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黑文：死者在天

作者：何九盈

　　我從未見過這種墓而不墳的住宅式墓園，也從未見過歷史如此悠久又如此富於文化藝術內涵的公園式墓園。中國古人說：“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那墓田究竟如何好法，今人已不得而知。我是在看了紐黑文的墓園之後才明白：墓園是一本真實的史書，在墓園可以讀解許多書本上所沒有的東西。如果你想知道，這個社會是否長治久安，是否關愛每一個生命，人們的生存狀況如何，人倫關係如何，請到墓園來，墓碑無語，答案昭然。中國沒有這樣的墓園，當人們的生存空間、社會的生態環境還存在種種難題時，誰還有餘力去顧及墓地呢？何況一百六十多年來的中國，屢遭人天浩劫，歷經戰火、瘟疫、飢餓、階級鬥爭，尋常百姓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把生命看得很輕很賤，後事如何，且聽誰來分解？又有誰能分解？

　　紐黑文正式建市只不過二百多年，人口才十二萬，墓園卻有十六處。草地中心教堂的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Ｃｒｙｐｔ（紐黑文教堂地下室墓穴）最小，西南面靠達文波特路的長青墓園�J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 Ｃｅｍｅｔｅｒｙ�K和西面的聖勞倫斯墓園（Ｓｔ·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Ｃｅｍｅｔｅｒｙ）最大，北邊還有多處猶太人墓園。備受人們關注的是位於紐黑文市區的園林街墓園（Ｇｒｏｖｅ Ｓｔｒｅｅｔ Ｃｅｍｅｔｅｒｙ）。據說，在美國墓園史上這是第一個按規劃興建的住宅式墓園，迄今已有二百零七年的歷史。

　　園林街墓園並不屬於耶魯大學，卻位於耶魯的中心地帶。南與耶魯的法學院、公共餐廳只有一路之隔，東與耶魯一座教學大樓毗鄰，北面多為耶魯理工科院系所在地。耶魯師生也常來此漫步，或帶着自己的親朋好友來參觀遊覽。我不知道在全世界所有大學的歷史上還能否找出下面這樣的例子：從耶魯第五任校長托馬斯·克拉普（Ｔｈｏｍａｓ Ｃｌａｐ�煟保罚埃啊�１７６７）起至第十六任校長阿爾弗雷德·惠特尼·格里沃爾德（Ａｌｆｒｅｄ Ｗｈｉｔｎｅｙ Ｇｒｉｓｗｏｌｄ�煟保梗埃丁�１９６３），二百餘年間，十二位校長相繼長眠於此。他們像一根常青藤上的十二個碩果，標誌着耶魯歷史的連續性、耶魯精神的永久性和耶魯大學的凝聚力。我不打算一一列出十二位校長的名字和任期，但我們會對其中的幾位感興趣，第一位就是容閎就讀於此時的校長西奧多·德懷特·伍爾西（Ｔｈｅｏｄｏｒｅ Ｄｗｉｇｈｔ Ｗｏｏｌｓｅｙ�煟保福保病�１８８９）。這位耶魯第十任校長（１８４６～１８７１）既是教育家，也是反對奴隸制的領導人，十九世紀末出版的《文學興國策》中有一篇《埃爾博學書院監院華爾賽復函》，“埃爾”就是耶爾，“華爾賽”就是伍爾西。他長眠於墓園的北牆根下，月桂樹路，墓碑為棺木型。還有詹天佑就讀於此時的校長諾亞·波特（Ｎｏａｈ Ｐｏｒｔｅｒ�煟保福保薄�１８９２），他是耶魯第十一任校長（１８７１～１８８６），曾寫信給清政府總理衙門，反對撤回所有留美學生。“其詞嚴義正，磊落光明，誠不愧為文明人口吻”，此信保存在容閎的《西學東漸記》中。他長眠於槐樹路，墓碑也為棺木型。還有第八任校長老提摩西·德懷特（Ｔｉｍｏｔｈｙ Ｄｗｉｇｈｔ�� Ｓｒ． １７５２～１８１７），據記載，他的墓在東南方的楓樹路，但我尋找兩次都沒結果。這裡好些墓碑字跡剝蝕，已無法辨認。陸谷孫主編的《英漢大辭典》５３６頁收有他的小傳：“美國教育家、神學家和詩人、耶魯大學校長（１７９５～１８１７），對校務行政進行多方面改革，善於布道及作政治諷刺詩。”（上海譯文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６月第５次印刷）孫康宜的《墓園詩情》引述過他的一段話，是關於墓園的，現轉引於此：

