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認為我沒有父親，而一個女孩子沒有父親是很殘酷的。現在，當他們一一離開人世之後，我才知道，我有。我有四個父親，四名知識分子，四位共產黨人 ——我的生父、養父、繼父，還有公爹。

　　嚴格地說，我沒有叫過他們，沒有象別的女孩子一樣嘹亮地、全心全意地、帶着全部的愛與信賴大聲地喊過“爸爸”——對生父可能喊過，但他離開的時候我還不滿三歲，從小小的、細嫩的喉嚨里呼出的“爸爸”二字，對他說來或許很愜意，但對我說來可能完全是無意義的喃喃兒語。所以，嚴格地說，我從沒有叫過他們。

　　葉劍英元帥，我原是遵奉着當時流行的風習，喊過他“葉爸爸”的。但大約在我１０歲的時候，他聽煩了：“爸爸就是爸爸，什麼葉不葉的。”從此，我也就隨着他的親生孩子一般喊爸爸了。當然，總是在不得不叫的時候，才吞着聲音含含糊糊地喊一聲。而當我已成年，知道再喊他“爸爸”，不但意味着某種優勢，且在優勢之餘又有了點沾光的嫌疑的時候，我基本就不再喊，而以“委員長”或“副主席”代之。到了他已經去世一周年，我寫悼念文章時，則只呼以“葉伯伯”，雖然我一次也沒有這樣叫過他。

　　對我的繼父，我是很隔膜的。做小姑娘的時候，曾被他領着玩過，並不知那時他和母親的關係。待他正式與母親結為一家，我已是高中女學生。我一直強迫自己去愛他、尊重他，但直到他離世，我們，他的親生的與非親生的孩子們，甚至包括我的母親，對他都並不了解——直到我開始寫作，開始細細揣摩他們這一代人，這些抱着純真的理想，於３０年代投身“革命”的中國知識人。但他對我的了解顯然要早得多——當然是出於只有他那類人才具有的極單純的判斷。他離世前對母親說：“小慶⑴有一顆金子的心……。”那時我正在千里之外的河南採訪，這是在我已經無法回應他的時候，媽媽才告訴我的。

　　我的公爹是我在監獄裡的時候離世的。他一反中共黨內知識分子多年養就的克制，在醫院對他報了病危之後，提出一定要見我一面。這在任何時候幾乎都是不可能的，因為我那時是秦城的“未決政治犯”。但他以一名瀕死的人的權利，固執地一再請求。這次，居然勝利了——他幾乎輸了一生，卻贏了這最後的一次。怎麼回事？要知道，他的職位並不高，也不具種種嚇人的“海外關係”，更沒有托門子。或許，一種永恆的人類同情心終於戰勝了政治偏見？

　　在醫院保衛部的監視和監獄方的監押下，我來到他彌留的床邊。我握着他那已經瘦得變得差不多透明的手，不再顧忌兒媳與公爹間禮數的距離，把它貼到我滿是淚水的臉上。我仍舊喊不出“爸爸”二字，只依着我的孩子的輩份叫他：

　　“爺爺……”

　　我的公爹沒有理會我的淚水，我覺得他甚至沒有看我，但他開口說話了，微弱、斷續卻非常清晰，清晰到使得擁在他那間病室的每一個人：奶奶、我的丈夫、醫生、護士、醫院保衛部門的人、公安部的人、秦城監獄跟來的人，都聽見了——

　　“咱們……頂得住。”

　　那時是１９８９年底，“六·四”之後的恐怖與壓抑一點也沒有減輕。他開口說話了，他拼出最後的一點力氣把我叫來就為跟我說這最後的一句話。我感到一種父愛的熱潮向我湧來，感受到一個幼弱的女孩子所能得到的全部的愛：可依憑、可信賴、可以毫無戒備地沉浸其中的莊嚴的父愛。

