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我的繼父　唐海

　　我的繼父初初看去是一個心不在焉的人。他生活在他自己思索的世界裡，只有當訊號過分強烈時，他才回到世俗中來。而他一回來，立刻就給出自己的結論。

　　他是１９３６屆上海交大的高材生，本已在當時的中央政府就職，只因一個偶然，他去了延安。那是有一次，他在軍用機場等候他所託運的技術物資，左等右等不來，最後被告知因艙位緊張未能啟運。而就在這時，他一眼瞥見飛機上正往下卸的達官貴人的保姆和嬰兒車。就這麼一怒之下，他決定革命了。而那時革命似乎只有一個去處——延安。因為英文好，他曾在那山溝里為毛澤東作翻譯，也是中央研究院少數幾個又學通了一門俄文的人。斗王實味，不知他是否在場；從已發表的資料看，“坦白”和“搶救”的時候，他已被發到了綏德，就在那裡被關進監牢，罪行是“同一名女青年接過吻”。後人，包括他自己的弟弟⒀讀到這裡都不禁莞爾，但他已經嚇瘋了。在此後的大約４０年，他沒有離開過“冬眠靈”。

　　抗戰勝利前夕，延安開始給被“冤屈”的同志甄別。打的時候就稀里糊塗，甄別的時候清楚得了嗎？毛澤東說：“現在東北快解放了，需要大批幹部。讓他們自己到前線去做結論吧。是共產黨人，一定留在共產黨內；是國民黨人，讓他跑到國民黨去，怕什麼呀！”他去了東北，緊隨在接收地盤的大部隊之後。他沒有離開共產黨，到死都守着他年輕時候的夢——不僅守着夢，還象所有得到了“黨的寬大” 的人一樣，懷了一腔感激和對未來的憧憬。

　　他和母親就是在那裡遇見的，在那片寒冷荒蕪的富庶之地。他是工業部化工局的技術處長兼計劃處長；她是該局合成煉油廠副廠長。這可能是我的繼父一生最愉快的時間，因為“前線”需要汽油，沒有人會在這個當口整他們。那幾年，他的從油母頁岩中高效採油的建議得以充分的發揮；他還是當時少有的能與蘇聯專家直接交談的主管幹部。我的母親是一個太愛才的人，完全被他的知識和談吐迷住了。看他實在太邋遢，那樣風流的人品，竟睡在光褥子上，母親把自己心愛的細亞麻布床單親自為他鋪好，算是照拂也算是一種情感傳達，沒想到再見面時，那床單已被撕成一片片包在腳上了。

　　“建國”了，象他這種從延安“煉”出來的技術人才，應該是共產黨的寶貝了吧？不料他因為太懂技術，又不加掩飾地把他懂得的說了出來，竟得罪了不那麼懂技術卻很懂政治的“泥腳杆子”。從５０年代起，到文化大革命，只要有政治運動，他所在的石油系統揪出來斗的，一定是他。到了５０年代末，他已被貶到大慶，貶為一個幾乎沒有人知道的部屬“安達石油學院”，任職副院長。他一點也不覺得有傷自尊心，也不覺得有什麼不正常，反而一心一意認定非把這所學院辦好不可，起碼辦得如他母校一般，成為全國一流的工科大學。他親自教授普通物理、高等數學和英語，訓斥他認為不稱職的教師和不用功的學生，親手布置圖書館和實驗室⒁。就在學校開始有起色，學生們開始愛上他的時候，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和每次一樣，他又被當作靶子拋了出來。他在延安整風期間落下的精神病從沒有過徹底治療，二十幾年來一次次犯。這回，當我的弟弟聞訊到安達去接他的時候，他正跪在零下３０°的雪地里，雙手和耳朵上凍起血泡，口裡喃喃叨念着延安的認罪詞。

