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去年北京金水橋汽車爆炸和這次昆明大規模血腥砍殺，中國西部邊陲新疆的局勢越來越成為中國人心腹之患。一位曾訪問過越南和新疆的海外學者比較：他在越南時，雖然心裡明白自己是在外國，卻常常感覺像在中國；在新疆南疆，雖然心裡很清楚他是在中國領土，但常常覺得自己是在國外


　　老高按：昆明火車站大規模砍殺、造成慘重死傷的事件震驚世界。令我震驚之一，是這伙暴徒針對平民、濫殺無辜的冷血暴行；震驚之二，是爆發在昆明這個遠離新疆的美麗城市，那裡有我安分守己的親屬，也有我的多位朋友和朋友的家庭；震驚之三，是這麼多人、統一服裝、統一兇器，必然要事先進行策劃和準備，在當局的維穩經費達到天文數字、攝像頭無處不在的情況下，居然毫未察覺！
　　兩天來，此事占據我全副身心，除了追蹤了解事件全貌、緝捕在逃兇犯的進展，也探尋這一事件更深遠廣闊的背景，思索釜底抽薪的根除之道。也巧，就在事件爆發前一天的晚上，我與一位長期在四川藏區幫助當地教育部門編寫教材的朋友長時間交談，這位朋友講述所歷所見，雖然講的是藏人和羌人中普通民眾的生存狀態、社會地位和心理感受，都不是具有自覺政治訴求的追隨達賴喇嘛者，更不是維吾爾伊斯蘭激進教派的教徒，但還是讓我舉一反三，得以對昆明事件有了更多維度的觀照。
　　無疑，對暴徒必須繩之以法，他們理應受到強烈譴責和嚴厲制裁；我也完全贊成咱們萬維上不少博客的呼籲：不能被怒火燒出盲目的民族仇恨，要盡力清除種種偏見——包括種族偏見、階級偏見，應該摒棄一切種族污辱的詞彙。同時，我也期望中國官方，尤其是中央和省、自治區這一級執政者，能以這一事件為契機，摸索出更合理、更有效的綜合治理的體制、機制和政策，促使各民族能彼此和睦、平等相處。
　　讀到不少各種觀點的文章，有助於我深入地思考昆明事件，現挑出兩篇貼在下面，供更多人分享。兩篇文章，都是昆明事件之前發表的，但是在昆明事件之後讀起來，更體驗到一種切近感、針對性，講述的許多情況，過去我基本上不了解，感到十分新鮮。
　　第一篇是《鳳凰周刊》采寫的深度報導《新疆：保守思潮的危險信號》，披露全球伊斯蘭都在向保守回歸，政治色彩日趨濃厚，新疆保守穆斯林群體受到國際環境影響，也正迅猛增長，情況怵目驚心，不容樂觀。
　　這篇文章也讓我澄清了某些糊塗認識。例如，過去往往不自覺地在想到維吾爾人時，與伊斯蘭信徒完全劃等號，讀了這篇文章，才明白兩者雖然有聯繫，但伊斯蘭教畢竟是一種外來宗教，與維吾爾族的文化傳統並非一回事。
　　第二篇文章是從事政府與少數民族關係研究的香港嶺南大學歷史系副教授韓孝榮博士，為新加坡聯合早報網撰寫的《如何解決新疆民族問題？》，也提供了很多實地考察的翔實例證。他指出：漢族人不滿意政府對於少數民族的一些照顧政策，“還有人要求取消少數民族所享受的某些照顧，認為這類照顧也會強化民族意識”；但作者也指出：少數民族也常常抱怨對少數民族的一些政策性和社會性歧視，而“他們的抱怨並非毫無根據”；而且“世界上許多國家都有類似的照顧政策”；更有說服力的是，作者指出，在中國這類照顧政策是面向所有少數民族的，而非只是出問題的幾個民族。因此，“這類照顧政策不是造成民族問題的根本原因，取消照顧也不可能解決民族問題”。
　　韓孝榮列出的南疆民族問題的六點根源，以及維吾爾人眼中改革開放之前與之後兩種漢人的區分，等等，對我也有啟發性。



 
　　新疆積聚多年的問題與矛盾藉由2009年“七五”事件引爆後，中央政府曾大舉派員赴疆調研，從國家層面對治疆方略予以調整，並急調張春賢入疆主政。三年來，以現代化為取向的發展逐步贏得民心，並不斷壓縮極端勢力的存在空間。
　　但與此同時，疆內規模不等的暴力襲擊事件卻從未停止。從今年下半年開始，還從傳統恐怖暴力多發的南疆地州蔓延至經濟狀況較好、安全態勢穩定的東疆吐魯番，11月28日更禍延內地，在極具政治敏感的天安門製造襲擊事件。
　　而梳理這些頻發的暴力襲擊事件，都能看到宗教極端主義的影響。魯克沁“6·26”事件中落網的一名年輕嫌犯，就曾在電視採訪中稱，自己的殺人動機是通過暴力和殺戮換取進天堂的資格。在新疆歷史轉向的關鍵當口，對於這種在維吾爾社會中急速蔓延的極端主義思潮，不僅政府擔憂，新疆世俗穆斯林人群亦深感不安。
 