　　我曾帶過無數個外國的觀光客和美國人——都是些遍游過美國東海岸的人——到這個墓園來參觀。他們都說沒見過、也沒聽說過這樣一個好地方。這兒每個角落都散發出一種高尚的情趣……我從沒見過另一個具有同樣肅穆（Ｓｏｌｅｍｎ）和感人（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特質的墓園……�J《耶魯·性別與文化》６２頁，上海文藝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１月）

　　這段話寫於１８１１年。足見十九世紀初期這個墓園就以“肅穆和感人”的“特質”被譽為“好地方”。

　　墓園坐北朝南，高大的埃及式的園門用紅褐色粗石砌成，門廊頂端的橫梁上刻着《聖經》中的一句話：

　　ＴＨＥ ＤＥＡＤ ＳＨＡＬＬ ＢＥ ＲＡＩＳＥＤ（死者將會升天）�K

　　墓園大門之內有一所平房，是管理人員辦公室。他們於早晨下午按時啟閉園門。平時總有二三園丁，或割草，或剪枝，或栽樹，或澆水。遊人可向管理人員索取資料。有墓園平面圖，有墓園興建發展簡史，有七十九位重要墓主的歷史簡介。美國人的歷史精神和管理藝術，於此可見一斑。前些天，我們到康州首府哈特福德的雪松山墓園拜謁容閎墓地，那裡的管理人員為我們提供了圖文資料，並很快就查尋出容閎墓的確切位置。否則，偌大的墓園，三十七個墓區，茫茫碑海，即使駕着車尋覓，也很困難。

　　園林街墓地被稱為住宅式墓園，並不是說墓園內建有“鬼屋”，而是墓區的劃分如同街道住宅一樣，有路名、有編號。街道為南北向，人行道為東西向。街道為青草路面，人行道為柏油馬路，可以行駛汽車。二者均以植物命名。路名有森林之神路、柏樹路、楓樹路、椴樹路、木蘭花路、月桂樹路、槐樹路、雪松路、雲杉路、梧桐路、松樹路、柳樹路、冬青屬植物路，還有一條中央路。人行道有：金銀花人行道、加州桂人行道、山楂人行道、常春藤人行道。墓園花木繁多，可供四季觀賞。４月我們剛來紐黑文的時候，墓園裡一樹樹紅花，一樹樹白花，落英像蝴蝶一樣在清風中輕飛曼舞，嫩草芊芊，散發着淡淡的清香。到了５月下旬，林花謝了春紅，綠葉樹、紅葉樹、褐葉樹，又是一番景象。墓碑下那些石缸、石盆中也雜花叢生，爭奇鬥豔。美國人在綠色中在花叢中度過自己的一生。這個國家，山無不綠，地無不青。家家窗前廊下，房前屋後，非花即草，非草即花，樹木成林，鬱鬱蒼蒼。百歲之後，生命還要與綠色同在，在綠色中延伸。木蘭花路有這樣一塊墓碑，前面為一青青的掛滿果莢的藤蘿架，後面為一棵枝葉扶疏的常青樹，四周芳草萋萋，上下鳥鳴嚶嚶。墓主長眠於此，其樂如何？威廉·克萊德長眠於柏樹路�熕�的墓地形似穹廬，由青青側柏修剪而成。威廉坐在綠色的帷幕中，晝看浮雲，夜邀明月，與松鼠同樂，與野鴿共飛，他的靈魂在綠色中得到轉生。大地多一分綠，人心就多一分寧靜，世界就多一分和平。生者在地有情，死者在天有靈。有生必有死，有情必有靈。善待死者，也就是善待生命。哪一天世界沒有了綠 ，哪一天世界也就沒有了生命。凡是沒有綠的地方，就是靈魂受苦受難的地方。

　　在紐黑文的這些日子裡，我和學敏常來墓園散步。起先，只是觀樹賞花，遛彎健身。漸漸，一個我們從未思考過的問題——“墓園文化”在散步中凸現了出來。

　　人生最寶貴者莫如生命，情分最深厚者莫如父子夫妻。墓園文化的精髓大概不外乎這兩端。

　　於是，我們開始拜訪墓主，讀解墓碑。

　　第一個走訪的對象就是韋伯斯特。在眾多的墓主中，我最熟悉的一個名字就是韋伯斯特。誰不知道，他是美國詞典之父，美國英語的規範、獨立發展，厥功甚巨。一百七十多年過去了，他主編的《美國英語詞典》仍然屬於權威著作。韋伯斯特住在槐樹路（Ｌｏｃｕｓｔ Ａｖｅ）的一座家族小墓園中。四周有約一米高的鐵柵欄圍繞，方形，占地約三十平米。韋伯斯特的墓碑在正中央，約五米高，以朝西的一面為正面，底座為方形，用陽文刻着：ＷＥＢＳＴＥＲ。碑身為方錐體形，用陰文刻着：