　　他被接回北京，和家人生活在一起，神志一天天清醒。沒有學可教了，想到大慶油田那麼好的地質條件，卻因出水過早而有２０％的原油“窩”在井裡而廢掉，實在可惜。他認為這是注水管的出水孔簡單地平均分布所致。他列出公式，計算並且繪出了合理的注水孔的分布圖。他致信有關部門，沒有人理他，更沒有人撥給他一口井作實驗。從１９６６年到１９７６年，他在北京大小胡同的鐵匠鋪里轉，交了一批圍着帆布圍裙的白鐵工師傅朋友。他們按他的口述給他打造大大小小的採油模型，從此，家裡丟滿了他的“實驗器皿”：洋鐵皮盒、洋鐵皮管和泡沫塑料塊，本已擁擠不堪的公寓套房成了他提高大慶油田出油率的實驗場地，家中定量供應的食油成了他的實驗材料。

　　待到他認為這項實驗已經有了結論，卻見不到任何被用到油田去的可能的時候，一句話也沒說，把“場地”草草收拾掉，開始一頁接一頁背鄭易里的《英漢詞典》。詞典背完了，還能做什麼呢？他又投入一項新的純理論研究：質疑愛因斯坦的《狹義相對論》。他把他的構想向我解釋，其鄭重與熱切就象是接受一項國家研究項目。從此，家裡滿是他的計算公式，密密麻麻地寫在小學生練習本上。

　　我不知沉浸在這種境界中，人會有什麼特別需求。他不斷向母親討酒喝、討煙抽，而媽媽也象所有的妻子一樣，扣住不給。他於是自己到小鋪買，媽媽又扣他的零用錢。他於是以他能得到的一點點錢，買最下等的，身上永遠散發出劣煙劣酒的臭氣。一次，我四歲女兒發現她屋形小撲滿突然之間空了。問到他頭上，當外公的開心大笑起來：“哈哈哈，大公公偷了菟菟一房子的錢！”

　　他不象父親，不象家長，社會上的事他都不甚瞭然。他只象是家裡的一個不挑剔的大孩子，一個可有可無的人。有一回，他不無驚惶地提着一支不是盒裝而是筒裝的鞋油問媽媽：

　　“楊潔，現在的牙膏怎麼是黑的？”

　　他生活在他的理論和技術世界裡，即使和家裡人，好象也沒有多少話說。他的夥伴只剩下３歲到６歲的孫輩，１９６８年出生的菟菟成了他寂寞晚年的小友。他把她叫做“鳥兒”，她的牙牙兒語在他聽來就是如此，而這對他也就夠了。

　　他的孩子那時是十多歲的少年，他的學問和為人距他們的理解力太遠，他的怪誕卻已到了他們容忍的極限。弟妹們不但不和他親熱，反而將他們的愛與依戀轉向反面，不理他、呵斥他。只有我給他買酒，並且坐下來陪他喝一小杯。這時，即便他沒有發病，也會大睜着充滿血絲的眼睛對我說：“小慶，我一定好好學習馬列主義，一定好好改造，要不然就會象王實味一樣去做特務。”這可能正是我寫王實味的最初動因——我想要知道，王實味到底怎麼了，能把一個優秀如我的繼父的人嚇成這樣。

　　我的第一本小說集出版時，高興地題辭送給母親，完全忘記了他是母親的配偶。對此他絲毫不計較，他讀完了全書，隨即把他最喜歡的《後記》譯成英文送給我。１９８２年，他的小女兒，我的小妹妹，在２４歲上患絕症離世，我們全家陷在悲慟中無以自拔，身為父親的他卻象是淡淡地沒有這回事。不過數月後，他突然一句話沒有就去了，這時我們才知道他心裡的創痛，不會與人分擔，只能自己默默承受的創痛。