　　我數十年的渴望有了歸結，我數十年的孤苦無依得到了補償！

　　我怎麼沒有父親呢？我有。有誰的父親能在這樣的時刻如此堅強仁慈，誰的父親能在他的孩子最需要他的時候這樣無畏？

　　我又被押回牢房。

　　望着窗外鉛色的天，和在天的襯托下顫慄在寒風中的樹枝，兒時的事一樁樁在腦海中閃過。是啊，我怎麼沒有父親呢，我有四位父親！

　　　　　　　　　　　　〔一〕我的生父　傅大慶

　　生父犧牲的時候，比我現在年輕。他是作為共產國際遠東情報人員被日本憲兵隊秘密處決的——也許是秘密解押。將近半個世紀了，這一細節至今無從得到證實。

　　我完全不記得他了，但據母親講，他是很愛我的。

　　“他很洋派，他喜歡第一個孩子是女兒。”媽媽說。

　　１９４１年末，他們受派遣回到外祖父的家所在的北平，以幫閒教授的身份周旋於漢奸、政客當中。我想他那時一定是非常緊張、非常寂寞的。

　　“他唯一的休息是抱你到北海去。他說小孩子常看水眼睛亮。”媽媽說。

　　他的未了之願一定很多，但起碼這一遺願是實現了。我的眼睛是很亮，抽象地說，不少藏着、掖着的苟且之事總讓我瞧破；具體說，我也已經見過好幾篇文章這樣描繪它。

　　我的從無做官願望的這一特質可能就來自他——如果愛憎與判斷力也能遺傳的話。他是在１９１９年因和陳獨秀通信，而後進了這名總書記辦的漁陽里俄語專修館，並於１９２１年派往蘇聯，成為莫斯科東方大學第一期學員的“黨的骨幹”。但是，直到２０年之後接受了那麼艱巨與危險的任務⑵，並且面臨早已預料的犧牲時，他在黨內也沒有任何職務。

　　他是一個聰明過人的人。據零星得到的材料，他中學讀的是教會學校，有很好的英文底子。從蘇聯回來之後，俄文已十分流利。在黃埔軍校聽過他作翻譯的人講了這樣一個“可驚”的事實：他一個人在台上，先將鮑羅廷的俄文譯成國語，又將國語譯成廣東官話，然後再照樣譯過去。據李菊生⑶說，當他自己在馬來西亞做學生運動時，父親是當地地下共產黨的負責人，想來他是懂馬來文的了。據媽媽說，在重慶時，一批海南同志來找他，他與他們一直咕噥着她一個字也聽不懂的一種話——想來是海南方言了。最特別的是他與我的外祖父的交往。老先生是清末翰林，頑固的保光緒派，出於聯姻名門之固癖而把我的母親嫁到湖南曾家。無奈母親那時思想太新，自己逃婚到日本，數年後又攜這樣一名自己“自由”上的女婿歸省，外祖父的怒氣可想而知。但事情後來竟朝着人們預料的反面發展，這保皇老人不但接納了他，居然還有一首七律寫到他們翁婿間的關係：

　　　　　　　　　　　　　敢道滹沱麥汴香，　　　　　　　　　　　　　臣慚倉卒帝難忘。　　　　　　　　　　　　　艱難險阻親嘗盡，　　　　　　　　　　　　　天使他年晉國強。　　　　　　　　　　　　　藹藹蒼松伴紫芝，　　　　　　　　　　　　　頜眉妙墨出瑤池。　　　　　　　　　　　　　朽株新被祥風拂，　　　　　　　　　　　　　一夕青回兩鬢絲。

　　　　　　　　　　　　　　　廣謀賢甥正　馮恕

　　親友們吟詠玩味之餘，一直以為這是馬列主義的偉力：我的共產黨父親以主義征服了頑固的岳丈。直到去年，當父親的傳記作者召集家族座談會廣泛徵集信息時，我才知道，原來他還懂藏文。外公之所以對他認可，是因為他能直接閱讀藏經——老人只認藏喇嘛，其他所有漢傳佛教高僧在他眼裡都是野和尚。

　　所有這些，他什麼時候學的呢？或者說，以他的天份，幾乎不用下功夫學？他們那一批共產黨人都是這樣的麼？

　　在日本憲兵隊的監獄裡，他受了很重的刑——這是我的有充分依據的估計。因為，媽媽作為從犯，又有孕在身，還被抽打、灌涼水、過電——我的妹妹生下來的時候，小身子上一塊紫一塊青——對他就可想而知了。

　　那時節，他的感受一定非常複雜。

　　在重慶遇到媽媽的時候，他已經４０歲，朋友之間有“王老五”之稱。他們閃電般地結合，政治，也就是說，黨需要他以名人女婿的身份到北平去住家應酬，搜集情報，恐怕是第一目的。那時候的人，大概將生死看得很輕。翻看他們留下來的隻言片語，我的感覺，在接受這個安排定了的命運的時候，他好象是樂呵呵的。１９４１年元旦，他們在著名的曾家岩５０號行婚禮。在那方輾轉保存下來的喜幛上，有一首“新郎自題”，向他美滿婚姻的牽線人致謝：