　　世俗化的遜尼派
 
　　新疆社科院社會學所副研究員吐爾文江認為，伊斯蘭教在新疆維吾爾本土化後，可以細分為四種社會群體。第一種是新疆最世俗化的“文化穆斯林”。這個群體主要由黨政官員、事業單位職工以及國家機關公務人員構成。這部分人很少參加念經、封齋等宗教活動，一般也不忌煙酒，但依然會遵守一些傳統的風俗習慣。
　　第二種是“世俗穆斯林”。這部分群體主要有農民、普通市民，以及一些年長、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構成。相比文化穆斯林，他們宗教活動的實踐形態更多，比如封齋、做禮拜，如果周五有時間，一定會去清真寺。但他們做這些，只是懷着很樸素的信仰，一定程度是沿襲祖先的傳統。除了齋月期間，其他時間都與常人無異，也不排斥抽煙、喝酒。
　　第三種是“保守穆斯林”。就是常說的瓦哈比教派，也稱伊斯蘭復古主義、原教旨主義。這個群體類似清教徒，提倡簡樸生活，反對奢靡浪費，追求內心的安寧清修，平時嚴守戒律，但並不主張暴力，也沒有政治訴求。
　　第四種是“極端穆斯林”，也可以叫“政治穆斯林”。這個群體經由信奉瓦哈比教派的保守穆斯林人群發展而來，以宗教“改革派”為旗號，政治色彩明顯。
　　瓦哈比教派是近代伊斯蘭教復古主義派別，為沙特阿拉伯國教。早在上世紀80年代就傳入新疆哈密地區，至今哈密的大多數居民都是保守穆斯林。
　　但新疆的瓦哈比教派並未照搬沙特阿拉伯的文化和習俗。比如當地人並不穿沙特的罩袍，全縣也看不到一個蒙面的女人。雖然許多民眾認為看電視會影響清修，但並不排斥汽車，亦多使用手機，有實力的人也樂於購買大房子。
　　吐爾文江告訴《鳳凰周刊》，不僅瓦哈比派在新疆的本土化中不會完全複製阿拉伯文化，伊斯蘭教傳入新疆後本土化的過程體現出：“我接受你的宗教思想，但拒絕改變民族傳統”。例如，在喀什至今仍很盛行的占卜、算命等活動是薩滿教的習俗，而針扎“小人”的巫蠱之術是漢民族遺風，這些都是伊斯蘭教教義絕對不允許的，但在新疆並沒有被維吾爾族人丟棄，反而得以接納和保留。
　　並且，想要在維吾爾社會推行瓦哈比教派思想其實並非易事。該教派教義嚴苛，禁煙、禁酒、禁賭，不能看電視，不能穿花里胡哨的東西，不能大吃大喝，不能唱歌跳舞，因為這會擾亂心智，影響對真主的虔誠。尤其對女性，從着裝舉止到日常生活，更有諸多限制。此外，該教派傳入新疆時正逢中國改革開放，被禁錮多年的維吾爾族第一次看到了外面的世界。許多民眾願意追求世俗化的時尚生活，自發排斥瓦哈比教派。
　　很長一段時期內，文化穆斯林一直在維吾爾社會中占據主流，但隨着這個群體近年來社會階層的逐漸提高，人數卻越來越少。以前該群體中還有小商小販或者自由職業者，到目前基本只剩下公職人員和幹部以及一部分大學生群體。而人數眾多的世俗穆斯林群體，也越來越趨於保守。信奉瓦哈比教派的保守穆斯林正後來居上，快速侵蝕上述兩個群體。
 
　　保守教派的興起
 
　　瓦哈比教派信眾規模迅速擴大，主要途徑是通過私辦經文學校的方式培養信徒“塔里甫”。在發展之初，瓦哈比教派打着宗教改革的旗號，並未表現出強烈的政治意圖，而更像是不同教法學派之間的鬥爭，因而沒有引起政府的足夠重視。
　　據中國伊斯蘭教協會人士介紹，瓦哈比教派只是伊斯蘭教的一種改革運動。此教派認為，現在的伊斯蘭教已經發生了變異，只有穆罕默德時代才是公正的（在穆罕默德時代，有一些諸如反對暴力、反對高利貸、反對歧視女孩、主張解放奴隸等主張），因而主張“回到《古蘭經》中去”，尋找伊斯蘭教義的本來面目。
　　瓦哈比教派注重個人對經典的領悟而非學者的解釋，修學門坎低，容易被大眾接受，且來自伊斯蘭教的發源地沙特阿拉伯，所以很快便形成氣候。進入新疆後，因為提倡簡化禮拜程序，扶貧濟困並傳授科學知識，也得到年輕人和一些知識分子、工商界人士甚至部分黨政官員的支持。
　　但是，由於瓦哈比教派可以“憑經立派”，每個傳經者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衍生出對於經典的不同解釋，在表現形態上也顯得五花八門。伊朗的、沙特的、阿富汗的、埃及的、土耳其的，有時連信眾自己都搞不清楚。
　　而這一教派在新疆積極推動社會生活領域的伊斯蘭化，造成的負面影響也日漸凸顯。思想影響下，越來越多的維吾爾族婦女不再穿着艷麗的民族服飾，取而代之的是一襲寬大黑罩袍。南疆某些地區甚至禁止音樂、傳統歌舞、繪畫、雕塑等社會文化活動，並指責維吾爾族婚喪習俗違反伊斯蘭教義等。
　　尤需注意的是，瓦哈比教派催生出極端主義者，如新疆瓦哈比教派最具盛名的阿不力克木·買合蘇木及其培養的“八百弟子”。阿不力克木原本是阿克蘇庫車縣的一個農民，他成立了新疆第一個恐怖組織——東突伊斯蘭黨。
　　上世紀50年代，阿不力克木曾因分裂主張被判入獄20年，1977年刑滿釋放。因為其宗教學術上的修養，出獄後的阿不力克木當選了自治區人大代表、伊斯蘭教協會常委、葉城縣政協副主席。從1987年開始，他開始創辦經文學校。據不完全統計，全疆各地追隨他學經的學員約有800餘名，號稱“八百弟子”。他曾組織學員穿着統一的服裝，在庫車的新城、老城裡進行無聲地遊行。這些學員後來遍布散落全疆，成為各地從事暴力恐怖活動的骨幹分子。
　　而更多誕生於中東的伊斯蘭新教派，也與瓦哈比教派幾乎同時進入新疆，其中影響較大的就是“伊扎布特”，“伊扎布特”更常見的稱呼是“伊斯蘭解放黨”。在阿富汗戰爭之前，該組織宗教色彩濃厚，堅持“非暴力”理念，但在美國攻打阿富汗塔利班政權時，開始轉型為極端的原教旨主義組織。目前世界多個國家已宣布“伊扎布特”為恐怖組織。
　　公開資料顯示，“伊扎布特”最初在新疆以辦學講授阿拉伯語的方式進行發展。其組織的骨幹人員伊布拉音·烏斯曼，是原新疆工學院建工系90級畢業生，1995年畢業後到土耳其上了兩年學，歸國後在烏魯木齊市發展“伊扎布特”組織。該組織規定，凡加入者都要舉手宣誓。
　　保守主義的擴散，已經開始在新疆維吾爾社會世俗化知識分子群體中引發反彈，並成為政府意識形態管控的對象。新疆文聯主席阿扎提·蘇里坦在《新疆日報》撰文認為，刻意通過這種手段來強化民眾的宗教身份意識，目的在於逐步侵蝕甚至滅絕維吾爾傳統民族文化。
 