　　我的繼父是一個心思與情感都很深的人。而全世界，包括他最親近的人，都忽略了他。沒想到的是，他的死訊傳到安達，竟有那麼多多年以前挨過他的罵的學生為他哭。我一次次買了送給他的酒，還一瓶瓶地排在柜子裡。每憶及攔住不讓他喝的情景，媽媽都唏噓不已。母親整理他的手稿，數百頁精密的計算之後，赫然出現的是這樣一個結尾：

　　這篇論文從１９６６年開始寫作，直到１９８２年，前後寫了１６年才寫到現在這個樣子。

　　我感謝毛主席對我的教導，尤其是《兩論》對我的啟發；我感謝周恩來總理對我的精神鼓舞，我感謝葉帥對我的挽救，並且把我調到了北京這一科學中心，並且指示要用辯證唯物主義、群眾路線和理論聯繫實際的方法進行工作；鄧帥明確指出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重要命題，給了我對這篇論文的正確性以充分信心。——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萬歲！偉大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萬歲！革命先烈萬歲！

　　　　　　　　　　　　　　　　　　１９８３年２月２日　早春氣息之夜

　　我們終於知道，那場紅色風暴來臨的時候，他所受到的驚嚇：他逃進愛因斯坦，將學術視作唯一的藏身之所；我們終於知道，延安那一擊，給他的戕害之難於複合。掌權的大人物為着自己的交椅而拼就的政治套語，已經融進他的生命，直到死的一刻。

　　“可憐死了，可憐死了……”媽媽說，哽噎着。

　　他的油田注水方案據說已經用在新油井開發上。他的對《狹義相對論》的辨詰至今沒有一個人能看懂。如果這份心血不能當作他的成就，也算是一個因“早年革命”而失了心智的人在那場新的、令他顫慄不已的年代裡的一個慰藉吧。

　　　　　　　　　　　　〔四〕我的公爹　王磊

　　當我作為新娘被帶去見公公的時候，他正關在“牛棚”里。那是１９６７年，我和我的丈夫剛從文革初期的衝動中醒過神。我不記得此前是否打聽過王德嘉的家庭背景。嫁了，去看公婆，最自然不過的事。

　　他獨自一人坐在他的牢房的板鋪上，頭髮鬍子都很長，看上去就象一名山野道人。我們被帶進去的時候，他只淡淡地點了點頭，連我的名字都沒有問。三人（我們夫妻外加一名看守）落座之後，王德嘉開始向他宣講形勢：毛主席的指示，山河一片大好，云云。他靜靜地聽，眼珠都沒怎麼動。這樣大約講了半個小時，王德嘉回過頭對那看守說：“下邊，我們要談點家裡的事，您是不是……”

　　那人直盯着他，不吐一字，也不挪動一下。王德嘉嘆了一口氣，回過頭開講家族豆腐賬：大哥如何，二哥如何等等。

　　不幸那看守是個凡人，坐久了，不得不出去“方便”一下。就在他剛剛起身出門那一刻，我看見我公公那雙藏在一堆毛髮當中的眼睛突然亮了，鼻子下邊一蓬鬍鬚正當中，也咧出一個笑縫。他仍然沒有說話，只欠下身，撩起他的床單，示意我們向下看。我們伏下身，只見鋪板下邊，一簇簇吊着——糖果、糕餅和香腸。

　　門一響，看守方便回來了。王德嘉重新開始向他宣講如何正確對待群眾，如何正確對待自己。他靜靜地聽着，就象我們剛進來時一模一樣。

　　後來，文革結束了，大家都開始了正常生活。我不是一個正常生活下的好兒媳。我們拼命趕工作，好象要把十年荒廢的歲月搶回來。我不善理財、不知孝敬，不但不能朝昏定省，有時成年累月不登門。公公本是個講究家規的人，但都原諒，似乎是，只要“孩子肯上進”，又有過“牛棚”那一面，怎樣都可以。

　　１９８９年春，他常年的咳嗽最後診斷為癌。公公一天天消瘦，心情卻十分平靜。他是個懂醫道的人，知道“活下去”本已無望，只為這是我們大家，特別是奶奶的切盼，於是忍着巨大痛楚，不但一一嘗試種種莫名其妙的新藥，還一一向我們解說種種治療方案。