　　　　　　　　　　　　　郎才女貌兩相忘，　　　　　　　　　　　　　贏得傾心是慶璋，　　　　　　　　　　　　　絕俗文章師馬列，　　　　　　　　　　　　　胡公超姊自高強。

　　這是父親留在世上的唯一的字跡，方方正正，看不出性情與才氣。在那首打油詩旁邊，是葉參謀長的批語：

　　　　　　　　　　　　　好不要臉！

　　但也不是所有的與宴者都如此頑皮。‘胡公’周恩來的題辭是：

　　　　　　　　　　　　　形式與內容統一，　　　　　　　　　　　　　大璋和大慶同心。

　　他的賢妻給出了她自己的人生經驗：

　　　　　　　　　　　　　相愛合作，　　　　　　　　　　　　　善處始終。

　　喜宴結束了，他們結為夫妻。到了年底，帶着嬰兒（我）北上赴死。在他們的情感生活里，老實講，媽媽是很委屈的。父親沒有時間、沒有精力，甚至沒有心思顧到妻兒。這一切，當然，同為ＣＰ的母親都以“革命”的名義容忍諒解了。在他們已經落到日本人手裡，已經不可免地面臨他們最後的時刻的時候，他想到了什麼？

　　那時，他和媽媽分別關在同一個筒子最頭上的和最後一間牢房。牢飯，發霉的雜米和臭了的菜葉，對孕婦也一樣。一次，獄卒遞過碗來，意味深長地點了點頭，又指指那飯。媽媽接過去，急急扒了幾口，發現碗底下埋着兩塊肥肉。

　　“他想到了孩子！”媽媽差點呼出來。沒有工作了，妻子和孩子在他的心上終於有了位置，終於想到了自己的骨血，那個在如此不堪的景況下悄悄長着的小生命。可是，不是有點晚了麼？媽媽此時感受到的幸福是很有些苦澀的。

　　最後一次，壓在飯下邊的，不是肉了，而是一張字條。雖然都在獄中，他似乎比媽媽先一步知道日寇的結局，同時也預感到了自己的。他寫到了理想，寫到了勝利，他還寫到了——這可能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自己和家庭，向黨提出屬於他個人的要求：“請轉告組織，把我們的孩子送到蘇聯學習。”

　　２０年後，當我已經大學畢業，媽媽在偶然之間提起這一節的時候，我不禁黯然神傷。我的無畏獻身的父親，在這裡犯下了兩個錯誤：第一，他把他的理想看得太光明了。他到蘇聯的時候，那裡正是“餓鄉”，他顯然不是想讓他的孩子去享庸福。他把那方土地看成他美麗理想的寄託。然而，他不知道，如果想在一個有黨支部、有常委、有政治局擴大會議這種種鳥事的地方實現平等、自由、無剝削、無傾軋，要經過多少污泥濁水、殊死抗爭⑷。

　　他的第二個錯誤是他太單純了。在他的“革命”中，他不爭官。但他應該明白，如果你不是官，沒有黨內職務，你就不要寄希望於只有官兒們才可能獲得的一切 ⑸。

　　他也許以自己的心去掂量一名烈士臨終的託付；但他忘了，烈士之被活人想起來，只在那活人覺得需要張揚他的精神，以使更多的人為他們正享用的事業獻身的時候。當然人世間也許不這麼勢利，也會有人，包括相當志得意滿的人偶爾也念念舊情，但他不應忽略的是，必須立足於不作如是想，才不至受到傷害——當然，在他的願望被冷冷拒絕的時候⑹，人已經死了，已無所謂傷害不傷害；而且，他的孩子雖然未能如他所願去蘇聯，也都受到了高等教育；再有，無論從真正的學識人品，還是社會的承認，他的三個沒什麼幸福童年可言的孩子，除了靠自己一點一滴紮實努力之外沒別的出路，最後也都不遜於那些有資格去蘇聯受教育的同齡人。這，想來，可以稍稍慰他於九泉之下了。

　　因為從事的工作屬超級機密的緣故吧，雖然我們姐弟作為烈士子女由“組織”扶養到十八歲，他的名字和事情絕對不許提。媽媽嚴格遵守這一規定，包括她自己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當做“叛徒”揪斗的時候，直到１９８０年。一天，她打電話給我：

