欄要填上受過什麼處分，每到這個時候我就特別緊張。有一天我明白了，我不應該填，那個處分幾個月後撤銷了，就是沒有了，估計也沒大礙，就不填，但心中總是忐忑，這件事，壓了我半輩子。

王堯：這一陰影可能影響了你的性格。

莫言：我記得老師開始重視我的時候，是三年級，作文課。寫“五一”勞動節，很多學生是記流水賬，“五一”早上起來，怎樣上學校，怎樣上課，怎樣回家。當時我家附近有個國營農場，那裡收容了許多右派，什麼人都有，可謂人才濟濟。五一節運動會，右派們也來參加，和我們學校的老師比賽打籃球，比賽跳高。右派中有好幾個省級運動員，體育健將，有一個跳高的，能跳一米八七。我們學校一個姓陳的體育老師，也是右派，當兵出身，體育非常好，百米能跑十秒七，在那種鄉間土路上。他是神槍手，打氣槍，幾乎不用瞄準，托起來就擊發，百發百中。他也是鳥兒的剋星。死在他手下的鳥兒成千上萬。如果真有地獄，這個人，到了地獄，會被鳥兒的冤魂啄死。那時氣槍子彈很貴，且涉及到槍支，有礙公安。就比賽打彈弓，在二十米外，打學校的鐵鐘的鐘錘，一打一個準。他還唱一口很好的民歌，教過我們一首，什麼“姐兒呀今年呀才十八呀，又會畫畫又會繡花呀”。這個老師也參加籃球賽，和右派比賽。別人寫文章記敘“五一”運動會，一會兒寫乒乓球場，一會兒寫田徑場，面面俱到，我是前面一筆帶過，然後重點描寫兩支籃球隊怎麼樣比賽，籃球隊中，重點描寫了陳老師和農場那個右派，寫他們的動作，寫他們的表情，寫他們額頭上的汗珠和奔跑時映在地上的影子，怎樣和燕子的影子重疊起來。

王堯：你在《三十年前的一次長跑比賽》中寫到類似的細節。老師在作文本上點了許多點，這篇作文好像對你的影響挺大。

莫言：是的。有一天，放學後，老師讓我留下來。嚇得我屁滾尿流。因為根據以往的經驗，放學後老師讓留下，就是要接受懲罰了。老師把我帶到辦公室，將我的作文簿拍在桌子上，問我，你這篇作文是哪裡抄的？我說沒抄，是我自己寫的。老師說你能寫這樣的作文？我再給你個題目，你寫一篇作文給我看看。就是《抗旱》。我要來紙筆，坐在他的對面，當場開寫。連謅帶“炮”，雲山霧罩，一會兒寫小伙子往地里推冰塊，一會兒寫老頭子打深井，堆砌了很多形容詞，什麼“雙臂一撐，車輪飛轉，一聲吶喊，冰塊翻滾”。老師看了，點頭說，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就你這副氣死畫匠的模樣，竟然還能寫出一手好文章。你這個作文確實寫得不錯。第二天就把我的作文拿到旁邊一個農業中學去，作為範文讓中學生朗讀。我當時在我們的學校有點小名氣，每周上兩堂作文課，老師都要點評我的作文，老師還寫了不少的批語，一直到80年代中期的時候，作文本還保留着，後來生爐子沒紙，就當了引火。

王堯：應該留着，那是很珍貴的資料。

莫言：沒有那麼珍貴。魯迅的手稿珍貴，莎士比亞的也珍貴，我的手稿，沒有什麼價值。這個世界上垃圾已經夠多，還是讓它化為灰燼好。這個老師，也就是用彈弓打我肚臍的那個，我很難評價他好壞，但是他確實發現了我作文方面的才能。他把很多他保存的小說，借給我看。還去做我的家訪，對我父母說，允許我看“閒書”。去年我還去看過他，他已經退休，很有感慨。他說現在好像所有人都教過你作文，就是我沒有教過你。我說所有人都沒有教過我作文，就是你教過我。他說我也沒有別的要求，把你的書拿兩本給我看看。

王堯：看了你的書他有什麼反應？

莫言：他說看不懂，主題模糊，還不如我在小學時寫得好。

王堯：哈哈哈……

莫言：別的老師找我辦事情呀，幫孩子調動單位呀，這個老師從來沒提過要求。“文革”期間，我們是鬧翻了的。“文革”期間我組織了一個“蒺藜造反小隊”，造老師的反，把課程表都燒了，老師跟我不是一個派的，他當時是學校“革委會”的委員。

王堯：“文革”期間，學生和老師構成了一種緊張的關係。這是中國當代教育中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它與教育體制，與意識形態有關。

莫言：我小學畢業以後，初中沒撈到上，我心裏面一直以為是這個老師不讓我上的，後來別人告訴我與這個老師沒關係，是另外一個老師。當時我們家是富裕中農，因為我是跟我一個堂姐一塊上的，那老師說他們家上一個就行了，就讓姐姐上了，剝奪了我上學的權利。雖然我知道與他沒關係，但是和這個老師心裡頭總是疙疙瘩瘩的，警告處分的事情呀，文化大革命的事情呀。實際上我還是感謝他在語文方面對我的培養，當時我寫作文，他也批評我，我當時不理解什麼意思。我們寫一件難忘的事情，往往寫出真事來，千方百計地找一件真實的事情來寫，人物嘛，也都是用真人物，像飼養員李大叔，像隊長王大海啊，全都寫這種真人和真事。後來他說為什麼非要這樣寫呢，你可以不寫真事的，他實際上在啟發我們，完全可以虛構的。後來我就想這怎麼可以虛構呢？他說你看了那麼多的小說，其實都是編的，你只要編得好，就行了，作文並不是讓你完全寫真實的事件。

王堯：老師在《莫言:對話新錄》。

莫言：我想他是最早啟蒙我寫小說的，作文要當小說寫。孩子當然意識不到這一點，以為都要寫真事，寫假的可能不對。我真正的學校經驗，也就這麼五年。那些老師，他們的許多故事後來都在我的小說里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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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1—— 大於反對莫言的作文進中小學教材去誤人子弟，但支持選取一點有關教師的內容進入師範教材。

導讀2—— 當時沒有什麼重點學校，但莫言所讀這個村小的師資好像很不錯，下面這個作文本上的的字如果是莫言老師寫的，足可管窺其功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