　　“六·四”之後，他把我叫去。他很少叫我，除非家裡有了什麼稀奇古怪的好吃的東西。那次，他已經瘦得讓人不忍抬眼正視。對我的退黨，他什麼也沒說，只問了一句：“還做過別的嗎？”我一一稟告之後，他點點頭，依舊什麼也沒說。

　　在牢裡，我以為，再也見不到我的公公了。沒想到，他提出臨終的請求——

　　在醫院保衛部的監視和監獄方的監押下，我來到他彌留的床邊。

　　我拉着他的手，哭着：“爺爺，我第一次見你，是你在坐牢；你這次見我，又是我在坐牢。當時，我不信你坐牢是因為做了壞事；你也一定要相信我，我沒做一件壞事……”

　　就是在這時候，他說的那句話：“咱們……頂得住。”

　　我說：“爺爺，你也一定要頂住。你最愛喝我燒的湯，你要等着我，等我回家燒給你喝……”

　　他點點頭。

　　過了一會兒，他似乎有話要說。我俯過身去，那聲音輕得只有我能聽見：“回去看《李將軍列傳》，這是我最愛的一篇。”我連連點頭。其實我何須看，我早就背下來了：

　　　　　　李廣才氣，天下無雙，家無餘財，終生不得封侯。

　　最後，在這名鏖戰終生的將軍已年過花甲的時候，與敵酋單于遭遇，本以為可以最後效命國家，不意又為以裙帶而高位者別遣，使他最後失去了“居前，先死於陣”的機會。不死於疆場，竟受辱於刀筆之吏麼？李將軍從容引頸自刎。

　　我的公公為什麼在這一刻特特囑我讀這篇？

　　他也是１９３６年的大學生，北平中國大學文科。共產黨建政之後，他傾注全力於他所主持的血液研究機構。到了六十年代中，一茬人才已長成，一批重大成果正呼之欲出。他對他的部屬“省約文書籍事”，“寬緩不苛”，“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他不近水；士卒不盡食，他不嘗食”。然而，象李廣一樣，沒等他以他的才識而非攀援小技在事業上一搏，竟被閒置，一擱就是２０年。不覺之間，已屆大限。他一生中，擔當時間最長的職務是“政委”，雖然直接過問業務，但在一生中，不知被迫用多少時間端正路線、開會、背誦主義教條，最後覺得心靈相通的，竟是漢代李將軍。

　　這是他要我讀的麼？

　　醫生、我的婆婆，都催我離開，因為他的心臟再經不起任何輕微的情緒波動。我伏在床邊不肯走，他們把我拉起來。我說：“爺爺，我回去了，我不能送你了，我現在給你鞠個躬吧，爺爺——”

　　我站在床邊，深深彎下身，向一名尚在人世的人行了致亡靈的敬禮。我曾在黎澍先生靈前這樣深深致禮，對毛澤東和周恩來，都不曾有過這份敬意。我的公公平躺在病榻上，沒有看我，也沒有動。