　　經文學校的影響力
 
　　除了瓦哈比教派和“伊扎布特”，對新疆影響較大的還有被稱為“伊吉拉特”的“遷徙聖戰組織”。該組織宣稱為了真主而離鄉背井，拋棄所有財產，遷徙集中到一個地方發動暴力活動，進行“聖戰”。雖然沒有類似於“東伊運”完整統一的組織，但是它赤裸裸地宣揚暴力，並將職業恐怖分子聚集在一起。該組織於2005年在新疆喀什製造恐怖事件後被關注，目前已發展成為當前新疆恐怖暴力活動的主要製造者。“伊吉拉特”還是2012年6月和田劫機事件的幕後黑手。
　　這些外來教派，幾乎皆由地下經文學校在新疆發揮影響。對於伊斯蘭教信眾來說，《古蘭經》是真主安拉的語言，要經常誦讀。每一位穆斯林降生後聽到的第一句話和離世前聽到的最後一句話都是《古蘭經》經文，而且只有誦讀阿拉伯文本的《古蘭經》才有意義。
　　在非阿拉伯語系的新疆，宗教知識的傳承主要通過經文學校來實施。傳統的經文學校分為三個等級，高級學校設在喀什、莎車等地大寺院內，專門培養上層宗教人士；中級學校設在較大的縣鎮寺院裡，是成年穆斯林學習宗教知識的場所；初級學校則遍及鄉村，入學者基本為少年兒童。學習內容包括宗教儀式、阿拉伯文、《古蘭經》、《聖訓》以及伊斯蘭哲學、法學、文學等方面的著作，教材均為阿拉伯文或波斯文。
　　在維吾爾社會，經文學校不止傳承宗教知識，也在民眾日常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這個體系曾被上世紀50年代以後長達30年的無神論運動打破。1950年，隨着新疆教育部門對疆內小學進行接管和改革，各地學校停授經文課。儘管此後考慮到宗教界的要求以及新疆的實際，恢復過一周兩節的經文課，但因初級和高級經文學校陸續停辦，宗教學校及學生一直在減少。到1958年，自治區政府再次明令取消經文學校和經文課。
　　“文革”以後，隨着國家民族政策的落實，民間很快又出現了大量的經文教學點，有的地方一度到了失控的程度。到了80年代，疆內各地城鄉都出現了宗教人士擅自開辦的經文學校或教經點。隨着他們的影響日漸擴大，新疆政府開始從“疏導解散”轉而“查禁取締”。
　　不過，隨着1999年以後席捲全球的宗教思潮復興，各地私辦地下教經點再次出現，只是場所更加隱蔽和分散，學經人員也呈現出低齡化和女性化趨勢。由於曾經歷近30年傳承中斷，伊斯蘭宗教人才斷檔，導致異端迭出、外來教派橫行。
　　新疆社科院社會學所所長李曉霞在《新疆宗教事務管理政策分析》一文中分析，私辦經文班持續不衰根源於普通教眾學習經文的需求，一直未從合法渠道得到解決。文章認為，新疆民眾學習經文的需求，既有宗教原因、民俗習慣，亦有道德希冀。很多送孩子入經文學校的維吾爾族家長認為：作為穆斯林應該懂得起碼的經文知識和宗教禮儀，如參加葬禮時，口誦經文就是禮儀的重要部分；並且學習經文、接受宗教禮儀訓練的孩子更懂禮貌，更聽家長的話。尤其在傳統觀念濃厚的鄉村，有宗教常識並遵守宗教規範的孩子會受到村民讚譽。
　　但以新疆現有的宗教教育能力，顯然不能滿足這一需求。目前官方認可的高級經文學校僅有一所設在首府烏魯木齊的“新疆伊斯蘭教經學院”，中級經文學校有5所，分別設在喀什、和田、阿克蘇、克孜勒蘇州、伊犁霍城縣。因為中國政府禁止向未成年人傳教的硬性規定，現在遍布全疆的初級經文學校均屬“非法”。
　　有觀察者認為，維吾爾社會全民信教，且大多數人口受教育程度不高，遍布新疆城鄉各地的地下講經點像一股暗流，左右着新疆未來的走向。1997年“伊寧事件”就是由地下傳教熱潮中的極端主義觀念發展為信眾在伊寧街頭的暴力恐怖行為。在喀什地區葉城縣，甚至發生過多起利用婚喪活動傳播極端宗教主義思想事件。
　　從80年代開始，一些人通過結婚時不給念“尼卡”（穆斯林結婚時的一種教法儀式），死後不送葬，過節不拜節等做法，向不參加宗教活動的人包括黨員幹部施壓，使其在本族人中孤立，強迫其信教。而宗教在風俗禮儀中的強化，又促使經文知識和宗教禮儀成為普通民眾參與社會活動的必要條件之一。
　　據一位曾長期在南疆任職的維吾爾族高級官員介紹，當地政府前幾年就發現有人勸說民眾不要去共產黨辦的學校讀書，鼓勵找不到工作的維吾爾族青年撕毀政府頒發的畢業證書。在這種宣傳鼓動下，很多家長不願再送孩子去學校，而是到地下經文學校學習宗教知識。
　　然而，地下經文學校的虐童事件屢有發生。2012年5月，在庫爾勒一學經兒童因背誦不出經文被毆打致死。一組由維吾爾民眾上傳至微信的照片中，一位學習經文的小女孩被非法教經人員用電線抽打，從頭到腳傷痕累累。
　　打擊遍布全疆的地下講經點，已成為目前政府反恐的最主要工作之一。更令人擔憂的是，隨着政府查處力度的加大，在疆內私辦經文學校的空間縮小，成規模組織新疆青少年到內地的經文學校、阿拉伯語學校學經的現象越來越突出。這類學校多以學習《古蘭經》為基本內容，同時灌輸民族分裂思想，鼓動學經者在未來為“聖戰”奉獻自己的一切。
 