　　“爸爸的事讓說了……”她裝做很平靜，可是我感覺得出——父親犧牲４０年了，她已將近七十歲！

　　後來，她不知道從那裡打聽到，有人在編一部《烈士傳》，於是起念，希望父親的名字能夠列進去。我不知這想頭折磨了她有多久，我只以不聞不問來泄她的氣。她最後還是下了決心，決定給父親的顯赫老友寫信：聶榮臻，鄧穎超，還有誰誰，希望他們就入《傳》這事，為父親的身份做個證明。信發出去了，她等着，一周、兩周，一月、兩月……

　　媽媽曾很瀟灑。１９５０年初，當她被告知傅大慶的孩子均作為烈士子女由國家撫養的時候，她聲言自己有工作能力，願共同承擔。後來，在她的動員之下，舅舅們不但獻出了外公那所數房聚居的大宅，還將堪稱國寶的古玉“召工刀”、“周公髮箍”等老人的多年珍藏獻給故宮博物院⑺，弄得當時的北京市副市長徐冰親自到我們家來致謝。

　　分到她名下的外婆的首飾細軟，她也一樣不要。她和我的繼父一直在東北工作。１９６０年，媽媽終於回到北京。我記得第一次造訪她的家的情景。那一次，我真是大吃一驚。媽媽不是個講排場的人，這我早有思想準備。但我萬萬沒有料到，她的家會徒空四壁到如此地步。對革命、打江山等等，她一定有她自己的理解，與王震那種出身赤貧，嚮往“跳到少奶奶的牙床上踩三踩”的泥腳杆子可能完全不同。也許正是這種巨大的共同事業上的成就所襯托的個人的清貧，才會使她得到真正精神上的滿足。那就堅持下去嘛，這回，何苦呢？

　　她等着，沒有回音。信不會收不到，她寄的掛號。或許人家太忙？不會——他們不但都已離休，還都保留着自己一應俱全的“辦公室”。忘記了？也不大可能。因為，除了老年人其實有更清晰的早年記憶這一一般規律而外，鄧媽媽曾於１９７０年末在一瞥間將我認出，她脫口說的是：“和大璋當年一模一樣。”

　　事情明擺着，他們不回答，是因為不願或者不屑回答——雖然媽媽在信里既沒有要求房子，也沒有懇請安置子女；我那時也還沒有被扣上“資產階級自由化代表人物”這類帽子。

　　她希望最後能為亡夫作點什麼。她心目中的他的“老友”到了兒也沒有睬她。

　　父親幾乎沒有遺物。他們的曾家岩喜幛，是母親的一位非共產黨的女友，千辛萬苦保存了幾十年，文化大革命前夕輾轉交還給她的。他曾做過生活書店的編輯，生前被他的同志們稱為“文章高手”。身後留下的，只有一部譯著：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

　　　　　　　　　　　　〔二〕我的義父　葉劍英

　　我本不願，或許也不該寫我的義父，因為他在歷史上名頭似乎已被鎖定，不但有官方成摞的、板上釘釘的文件，還有官辦的傳記組。有關他的每一個字都要遷就不可冒犯的正史，鬧得不好，還會撞上不知什麼人的實際利益。同樣沾不得的是他的一批不但出類拔萃，並且已經動輒左右市場、左右他人的命運的子侄；外加成打的一提起他就要頓足、就要落淚的戰友與部下……我想，就算他們對他有着深切的了解——我認為並不大有——可能也只願他高高懸在天上，做一顆萬人仰視的遙遠的星。

　　當然，做星沒有什麼不好。多少人都想做星，付出畢生的努力，也不過是一方倏乎間即消逝於無際宇宙的隕石。但我知道他是一個人，一個才智出眾，卻處處容讓；充滿溫情，又時時克制；有着細膩的感受，內心又十分寂寞的人。更奇怪的是，原想退步抽身，卻總被卷進殘忍格鬥的漩渦中心；常常被認為超乎尋常地沉着機警，還大玩過幾次權術，卻是一個對政治極端厭倦的人。

　　我還不到５歲即被他收養。他之收留我，我想，一方面當然出於對父親的友情，另一方面，也因為他身邊正有一個比我稍大一點的女兒，而這女孩的母親，當時沒有、後來也未能和他們父女生活在一起。我，正象那位瑞士作家筆下的小海蒂一樣，成了３０年後以凌子而蜚聲影壇的他的親生女兒的玩伴。

　　當我漸漸長大，學會了觀察人生，特別在我已經成了一名作家的時候，我忽然悟出，原來一個凜凜偉丈夫——更不要說還是一位元帥，對婦人和孩子能懷有那樣的耐性和醇醇溫情。當然，它的反面，即越是卑瑣、無能的男子，越愛向婦人孩子瞪眼睛。