　　我果然沒能去送他，那是四天以後。他是在異常清醒的情境下安排自己的離去的：他切囑我的婆婆，絕對不許開官方主辦的追悼會，不要官方悼詞，不要通知任何“同志”。

　　我知道了，李將軍一生最看不起、最恨、但最終也逃不出他們的掌握的，是刀筆吏！

　　５２年前，他從家裡逃出，投入“革命的大家庭”，天天講“階級”和“鬥爭”；此刻，他只要家裡的人在他身邊，只要親人們送他走。

　　他棄學出逃的時候，頂着的罪名是“赤匪”；此刻，他去的時候，切囑要一身素白，只着一套白色學生裝。

　　他不戴帽子。半個世紀，他看夠了“帽子”。他讓他一頭銀髮自由地披着。

　　他生的是肺癌，早知自己將不久於人世。診斷書拿到不久，就寫了一首《自輓詩》：

　　　　　　　　　　　　　是非功過兩茫茫，　　　　　　　　　　　　　死後何須論短長。　　　　　　　　　　　　　平生不問毀與譽，　　　　　　　　　　　　　捫心無愧自蹈揚。　　　　　　　　　　　　　結髮上陣書生氣，　　　　　　　　　　　　　此際只余臭皮囊。　　　　　　　　　　　　　白衣裹身悄然去，　　　　　　　　　　　　　燕山深處是吾鄉。　　他不願去八寶山，我們將他葬在西山一座平民公墓中。這詩，王德嘉謄清之後，就鐫在那方漢白玉碑上。

　　我的四個父親，四名知識分子，四位共產黨人，都已經去了。我現在真的沒有了父親。

　　我領略過父愛麼？

　　小的時候，我做過一個夢。在那夢裡，不知誰，也不知在怎樣的一個情景下，總之有人確切告訴我：

　　“你的父親麼，就在那兒……”

　　我朝他所指望去，就在那張我平常睡的、空無一物的大床下，有一隻空火柴盒，一隻早期北京人用的那種薄薄的、火柴還沒有用完就會破損掉的火柴盒。

　　我爬到床下，把它拿出來，小心翼翼地放在手上。後來的細節記不清了，似乎是高山峻岭，深澗大河……我們——我，還有兩個年幼的弟弟妹妹——護着那小小的火柴盒，生怕一個閃失，它會丟了，永遠丟了，再也找不回來。

　　這夢一次一次重複，每次醒來，都心跳不止。父親是誰？他還在嗎？在哪兒？我不知該怎麼辦。我希望在夢裡見到父親，想知道父親的確切樣子；又怕這夢，怕這夢裡永無了結的疑惑和惶恐——直到我成年，有了丈夫，知道王德嘉確切睡在我的旁邊。這夢魘終於去了，關於父親的夢魘。如果我有幸遇到弗洛依德的弟子，也許他們會告訴我，這是你對父愛的渴想，獲得的渺茫，和一旦得到唯恐失去的惶恐。

　　是這樣麼？

　　我清楚記得第一次，可能也是在弗洛依德的書中，讀到“審父”二字時所受到的驚嚇。我呆住了——審父？父親難道可以審麼？

　　現在我的父親都已去了。他們可能很英勇、很顯赫、很茫然，也可能因為走在“六·四”那種時刻，而滿懷鬱憤。所有這些，都已不再重要。他們可能並不確切瞭然曾為人父而活在世上，而“為人父”又是一件多麼沉重莊嚴的事。他們不可能知道的是，他們的女兒，小心珍藏深埋着的片片溫暖的同時，已然在理念上接受“審父”的全部哲學涵義。

　　我—在—審—父，對此不無驕傲，也不無痛苦——在我的共產黨父親們一一離世後；

　　我—在—審—父，當“父親”所代表的已不僅是個體的血緣承襲和信從依賴，更代表了男權社會的全部現存觀念和權威；

　　我—在—審—父，對“以共產主義為名義所進行的統治”窮追猛打。這是一個時代，一種強權，當中國人醒了，成長了，不再幼弱無識地對“大救星”緊隨緊偎；

　　我—在—審—父，以民族的名義，以百姓的名義，以戰死的士兵、餓死的農夫、屈死的詩人名義，以被偷盜的真誠和被誘姦的理想的名義，以被活活剝奪的富農和資本家的名義。

　　我在審父，支持這審判的，有閱讀、有訪問、有無時無日看着的和想着的一切。最重要的，卻是父親們留給我的一份終生擺脫不掉的精神遺產——只有早期共產黨人才有的那一縷清澈的理念：大同。