　　全球穆斯林“往回走”
 
　　吐爾文江認為，新疆保守穆斯林群體迅猛增長，與國際大環境有關。目前全球伊斯蘭都在向保守回歸，而且政治色彩越來越濃，包括曾經鐵腕推行世俗化運動的土耳其。
　　世俗政治仍是多數土耳其人堅守的價值堡壘，頭巾則被視為伊斯蘭政治的象徵。根據土耳其“基漢”通訊社（JEHAN）的描述，該國民眾認為，禁酒、戴頭巾、留鬍子，與國父凱末爾倡導的世俗主義價值取向格格不入。但對於遵循聖訓的人而言，這是他們的宗教自由。2008年2月，曾有超過10萬土耳其民眾走上街頭，抗議政府取消伊斯蘭婦女戴頭巾的禁令。一名抗議者聲稱，他們的抗議並非針對戴頭巾的婦女，而是針對那些無視頭巾對於“土耳其這樣的國家”意義的人。
　　2013年10月底，土耳其執政黨正義與發展黨的四名女議員首次在議會當中帶着頭巾出席會議，打破了該國90年來的慣例。11月16日，土耳其國家電視台首次出現了戴着頭巾的女播音員的畫面。很多人開始擔心，這將改變他們的生活。“我不介意別人戴頭巾或者天天去清真寺，但是，我也不希望別人要求我的女朋友戴頭巾，還對我們的生活方式指指點點。”
　　女性服飾裝扮上日趨伊斯蘭保守化被看作全球穆斯林“往回走”的一個重要表現。一些已經建立世俗政權的穆斯林國家，甚至包括一些多民族國家，都開始不同程度遇到所謂“頭巾問題”困擾。
　　與新疆相鄰的哈薩克斯坦情況也不樂觀。2011年3月，西部省份阿特勞州的一所大學，曾因拒絕一名身着阿拉伯黑罩袍的女性進入大學校園引發全國激烈的論辯。總統納扎爾巴耶夫先後在多個場合公開表態，堅決反對哈國婦女穿着阿拉伯黑罩袍。哈薩克斯坦最高宗教首領也呼籲哈國民眾按照自己的傳統和禮節行事，而不是穿上阿拉伯或阿富汗婦女的服裝。
　　“頭巾風波”甚至在新加坡出現。今年10月，一名理工學院講師在一場論壇上提問有關回教護士戴頭巾的問題，引起網民發動請願。新加坡副總理兼國家安全統籌部長及內政部長張志賢就此回應稱，政府有責任平衡不同社群需求。《聯合早報》亦刊文呼籲國人提防種族宗教暗流，避免國家陷入危機和動亂。
　　而新疆目前面臨的狀況，似乎比這些國家更棘手：除了“頭巾”，亦開始出現婦女蒙面。過去在南疆，維吾爾族婦女外出不蒙面要受到“卡孜”鞭撻責罰。1950年後，由於民眾自己有了選擇權，蒙面、封齋人數減少，到80年代蒙面現象重新出現並不斷增多。如果說蒙面算是一種宗教行為，那頭巾則是維吾爾族女性傳統服飾的一個重要部分，一旦處理稍有不慎，就會醞釀社會負面情緒。
 