ＮＯＡＨ ＷＥＢＳＴＥＲ

ＢＯＲＮ ＯＣＴ �煟保盯� １７５８．

ＤＩＥＤ ＭＡＹ�煟玻涪� １８４３．

ＲＥＢＥＣＣＡ ＧＲＥＥＮＬＥＡＦ

ＨＩＳ ＷＩＦＥ

ＢＯＲＮ ＭＡＹ�� ２７�� １７６６．

ＤＩＥＤ ＪＵＬＹ�� ２５�� １８４７．

　　碑身朝南的一面刻着他兒子的生卒年月日，北面刻着他女兒的生卒年月日。

　　諾亞·韋伯斯特，一家四口年壽都很高，他本人八十五歲，妻子八十一歲，兒子九十八歲，女兒年壽最低，也享年六十有六。這家兩代人都經歷過戰爭。諾亞夫婦的青年時期遭逢獨立戰爭（１７７５～１７８３），他們的子女遇上南北戰爭（１８６１～１８６５）。兩次本土戰爭並沒有給這個家庭帶來什麼災難。他們父子母女，最終團聚在一塊墓碑上。韋伯父子生活的年代，相當於清朝的乾隆嘉慶道光年間，這期間中國也出現了許多著名學者，他們的墓碑在哪裡？他們的家族小墓園在哪裡？

　　美國人的家族情誼，夫妻情誼，我完全是從墓碑上讀出來的。墓園東邊柏樹路中段，有一座家族小墓園，編號為４１、４２、４３，正中央的方錐體主碑，高達十幾米，要仰起頭來才能看到尖頂。碑身南面刻着一長串名字，記載這個家族二百多年間死者的生卒年月日。第一代墓主提摩西·特羅布里奇（ＴＩＭＯＴＨＹ ＴＲＯＷＢＲＩＤＧＥ），生於１６３１年，卒於１７３４年，他謝世之後的第６２年即１７９６年，園林街墓園才建成，他的墓顯然是子孫後代從別處遷進來的。這個家族小墓園，主碑周圍羅列着各種形狀的古碑。有的像八面玲瓏的小寶塔，有的像四面招風的紀念亭，有的像平頂石棺，有的碑身為十字架。這個小墓園後面，一定有許許多多的故事，在他們的家人、親人、族人中廣泛流傳。一身兼有商貿家、軍事家、政治家三種頭銜的特羅布里奇，應是這個家族引以為榮的成功人士。

　　夫妻同碑，在墓園隨處可見。我特意介紹韋伯斯特墓碑上的文字，立意就在於此。“兩地關係”問題，“戶口”問題，在美國人的生存經驗中似乎屬於不人道的荒誕社會現象。生則同行，死則同碑，乃天經地義。在近年立的墓碑中，往往男墓主生卒年月日俱全，而其妻只刻着出生的年月日。查爾斯·牛頓的墓碑刻着：１９２３·１·１８～２０００·２·１４。其妻安妮只刻上出生年月日：１９３０·６·５。還有一墓碑，丈夫卒於１９５２年，妻子的卒年為１９７４年，相隔２２年，從字跡和色澤可以看出，妻子的卒年是後來補刻的。若僅從這類墓碑來看，我們會得出一個荒謬的結論：美國的丈夫都先於妻子而卒。因為我們沒有見到這樣的墓碑：妻子的生卒年月日俱全，丈夫的卒年等待死後填補。可證妻子卒後，如果丈夫還活着，並不馬上立碑。森林之神路（Ｓｙｌｖａｎ Ａｖｅ）有這樣一塊墓碑：夫妻均生於１８７５年，妻子卒於１９４４年，當時並未立碑，直到二十一年之後即１９６５年丈夫過世，才為夫妻二人共立一碑。學敏說：在墓碑問題上，美國似乎也有重男輕女夫為妻綱的傾向。從我們接觸到的材料看，此話並非毫無根據。但既然生死不齊，立碑就有先後的問題。如果硬要以此論平等，那就只有同年同月同日死了。而這樣的巧合，我們只找到一例。楓樹路住着一對十九世紀的老夫妻，丈夫生於１８０３年，妻子生於１８０８年，二人均卒於１８８０年１１月２９日。