　　清澈的理念已如清澈的河流一般，在世上越來越少。

　　我對它無比珍愛。

　　　　　　　　　　　　　　　　　１９８９年４月初稿於北京秦城監獄　　　　　　　　　　　　　　　　　１９９４年４月定稿於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原文注釋：

⑴　這是我的乳名，因為生在重慶，父親又名“大慶”之故。

⑵　１９４１年，延安共產黨中央與“遠方”的聯絡漸疏，第三國際要中共幫它建立自己的設於敵後的電台，父親冒死赴北平。

⑶　１９６０年代香港新華社社長。

⑷　但戈爾巴喬夫畢竟出現了，雖然已出現在他所期望的４０年之後，所做的還是在修正他的無產階級前輩。當代最讓我傾心的政治家就是戈爾巴喬夫，我為他遇到的每一個小挫折心急如焚。在獄中，我唯一一次聽新聞而落淚，就是戈爾巴喬夫對頓巴斯礦工說：“我知道，你們罷工，是因為對改革盼望得太切。”　我這樣為蘇聯的改革成功祈禱，除了一般的原因而外，還有一條就是為我的父親——我不忍他的企盼落空。

⑸　共產黨向來看重黨內位置，不但以其高低來決定吃穿住包括知情（讀文件）的標準，誰當死誰不當死也據此而定。１９２７年３月，瞿秋白為黨內新貴。得知國民黨即將血洗上海的消息後，黨緊急通知並克服種種困難，將其妻楊之華接到武漢。１９３１年，瞿在黨內大勢已去。當中共中央遷往江西蘇區時，他本可留在上海與魯迅“並肩戰鬥在文藝戰線”，但非要他跟去作一名可有可無的“教育委員”。他曾苦苦請求攜妻同往，不獲批准。１９３４年１０月長征前夕，明知將他留在江西極端危險，且帶着他也不是什麼難事（王稼祥、聶榮臻、毛澤東包括毛一次次懷孕流產的妻子都是乘擔架長征的），仍決定他留瑞金。不久即遭逮捕。

⑹　媽媽因臨產逃過了日本憲兵隊撤退前的處決。１９４６年，國共合作，部分共產黨人返回北平。她一接上黨的關係，立即轉述亡夫的請求。組織的答覆是：全國就要解放了，我們自己將有很好的學校，孩子不必送出去了。

⑺　當時他們兄妹還得到一張中央人民政府的褒獎狀：“河北省大興縣馮大生、馮大可、馮大申、馮克柔、馮徽之、馮德符、馮士行先生等，秉先人馮公度先生遺志，將所藏古玉、石屏、金文硯等一百四十七件暨所藏圖書一萬七千六百五十冊，捐獻人民政府，化私為公，殊堪嘉尚，特此褒揚，此狀。”簽發人是文化部部長沈雁冰，副部長周揚、丁西林。

⑻　我在不少懷念文章中讀到當幹部的父母如何一本正經地教導他們的子女，心中不禁悶笑：不知這是父母在向孩子作戲，還是寫懷念錄的孩子向讀者作戲。從葉劍英的口裡，我沒有聽過一句革命大話。不過，他常常喜歡拿些他覺得或重要、或有趣的文件讓我們看。神色之間，似乎是：“對你們，無疑玩兒是正經。但玩兒過之後，不妨翻翻。”

⑼　她那時是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領袖之一，而這批青年是最早和最徹底批判毛、劉精心營造的政治禁固的覺醒者。沒有這個層次上的覺醒與批判，不可能有今天中國社會的大變革。可惜這個道理和這段歷史，至今未見清晰的敘述。（編者注３）