　　極端主義風向
 
　　在吐爾文江看來，宗教極端主義在新疆崛起的最重要原因，在於地區經濟衰落，社會矛盾叢生。“近年來維吾爾社會遭遇到嚴重挫折，就業率大幅下滑，整個社會貧困面大幅度提高。維吾爾人在中國市場化大潮中被嚴重邊緣化。”“如果維吾爾社會是欣欣向榮的，什麼極端主義來了都沒用”。但現在，諸如“崗位都被漢族人搶走了，我們的資源一車一車都被拉走了，工廠里都是漢族人”等言論，成為極端主義者煽動信眾的最好說辭。
　　2009年“七五”事件發生後，伴隨日益加劇的維漢矛盾，維吾爾社會愈加趨於保守。這種趨勢先是反映在服飾上出現的長袍面紗。多有維吾爾族婦女迫於社會壓力重新蒙上面紗，蒙面的方式也由傳統的白色、棕色的長幅蒙面巾變化為中東國家傳入的黑色面巾和黑色長袍。一位在烏魯木齊定居的女士回和田老家參加婚禮，驚訝地發現以前的女伴不但全部蒙面，連短袖的衣服都不敢穿，從頭到腳裹得嚴嚴實實。如不這樣做，這些女子在村子和社區里就會遭到斥責和排斥。在和田地區和田縣罕艾日克鎮的一個鄉村，《鳳凰周刊》記者甚至看到一位幼小女童亦被包裹黑巾。
　　一位在霍爾果斯口岸工作的維吾爾人士披露，他見到由境外進口到新疆的“吉里巴甫”（具有穆斯林原教旨色彩的黑色長袍面罩，是女性服裝）一個批次就有5萬件。這些黑色罩袍用料考究，做工精湛，價格不菲。在烏魯木齊的高階人士中，偶爾能看到穿着這種衣服的年輕維吾爾女性，只露出兩隻眼睛，黑色罩袍的絲綢面料閃耀着光澤，臉上蒙的黑色面紗甚至與名牌手包一樣成為時尚的象徵。
　　維吾爾男性服裝上的變化不太明顯，但不喝酒、不抽煙的人比例大幅增加。不僅餐廳、商店禁止顧客抽煙喝酒，一些售賣煙酒的小商店會在晚上被人砸壞。男性做禮拜的姿勢也由新疆傳統的雙手相握自然下垂改為交叉抱肩。他們還被說服讓妻子辭掉外邊的工作，重新蒙上面紗並穿上代表純潔、堅貞的黑罩袍。根據一位在烏魯木齊工作的和田維吾爾族青年觀察，在這種觀念影響下，頗有一些口碑不太好的年輕女性為了把自己嫁出去而重新蒙面。
　　除了服飾，保守甚至趨於極端的觀念慢慢滲透至日常社會生活的細枝末節。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強化“阿拉力”（清真）和“阿熱木”（不清真）的區別：如內地食品、漢族人種的蔬菜、政府發的結婚證、送給貧困戶的電視機、蓋的抗震安居房等等都是“不清真”，而與政府對抗就是“清真”。在南疆和田鄉村，目前維吾爾族人的很多婚禮已經禁絕音樂與舞蹈，葬禮則不再有哭聲，也不再給去世的親人上墳。
　　喀什也流傳着一些連能夠背誦《古蘭經》全本的宗教人士也沒有聽說過的新觀點。比如“女人出去工作、做生意賺的錢是不乾淨的”。這個觀點的盛行，導致很多原本在外工作的維吾爾族女性被迫回家，失去經濟來源，而因經濟不再獨立遭遇“合法”家暴的維吾爾女性日益增多。
　　年輕人在社交媒體上上傳照片即會遭到辱罵，許多身着及膝連衣裙的維吾爾女孩，遭遇莫名其妙的辱罵和毆打，有的還在婚禮現場被扔西瓜皮。保守勢力稱類似的行為是“維吾爾淨化運動”劃分“真正的穆斯林”和“異教徒”，並用暴力排除異己。今年8月，吐魯番市亞爾鄉一位伊瑪目（伊斯蘭教教職稱謂），被3名來自和田的極端主義者殺害。新疆伊斯蘭教經學院副院長阿里木·熱合滿認為，運用這些極端手段是為了逐漸地侵蝕和消弭維吾爾民族傳統宗教文化，重塑地方政治和社會意識形態。
　　尤其需要警惕的是，一些充斥着暴力思維的極端思想也經由現代傳播技術進入新疆。在很多南疆青少年的房間裡，都掛着塔利班戰士的照片，一手拿着槍，一手拿着《古蘭經》。這被一些青少年奉為偶像和崇拜的英雄。從他們的智能手機裡，能找到很多這樣的視頻：一個人在用維吾爾語宣講，天下穆斯林都是一家，而他的背後，是一排排拿着槍的阿拉伯兄弟。
 