　　到我和凌子長到１０歲左右的時候，他的第四任夫人，在為他生下一女一子之後，又告離異。這時，和他生活在一起的，共有六個孩子：三名處在最討人嫌的年齡的少年和三名幼兒（其中一名是他的妹妹經手收下的一個與他完全無關的"love child"）。不難想象，對一個獨身男人說來，是一幅多麼可怕的情景，而他處之泰然，帶着這半打嫡系部隊，外加保姆警衛司機正好湊成一個班，唱歌、跳舞、打獵、釣魚……很難想象哪一個中國家庭如此民主，民主到沒有一個孩子感到家長的威嚴：他所暗示的標準過於寬厚，我們事事自己拿主意，沒有來自家庭的管束，甚至沒有建議。這寬厚與他所能提供的保護與給養加在一起，造成了在中國那時候那種酷烈與貧困的大環境中的一個小天地：無憂無慮，自由自在⑻。這本是一個正常國家每個未成年公民得以享受到的天賜的一份，不幸在中國成了特權。所幸當時與這項特權相伴的，是五十年代新中國那種心態的開放和對知識的渴求，而不是如今天這般攫取財富的渴想和機會，我們——起碼我和凌子——從而得以有了一副健全的精神，和只有在健全的精神下才能有的視自由與正義高於一切的內心準則。這就是為什麼凌子在１９６６年成為民眾中最先覺悟的頂尖人物之一⑼，也是為什麼我會在八十年代寫出這些“不討好”的作品，和以後的種種遭際。

　　那段時間我們玩得真是開心。而那一時期，直到最近反覆研摩共和國史才知道，正是他們一批所謂“元勛”被毛澤東無端猜忌，離開了他有着深厚根基的南方，隻身北上，以才智最高的盛年，在京都賦閒。“削藩”這套把戲，從史書上看，常令胸懷大志者煩悶暴躁，我卻沒有見他發過一次脾氣。不但不煩不躁，現在回想起來，他竟從不“走動走動”——這是幾乎每個在政壇上混的人都不得不為之的。他究竟是等待着還是隱忍着，或是以天生的淡泊來對待紛爭？總之，他是那麼安於被誤會，被擱置⑽，直到局勢真正需要他：一舉擒獲“四人幫”，推出鄧小平。

　　他是一個業餘科學愛好者，我還沒有見過一個不從事科學工作的人對科學懷有如此天真不倦的崇敬。四十年代初，在延安那種地方，他曾把他的寶貝女兒牛妞，也就是凌子，交給馬海德醫生作牛痘實驗；到了五十年代，他的愛好又得以升級：我對導彈的最初的認識就來自他的親口詮釋。一天，那時我剛讀初中，他請才從美國歸來的錢學森夫婦吃飯。客人未到之前，他極為高興地以幾個孩子為對象，講這馬上來的人有多麼了不起，是“研究一種能追着飛機飛的炸彈的”。要不是凌子的堅決抵制，他恐怕會把家中所有的孩子都送進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但後來我棄工從文，他倒也沒說什麼。在我跑去告訴他：“我現在乘飛機飛來飛去，住大飯店、出國，都不是因為爸爸的關係，而是我自己掙來的。”他也由衷高興。當然他也沒有見到我的坐牢。他切盼他的孩子們學到哪怕不大，卻是實實在在的一兩手本事；而當他們不是這樣的時候，也未見他厲聲斥責，只是默默地失望，默默地傷心；最後，沒本事的孩子借他的名義“出息”了，他理智上的責備總是向他的親情之愛讓步。

　　最近，我有機會反覆揣摩共產黨從建黨到奪得政權這３０年間的歷史，在重重的政治煙幕中找尋合乎邏輯的歷史印跡。無論對誰，這都不是件輕鬆活兒，對我尤其如此——因為我的義父混跡其間。我懷着學人絕不應該有的關切與忐忑，在一部又一部冠冕堂皇的廢話間，找尋他有沒有如他的同夥那樣或踴躍、或無奈地欺上壓下、賣友求榮，努力發掘他保住自己位置的秘密。比方說，１９３５年那封電報，究竟收到過沒有（編者注１）；１９４０年，新四軍與日軍大本營，到底有沒有直接聯繫；１９６６年秋，他焦慮地為毛澤東到國外購置尼龍避彈衣（編者注２），而轉眼間，又因發怒而拍裂了自己的指骨，貫穿其中的，究竟是什麼。我發現，他從不反抗，也不出面主持公道；每有變故，他持的往往是容人、給人方便、放人一條生路的態度——但以不開罪毛澤東為限。他的主調是溫和，而這溫和，究竟是出自快樂的、喜好美景美食美色的天性，還是因為看了太多的慘烈？他不是個憨人，他非常聰明，什麼都看得清清楚楚。政壇惡濁如此，生逢一連串詭詐矯情的“路線鬥爭”，他只是不做幫凶，努力不廁身其間而已⑾。毛澤東晚年給他的評語是“呂端大事不糊塗”。我體會，這不糊塗的第一要旨，是篤信“只要有這人（毛）在，一切反抗只是自取滅亡”。