⑽　當時他最喜歡的一首曲子是《江河水》，是他自己從瀋陽帶回來的，好象還是老式的７８轉的唱片，回來就讓我們聽。他沒有解說，只告訴我們這是一首古廟裡保存下來的曲子，用一種不很常見的、叫做“雙管”的民間樂器奏出。這曲子他常在他的臥室里放，放到我們不但記住了它的每一個小節，還到了簡直不能再聽別的樂器演奏這首曲子的地步，包括後來的以四管交響樂隊演奏的《東方紅》當中的那一段。《江河水》當然後來也成了我最愛的曲子，無論走到多遠，一聽這曲子，就替中國和中國人流眼淚，並且一直在找最早的版本。我差不多已經忘記了這動因，直到最近聽宋飛的演奏，聽《江河水》用二胡奏出時，把雙管撕心裂肺的哀號弱化，才隱約悟出他深藏在內心的悲涼，悲涼中的堅忍，以及強忍之後的鎮定。他是廣東人，輕俏綿軟的廣東音樂也聽，還能自己以彈風琴的方式用鋼琴自伴自唱崑曲“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頹垣”。但這都是在平常的、大家湊趣的場合。真正打動他的，恐怕還是北方那種粗礪荒漠。這或許與他其實不是廣東人，而是客家人，有着真正歷經千辛萬苦、一路從北方為自己拼出一條生路的祖先有關？

⑾　五十年代，他與歷史學家吳晗有着很輕鬆自然的友誼，十三陵剛剛開掘，吳就領着他，當然還有我們一大堆累贅，順着梯子爬下去看。最近讀書，看到他在廣州期間曾盡力照顧絕無一絲阿諛的陳寅恪，心裡更覺溫暖。

⑿　我１４歲的時候，由學校組織到郊區植樹，曾寫一首“鼓動詞”：

　　　　　　　　　　　　清平樂　《植樹》

　　　　　　　　　　　　　三月薰風　　　　　　　　　　　　　吹遍禿山頂　　　　　　　　　　　　　揮鎬植樹林　　　　　　　　　　　　　石硬心更硬　　這黑板報稿放在我自己的桌上，不幸被他看見（他經常“主動巡視”每個孩子的房間）。他找到我說：“三月吹的不是薰風。詞對形式要求很嚴，不可以隨便增減字句。”

⒀　他們兄弟二人先後從上海交大畢業。弟弟唐有祺赴美習化學，畢業於加州理工學院兩次諾貝爾獎得主鮑林教授門下，現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北京大學教授。

⒁　最近聽到他的老友（現在已是他的親家）臧福錄教授講他們當年同在大慶石油學院時，他的“濫用職權”：學校是經常開那種煩死人的政治動員大會的。他是校領導，當然得坐在主席台上。對此，我的繼父難於忍受。他的解決辦法是，常把當教師的臧福錄也叫到主席台上，兩人悄聲討論化工熱力學。

Michael　Zhu　摘於《明報月刊》　一九九五年一月號

〖編者注〗

１．中共黨史載，１９３５年紅軍長征途中，張國燾為首的四方面軍曾有一封密電，要將毛澤東為首的一方面軍“解決”掉。此電報被葉劍英交給中央，使一方面軍得以逃脫，從而“挽救了黨中央和紅軍”。然而徐向前元帥等原四方面軍領導人，卻在他們的回憶錄中，否認有這麼一封電報。

２．文革開始時曾有廣泛流傳的葉劍英講話，說毛主席可以活到１５０歲以上，林副主席可以活到１００歲，是“全黨全國人民的最大幸福”。

３．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最初為北京地質學院造反派“東方紅”的學生領袖朱成昭所領導，葉向真（即凌子，當時丈夫為鋼琴家劉詩昆）為首都藝術院校造反派的頭頭。首都三司為批鬥彭德懷將他從四川押到北京，由朱成昭等“審訊”，朱等聽了彭關於黨內鬥爭、廬山會議的“交代”，轉而同情彭德懷，後來“墮落為反革命分子”。朱同葉向真曾企圖雙雙外逃，被周恩來派人在邊境截回。朱從此不知所終，葉在父蔭下得以保全。首都三司改由王大賓領導，成為後來的“五大學生領袖” 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