　　民心爭奪戰
 
　　新疆地方政府的許多漢族官員認為，目前出現的保守宗教勢力興起除了源於境外勢力影響，亦因為中共曾放鬆新疆宗教政策，但維吾爾族官員則認為其中關鍵在於如何贏得民心。一位和田縣維吾爾族官員稱，這裡99.98％都是信教群眾，宗教極端思想又在滲透，要想贏得支持，需要更細緻的工作，“那些宗教人士的‘群眾路線’走得比我們都好”。
　　一位曾長期在南疆任職的維吾爾族高級官員證實，為了傳播自己的宗教主張，一些宗教人士常幫助村民解決實際困難，他們扶危濟困，借貸也不需要償還。相比之下，南疆一些縣的財政轉移支付資金，一個村一年只有幾萬元，基層政府連過節慰問貧困戶都成問題。這導致一些宗教人士在當地鄉村的聲望，遠超基層官員。
　　而存在於鄉村的腐敗問題以及一些官員的粗暴做法，更激化了矛盾。新疆農業大學一位大學生，畢業後在南疆做種子培育實驗時遇到大旱，但所在村莊始終不予供水，直到這名學生塞給村支書3000元人民幣的“紅包”，才得以取得水源。
　　許多維吾爾族官員支持目前新疆發展經濟的民生政策，認為這樣的政策能更有效地壓縮極端勢力生存空間，為新疆政府爭取民心（詳見《鳳凰周刊》2013年第15期，總第472期報道）。此外，新疆當地學者認為，目前新疆政府所提倡的“現代文化”（現代科學技術、現代生產方式、現代生活方式、現代藝術方式等等）亦旨在增加維吾爾社會中的世俗化因素。但如何使“現代文化”發揮社會影響力，放眼世界，新疆也找不到學習的榜樣。




 　　原文編者按：從事政府與少數民族關係研究的香港嶺南大學歷史系副教授韓孝榮博士最近前往新疆，實地考察當地在發生鄯善縣魯克沁鎮流血衝突之後的情況。他為聯合早報網撰寫專稿，分享他在新疆的觀察，探討解決新疆民族問題的一些可能性。

　　2013年7月初，我在寧夏短期逗留後從銀川飛往烏魯木齊，禁不住回憶起2008年6月那次始於南寧終於拉薩的旅行。這兩次夏季旅行最重要的相似之處在於：它們的起點都是一個長期以來平安而寧靜的民族自治區，而終點都是另一個剛剛出過大事、在人們的想象中還不那麼寧靜的民族自治區。那次西藏之行發生在拉薩三一四事件三個月之後，而這次的新疆之行距離導致近30人死亡的鄯善縣魯克沁鎮的流血衝突只有兩個星期。如果我們把中國所有民族自治地方按照社會的和諧程度做一個排名的話，那麼廣西和寧夏應該屬於最和諧的一類，而西藏和新疆則很可能要被歸入最不和諧的一類。不論寧靜、和諧與否，每個民族自治地方的民族關係和社會結構都自有特點。廣西與寧夏的寧靜呈現着不同的風格和色調，而西藏和新疆的不和諧也是由不盡相同的原因造成的。
 
　　高壓下的寧靜

　　“在喀什的大街上，武警巡邏隊中走在倒數第二排的戰士都背着一面大鏡子，以便走在最後一排的戰友可以隨時觀察到巡邏隊後面的任何可疑人物。這表明在武警戰士們看來，危險是真切存在的。”