　　我們走訪的第二位墓主名叫埃利·惠特尼（Ｅｌｉ Ｗｈｉｔｎｅｙ�煟保罚叮怠�１８２５）。來紐黑文之前，我根本不知道惠特尼其人。事實上，在紐黑文，他的聲望遠遠高於韋伯斯特。這裡有以惠特尼命名的街和路，墓碑上刻的那篇頌辭也深深地表達了本市人民對他的尊敬和愛戴之情。惠特尼是發明家，發明過軋棉機，改進了步槍設計。碑文讚譽他為“實用科學技術有能力的最初領導人和改進者”，對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紐黑文工業的發展起過重要作用，將永遠“活在人們的記憶中”。他的墓地也在槐樹路，與韋伯斯特和耶魯第１１任校長波特是左右鄰居。這也是一個家族小墓園，墓碑形狀為我前所未見，像一個高１米３左右、寬約６０厘米、長約１米６左右的長方形書案，底座略寬，頂層如同一本攤開的書，兩頭呈捲軸形。碑座西頭刻着生卒年月日，南北兩面刻着碑文。通體為紅褐色石料，古樸莊重。

　　出生於紐黑文死在紐約的另一位發明家查爾斯·古德依爾�JＣｈａｒｉｅｓ Ｇｏｏｄｙｅａｒ�煟保福埃啊�１８６０�K住在北邊的梧桐路。此人於１８３９年發明橡膠硫化處理法，因專利被人侵犯，不僅未因發明而獲利，反而負債入獄，死於貧困。可他的墓地頗為氣派。地勢略高，須登階而上。墓碑也是長方形，從底座到頂層有九個不同的層次。主碑四周也有不少小碑，這是家族墓地的特點。

　　我們也走訪過羅傑·謝爾曼�JＲｏｇｅｒ Ｓｈｅｒｍａｎ�煟保罚玻薄�１７９３�K的墓地，他住在楓樹路，與耶魯第五、七、八、九任校長住在同一條路上。他的墓地很不起眼，那塊並不算高的長方形紀念碑上刻着他的豐功偉績：美國大陸會議代表（１７７４年，１７７５年），《獨立宣言》簽署人之一（１７７６年），在美國制憲會議上曾提出雙重代表制兩院議會的“康涅狄格妥協案”（即眾議院按人口分配席位、參議院每州兩席位的折中方案，１７８７年），打破會議僵局，為避免會議分裂做出了重要貢獻，並成為聯邦政體的基本模式。紐黑文於１７８４年正式建市，謝爾曼為首任市長。

　　長眠於此的還有墓園的創建者詹姆斯·希爾豪斯�JＪａｍｅｓ Ｈｉｌｌｈｏｕｓｅ�煟保罚担础�１８３２�K。據資料介紹，他住在柏樹路，可惜我未能找到他的墓碑。此人是律師、軍人、政治家，對紐黑文城市的建設貢獻有二，除了創建墓園這一項，還有提倡廣種榆樹，至今紐黑文還保留榆樹城（Ｅｌｍ Ｃｉｔｙ）之稱。他的女兒是一位能幹的商業家，也是一位慈善家。

　　入住墓園者是否都是社會名流呢？是否只有幾級高幹才能長眠於此呢？墓園管理者說：不管是誰，也不管是哪個國家的人，只要花五千美元，就可以由此進入天堂。五千美元，折合人民幣也不過四萬多一點。王力先生在萬安公墓的那塊小墓地，購於八十年代，也花了四萬元。按美國人的收入而言，五千元的確算不了什麼。

　　對墓主的身份、地位，我們不可能一一進行考察，從墓碑的大小、形狀判斷，平民應占多數。有不少碑只有姓和名的縮寫，連生卒年月都沒有。有的墓碑高不及１尺，寬不過七八寸，“高幹”不至於如此寒酸吧。何鯉還在北牆根下常春藤人行道旁發現一個嬰兒墓。墓主生於１８８０年１２月４日，卒於１８８１年７月２３日。他來到這個世界上只有七個多月，當然不可能是“社會名流”。這個墓地之所以引起我們注意，還特地為它拍了一張照片，一是它的形狀很像一個小小的搖籃；二是平躺的小碑前有人新近擺放了兩件玩具——一個大熊，一個小熊。這是什麼人擺放的呢？從１８８１年（相當於清光緒７年）到現在，１２２年過去了，他沒有了直系親屬，更不可能有子孫後代，誰還會來憑弔這個嬰兒呢？學敏推測說：惟一的可能是他的兄弟姐妹們的後代。此推測如果成立，美國人的家族情懷，關愛每個個體生命的情懷（哪怕是古代就已夭折的生命），就真值得我們嚴肅看待了。