　　１９８３年，我寫重慶易幟前夕中美合作所屠殺的時候，他還健在。那次，他不僅詳盡，簡直興致盎然地給我講述“軍統特務案”中他所經手的細節。到我開始寫歷史紀實，他已離世。對我說來，最覺後悔的是，與他廝守有年，竟一次也沒有就重大歷史疑點向他求證。

　　我和他從來沒有親近過。他順口將我稱作“女兒”，很耐心地給我改詩⑿，都不意味着他曾很關注我的成長。家裡增加個把孩子，在他說來不算什麼事，我也從來不曾有過童年的家庭感受。

　　我遠遠地望着他，只知他晚年非常寂寞。隨着地位增高，他變得越來越傷感，越來越脆弱。在一步步走向人生的盡頭的那幾年，似乎是，他漫長生命當中每一個片段，都在他的記憶里活了起來，彈撥起當年壯懷激烈戎馬倥傯而來不及體味的一切。到這時候，已經沒有人為了“謀”個什麼巴巴地去看他了，他終於得以只生活在他自己的世界裡。他的老友，包括我的母親，終於得以去看他。那場面令人悽然——似乎誰都有話要說，而誰都說不出，只“執手相看淚眼”。他們想到了什麼？他們是不是在無聲中交流着當年為了“革命”而輕易地拋下的屬於人的可懷戀的一切？就是這時，他顫抖着為我的生父題寫了那四個字：“義無反顧”。放下筆，已是淚流滿面。

　　世間流傳着不少有關他的緋聞，傳到我耳朵里的時候，已近天方夜譚。如果有人嫌世上千萬種言情小說還不夠，有興致再加上幾種口述本，也沒有誰阻止得了——哪怕那指名道姓的版本離譜離得厲害。善於寫詞的毛澤東推崇他的七律，他自己最鍾愛的卻是北宋詞人辛稼軒。為什麼？他沒說過，我也沒聽見誰問過他。有着極高的才具與抱負的辛棄疾四十二歲就已被閒置，一腔鬱憤怎麼個去處？政治上失意，人生價值並沒有貶低。於是，我們終於知道，寫出“醉里挑燈看劍”這種典型軍事政治家豪邁句子的詞人，能對一片山、一叢樹，對農人的辛勞、孩子的嬌憨，有如此細膩的感受，對女性的愛戀也會如此明艷哀傷。他呢？辛稼軒寫道：“知我者，二三子”，他不是麼？對於居處布置，他沒有特別的口味。走到哪裡都不變的，只有那幀掛在床前的母親的像；還有《稼軒詞》，永遠在手邊。

　　他或許有着常人難以企及的感情經歷，但那結局在常人看來，也許稍嫌寂寞了一點。這個一生對女性懷着不倦的激情，也一直為她們所眷愛和景仰的人，在他“輝煌地”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沒有一名愛過他和被他愛過的女子被允許守在“身”邊。他的葬禮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他的四任夫人，還有在他五十歲上鰥居以後的３０多年的歲月里，曾比較深入地介入他的生命的三位女性——當時她們七人全在世——都未能露面。

　　就心理而言，我不認為我有一個幸福的童年。我覺得世上最殘忍的事情之一，就是一個做母親的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別人家去寄養。孩子不象成人，家庭幾乎就是他的一切。他還太小，家裡得不到的，沒有能力到社會上取得。如果有人——哪怕是親戚和最要好的朋友——把她的孩子寄在我這裡，我不能保證，我對他們能象對我自己的孩子一模一樣，一樣到連孩子本人都察覺不出來。

　　他沒有當面誇過我——也沒有罵過。後來我知道，他對別人說過我愛看書，可能我老是泡在他的書房的緣故。但有一句評語被我聽到了，還不只一次：“養不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