　　七月的新疆，有太多出事的理由：四年前的七五事件使新疆的七月變得如同西藏的三月一樣敏感，並因此成為一個在人們想象中特別容易生出事端的月份；七月也是穆斯林的齋月。雖然這是一個追求祥和的宗教儀式，但維吾爾族穆斯林在封齋期間所表現出的對於宗教的熱誠難免引起當局的關注，而歷史上也不乏在齋月期間發生衝突的先例；此外，2013年上半年所發生的幾起血腥攻擊則使人相信這一年的七月可能會特別不平靜。雖然有各種各樣的有關危險事件的預測和警告，新疆的七月卻相當平靜。當然，這是高壓下的平靜。新疆省會烏魯木齊和南疆重鎮喀什的主要街道和重要政府機關周圍，都有全副武裝的武警站崗和巡邏。在喀什的大街上，武警巡邏隊中走在倒數第二排的戰士都背着一面大鏡子，以便走在最後一排的戰友可以隨時觀察到巡邏隊後面的任何可疑人物。這表明在武警戰士們看來，危險是真切存在的。有些人認為站崗、巡邏這類震懾和防範措施非常有效，是和平的保證，是新疆沒有出更多大事的原因。而另一些人，特別是一些維吾爾族朋友，則認為這是“政府自己嚇自己。”顯然，在他們看來，即使沒有這些震懾行動，也不一定就會出事。
　　武警、警察、軍車和武器，都是有意擺在大街上讓人看的，而一般人看不到的還有政府內部的緊張氣氛。為了維穩，基層幹部們都要加班加點，甚至必須住在辦公室，以便隨時處理緊急事態。我在去喀什的一趟班車上碰到過某縣政府的一個幹部。他趁着下午的一點空閒時間去喀什辦一點私事，但卻不得不在事情辦完之前就匆匆趕回，因為晚上九點還有一次點名，如果缺席就要被罰款並通報批評。和全國各地的幹部們一樣，喀什的幹部們也要討論中國夢，而其中一位幹部的中國夢就是希望能多睡點覺，並且能每天和家人多呆一會兒。加班之外，基層幹部們還要面對生命危險，因為最近幾次武裝衝突中都有地方幹部喪生。雖然有不少人為他們的付出所換來的寧靜感到欣慰和自豪，但肉體和精神上的壓力還是使得一些基層幹部頗有怨言。
　　當地的一般民眾，在經歷了多次流血事件之後，也總結出一些防身之道。其中一條就是避免在他們認為比較危險的時刻出現在他們認為比較危險的地方。到烏魯木齊的當天下午，我就急着想去二道橋的維族聚居區看看。在向一位行人問路時，他警覺地問：“你這個時候去那幹什麼？”他解釋說，要逛街或找吃飯的地方，可以去漢人聚集的大西門或小西門。七月份最好不要去二道橋。我當天聽了他的話，但隔了幾天還是禁不住去二道橋走了一遭。感覺不像有什麼危險，但我在那的確沒有看到多少漢人。在喀什的前三個晚上，我住在市郊一個戒備森嚴的大院中。第四天我搬到了維吾爾族聚居的老城區的一家小旅館。當地幾位漢族朋友看了我住的地方，便極力勸我立即搬去漢人區住。他們認為那家小旅館周圍的小巷子裡充滿了危險。其中一個朋友說：“要是某個巷子裡竄出個人來把你殺了，把你的屍體扔了，都不會有人知道。”小旅館的主人是來自東部沿海的漢人。他告訴我說，喀什城裡很安全，危險分子都在鄉下。一些當地的漢族朋友還告誡我，喀什的東巴扎爾一帶最好不要去，因為那兒維族人多。我後來去了那兒，確實看到了很多維族和很少的漢族。而喀什的步行街一帶，則顯然是漢族人聚集的地方，但在這些地方也可以看到不少維族同胞。恐懼感似乎是單向的：漢族不敢去維族區，但維族卻敢於去漢族區。當然，漢族朋友中也有人認為，維族區並不可怕，因為越危險的地方越安全。有個烏魯木齊的朋友就認為：二道橋其實最安全，因為那兒武警最多。
　　其實，即使那些最害怕維吾爾人的漢人都知道，絕大多數維吾爾族同胞都非常純樸、善良，絕不會傷害無辜，而危險分子只是極少數。也有地方幹部正確地指出，不能把整個維吾爾民族和伊斯蘭宗教當做維穩的對象。但問題在於，沒有人能把極少數危險分子從廣大的維吾爾人群中識別出來。於是便產生了前述種種關於這些危險分子藏身之處的臆想。有人認為他們隱藏在城市中的維吾爾聚居區；有人認為他們不在城市，而是躲在鄉村；還有人相信他們是在沒有警察或是警察比較少的地方。大家都贊同的是：危險並非無處不在，但也不是絕對沒有。人們都憑着各自的判斷去規避危險，但似乎總會有人無法逃避危險，而對於那些不幸被危險吞噬了的人們，民眾們私下常常作出的的評論就是：誰碰上了誰倒霉。
　　也正是因為沒有人能夠準確識別極少數危險人物，政府方面就不得不加強對整個維吾爾民族的社會控制。本來如果知道這些危險分子是誰，那麼一個武警小分隊就可以把他們解決了，現在卻不得不把大批武警和警察布置在大街上，不得不讓基層幹部們歷盡辛勞以圖準確掌握每個村鎮居民的動向。不只一位維吾爾族朋友向我抱怨：政府不給維吾爾人發護照，限制維吾爾人出境。一位想去澳洲進修的維吾爾族大學生在三個多月前就遞交了辦理護照的申請，但至今還在痛苦地等待着消息。一位做皮衣皮帽生意的喀什商人希望能去巴基斯坦和俄羅斯進貨，但也無法取得護照。顯然，政府方面是為了阻止少數維吾爾人出國後加入“三股勢力”而不得不限制所有維吾爾人出境。這些針對少數危險分子卻給許多一般維吾爾人帶來不便的具有株連色彩的防範措施，雖然可能具有阻止危險行為的效果，也有可能使一些維吾爾民眾因為感到不被信任而產生離心傾向。

　　寧靜中的不平靜

　　“司機師傅對高速指示牌上漢字和維吾爾字的規格差異也深表不滿。‘漢字那麼大，維吾爾字那麼小。我可以讀漢字，所以沒有問題，但漢語不好的維吾爾人就慘了。有人向政府反應過，但沒有結果’。”
 