　　紐黑文城市雖小，可它是耶魯大學的所在地，國際交往頗多，免不了會有異國他鄉的孤魂長眠於此。西北角那棵榆樹下就有一位來自非洲的黑人女教授，名叫西爾維亞（Ｓｙｌｖｉａ），她於１９７９～１９９３年任教於耶魯大學，講授非洲藝術。墓碑正面上端有她的頭像，背面刻着她的《西非遊記》中的一句話：

　　Ｗｅ ａｌｌ ｙｅａｒｎ

　　Ｆｏｒ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ｉｍｍｏｒｔａｌ ｌｉｆｅ��

　　Ｔｏ ｂｅ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我們全都渴望卓絕、不朽，成為未來的一部分。）

　　在梧桐路，不經意之間，一塊刻着漢字的墓碑突然出現在眼前：

　　丞雨高光林博士

　　Ｋｗａｎｇ ｌｉｍ ｋｏｈ

　　Ｏｃｔ�� ２０， １９２０

　　Ｓｅｐｔ １７， １９８９

　　碑約一尺寬，兩尺長，平躺在草地上。這位高博士，不知何許人也。在這個英語世界見到這一行漢字，能不格外親切？漢字是我們的標記，也是漢文化的根。在哈特福德參觀雪松山墓園時，也見過幾塊漢字碑，墓主的祖籍都在廣東。廣東人為中美文化交流所做出的貢獻，大概只有福建人可與之相比。在美國這塊土地上，究竟有多少華人長眠於此？他們的靈魂是在陰曹地府呢，還是已經升天？“埋骨何須桑梓地，人間到處有青山。”我祝願死者升天。

　　美國人喜歡標新立異，崇尚多元，墓碑的造型也是不拘一格，各有千秋。走進園林街墓園，就像走進了墓碑藝術展覽會。占地多而又難看的中國式墳堆，極為罕見。墓的唯一標誌是碑。大抵十九世紀的墓碑，氣勢巍峨，風格凝重，家族小墓園比較多。二十世紀的後來者，承祖宗餘蔭，棲身小墓園，這就省事多了。也有幾處小墓園是二十世紀後期新開闢的，但餘地已不多，即使有錢也難以大展宏圖。

　　我們籠統地使用“碑”這個詞，其實不很確切。中國所謂的“碑”，基本上都是長方形，只是頂端與底座略有變化。我在這裡所說的墓碑，包括紀念碑、紀念門、紀念屋、紀念塔、紀念棺、紀念亭等等。就紀念碑而言，碑座碑身也有種種差異。有的碑身為方錐體，高達十幾米，直指藍天。有的碑身為圓柱形，或光潔，或繞以花紋，或溝壟相間。有一圓柱碑中部刻成一長卷攤開的書，書脊上端有一銜着橄欖枝的小鳥。有的圓柱頂部被削成斜面，或似從中間斫斷，大概象徵墓主未能終其天年。有的為方形，或方形之上有四檐，檐上又有壺式或葫蘆式頂。有的墓碑頂部為立着的聖母像，有的為墓主自身的立像，有的為各種不同形式的十字架。有一墓地三塊墓碑共一座基，而碑身各不相同：中間為方錐形，右邊為一斜削頂端的圓柱，左邊碑頂乃壺形，壺蓋兩邊有耳。有的墓碑形似宮殿，碑身四周各有一圓柱。有一墓碑底座四周為拱門，碑身為塔形，上端細如圓頸，頸上為一葫蘆頂。另一墓碑碑身如一有蓋的長方形凸肚大鼎，鼎底四角各有一獸足，立在碑座之上。海斯（Ｈａｙｅｓ）的墓碑為一方拙樸的大石頭，正面磨平如一頁紙，刻着他的生卒年月日，左上角刻成紙被撕裂狀，略微捲曲，頂端刻着一枝花。有一十九世紀早期的墓碑，碑身刻着航海的帆船。另一長方形墓碑，上面刻有一具大錨。還有一墓碑的頂部，刻着一隻仰躺着的死鳥，不知有何特殊涵義。

　　有的墓碑結構頗為複雜。雪松路的Ｅ．Ｈ．ＴＲＯＷＢＲＩＤＧＥ墓占地約二十多平米，墓基有三級台階，台階之上為碑身，長方形，右側有一四米多高的水泥十字架，十字架下立着一尊兩米多高的天使，其右手搭在碑文頂端。最後一層台階的左側有一石缸，裡面盛開着紫色、紅色的鮮花。西南方有一小墓園，占地約十幾平米，以不足一尺高的條石為界，界石外有一白衣天使，背西面東跪在石基上，莊嚴、肅穆、虔誠，長方形墓碑平埋在草地上，墓主的生卒年為１９２１～２００１。小園南北兩角各有兩株小樹，西北角有一白色石凳，可供憑弔者休息。我和學敏坐在石凳上留影紀念，我心中默念着一句唐詩：“又得浮生半日閒。”

　　美國人是公然信奉自私哲學和個人主義的。那麼，我們又怎麼解釋他們的愛國熱忱和犧牲精神呢？道理很簡單：個人和國家是互動關係。個人愛國家，國家也愛個人。美國的墓園文化也為這種互愛提供了明證。我剛到墓園散步時，見到有的墓碑前插着國旗或插着一面圓形的小銅牌，並未特別注意。直到走訪韋伯斯特時，看到他的墓碑前也有小國旗和圓形銅牌，細看銅牌上的圖像和文字，才知道這是一種榮譽，是國家表彰他的軍功。銅牌上端為州名：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ＣＵＴ（康涅狄格），下端為１７７５～１７８３，中間為一手持長槍的軍人，兩邊共有十三顆五角星。美國的獨立戰爭已過去了二百多年，而這面小國旗很鮮艷，大概有人定期更換。十三顆星代表１７８１～１７８９年間的十三州邦聯。謝爾曼是１７７５年爆發的獨立戰爭的領導者之一，他碑前的那面國旗更為鮮艷，無疑更換不久。國旗插在銅牌中。銅牌為一馬爾他十字，繞以圓圈。十字下端的文字為１７７５，左端為Ａ，上端為Ｓ，右端為Ｒ，中間為一執長槍軍人。２００３年７月４日，我在耶魯大學斯特林圖書館門前，遇見一支由十幾個人組成的很奇怪的隊伍，邁着不算整齊的步伐，在單調的戰鼓聲中向中心草地挺進。隊伍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扛着舊式長槍，頭戴舊式軍帽，身着十八世紀的軍裝，與墓園小銅牌上的軍人一模一樣。原來這天是美國獨立紀念日，是他們的國慶節。這支小隊伍顯然不是官方組織的。自發上街遊行，表達的是自發的愛國熱忱，誰能說美國人不愛國呢！

　　從墓園的小國旗、小銅牌，使我聯想起華盛頓Ｄ．Ｃ．的越戰牆、韓戰碑。２０００年８月我在參觀這“牆”與“碑”時，心裡很不是滋味。現在，暫把這兩場戰爭的性質和中國人所付出的巨大犧牲擱置不論，單看美國政府、美國社會如何對待為國捐軀的陣亡將士，稍加比較，能無愧疚！死者在天，又有何感？一個社會如果得了集體遺忘症，它的凝聚力從何而來？死者並未長已矣。死者不只是過去的一部分，也是現在的一部分，還是將來的一部分。輕視死者，無異於輕視生者；死者不能升天，生者將入地獄；靈魂無所依歸，社會將分崩離析。

　　園林街墓園的石碑已歷經漫長的風風雨雨，有的文字雖已剝蝕，但都精神抖擻，毫無荒敗頹廢之象。在數以萬計的墓碑中，我只發現一塊古碑僵仆在地，且已斷裂，行將沒入泥土。大概墓主已沒有後代，或後代已遠遷他鄉。我為這些墓碑慶幸，沒有牛羊來踐踏，也沒有什麼“兵”來破“四舊”。要倒也倒在原地，即使爬不起來了，也不至於被發配去墊豬圈，去修水庫，去搭橋修路，去做農婦的洗衣石，去當茅坑的墊腳板。一個現代化的文明城市，墓園應列入建設規劃之中，墓園應當園林化，墓碑應當受到法律保護。不要再做愧對死者的蠢事了！

　　嗚呼！“哪裡有墳墓，哪裡就有新生。” 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