　　雖然真正屬於所謂三股勢力的危險分子人數很少，但不少維吾爾人，包括一些官員和學者，都有一些不滿情緒。他們的有些抱怨，例如對於貪污腐敗、貧富分化和環境退化的不滿，是全國性的和普遍性的，而另一些抱怨則帶有新疆的地方和民族特點。這些特殊的抱怨涉及政治、經濟、文化和教育等不同方面，而這些抱怨所引發的不滿情緒的激烈程度也是因人而異。大多數人只是發發牢騷而已。我和烏魯木齊一位維吾爾族出租車司機的閒聊就觸及到好幾個方面的不滿情緒。我們的談話從自治區政府中誰是維族中最大的官開始。他說是努爾·白克力。不過，他很快就補充說，努爾·白克力並不是一把手，他事事都要聽張春賢的。的確，自賽福鼎·艾則孜之後，就再沒有維吾爾族官員做過新疆的一把手，而在全國各自治區中，彝族的伍精華也是最後一任少數民族出身的自治區一把手。這是一個政治問題。在喀什期間，我了解到縣、鄉一級的一把手也大都是漢族。司機師傅本人是新疆大學大專畢業，而且學的是熱門專業，但畢業後找不到工作，只好開出租車。他的太太是新疆大學本科畢業，也是不錯的專業，但同樣找不到與專業有關的工作，只好去公共汽車上賣票。他們夫妻倆都親身體驗了大學畢業生就業難的問題。後來碰到一位專門研究新疆社會和歷史的維吾爾族學者。他對當地報紙有關今年大學畢業生就業率超過80％的最新報道表示懷疑。他的估算是今年的就業率不超過60％，而其中少數民族大學畢業生的就業率遠遠低於漢族學生的就業率。司機師傅對高速指示牌上漢字和維吾爾字的規格差異也深表不滿。“漢字那麼大，維吾爾字那麼小。我可以讀漢字，所以沒有問題，但漢語不好的維吾爾人就慘了。有人向政府反應過，但沒有結果。”
　　司機師傅雖然沒到過南疆，但認為南疆經濟、文化和教育都比較落後。他本人可以說很流利的漢語，但認為南疆維族同胞的漢語水平很差。這些都為我後來在南疆的所見所聞證實。我在喀什碰到的很多人都反覆提到南疆的經濟發展問題和教育特別是漢語教育的問題。以出產手工製作的精美小刀著稱的英吉沙縣，民眾的購買力很低。縣城的新建住宅樓，每平方米的售價只有1000多元，可還是沒有多少人能買得起。縣城的出租車，只要兩塊錢就可以坐到縣城的任何角落。政府、學者和一般民眾都公認南疆的喀什、和田和克孜勒蘇是新疆經濟最落後的地區。根據10年前的一項統計，這三地州的貧困人口占全新疆貧困人口總數的88％。自1994年國家開始發布國家級貧困縣名單以來，新疆一直有27個國家級貧困縣，而其中有19個屬於上述三地州。教育、文化方面，南疆還有不少年輕人普通話水平不過關。年長的維族同胞受教育程度應該更低。一位村黨支部書記告訴我說，他所在的村中50％的村民是文盲。最近教育方面的一個積極進展就是政府已經決定為南疆少數民族學生提供12年義務教育。這個9加3模式已經在西藏和南疆的生產建設兵團得到實施，而南疆地方政府也將採行同樣的政策。一些地方官員相信，這項新政策不僅能提高一般維吾爾民眾的教育水平，也有助於消除不安定因素。他們認為初中畢業就走向社會的年輕人因為思想還沒有定型並缺乏謀生技能而容易被極端勢力利用，而讓每個年輕人多接受三年義務教育將大大降低他們被蒙蔽的幾率。
　　對於維吾爾族同胞們在經濟、文化發展方面所遇到的困難和問題，不同的群體提供了不同的解釋。一些維吾爾民眾認為問題的根源在於外來人群、特別是外來的漢人對於工作機會、市場和資源的搶奪。很自然地，他們也遷怒於允許這種搶奪發生的政府。一些漢族民眾和官員則強調某些維吾爾人的懶惰和不思進取，而一部分恨鐵不成鋼的維吾爾族官員和學者也附和這種觀點。一種更為合理的解釋是，維吾爾人所面臨的挑戰源於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以及隨之而來的激劇的社會變遷。在舊的計劃經濟體系中，維吾爾族民眾不需要與漢人直接競爭，他們只要接受政府的安排就行了，但在更加自由、開放的新體制中，他們卻要直接與漢人競爭，而在這場競爭中他們並不占有多少優勢。他們在這兩種體制中遇到了兩種不同的漢人。計劃經濟體制中的漢人大多是官方系統的人員，受政府的嚴格控制，接受過有關民族政策的教育，到新疆的目的是為了開發和保衛邊疆並且幫助少數民族。而新的市場經濟體系中的漢人則大多不受政府的直接管制，不曾受過民族政策方面的教育並因此更容易表現出大漢族主義的思想和行為，他們人數更多，而他們到邊疆的主要目的就是掙錢。他們不但沒有幫助少數民族的義務，而且為了掙錢有時難免要傷害少數民族。這群“新漢人”令維吾爾人和其他一些邊疆民族深感惶懼。他們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邊疆地區的經濟發展，但這種發展的速度、模式和結果往往並不符合當地少數民族同胞的願望和利益。
 
　　要找出新疆民族問題的真正根源

　　“一位曾經訪問過越南和新疆的海外華人學者曾與我分享過他的感受。他說他在南疆的時候，雖然心裡很清楚他是在中國的領土上，但常常卻覺得自己是在國外；而在越南時，雖然心裡明白自己是在外國，卻常常感覺像是在中國。”

　　要解決新疆的問題，使得新疆在高壓措施撤除之後仍然能夠保持寧靜，並把暫時的寧靜轉化為永久的和平，最主要的一點，就是要找出新疆民族問題的真正根源，並且採取措施逐步消除動亂之源。同時要把極少數極端分子和絕大多數一般維吾爾民眾區分開來並予以區別對待。極端分子再危險，如果得不到絕大多數維吾爾民眾的支持，就不會有前途，而要爭取和保持維吾爾民眾對統一國家的信任和支持，政府和社會就必須盡力消除民族之間的分歧並認真對待維吾爾民眾的合理抱怨。
　　因為極端勢力常常打着宗教的旗號進行動員和號召，一些人便把宗教、文化方面的差別看做民族衝突的根源，並主張採取文化同化政策來一勞永逸地解決民族問題。一位曾經訪問過越南和新疆的海外華人學者曾與我分享過他的感受。他說他在南疆的時候，雖然心裡很清楚他是在中國的領土上，但常常卻覺得自己是在國外；而在越南時，雖然心裡明白自己是在外國，卻常常感覺像是在中國。造成這種感覺錯亂的原因就是維、漢之間的文化差異，特別是宗教信仰方面的差別。當我那天中午時分在英吉沙縣城花了近兩個小時都找不到一家封齋期間仍然開業的維族餐館時，我差不多要贊同我這位朋友的評判了。但宗教和文化的差別並不是民族衝突的必然原因。中國信仰伊斯蘭教的少數民族超過10個，可是只有南疆維族地區有比較嚴重的民族問題，說明宗教本身不是問題的根源。應該受到限制的不是伊斯蘭教，而是對伊斯蘭教的歪曲和利用。漢、維兩種文化傳統之間需要更多的交流和溝通，但蓄意的文化同化政策不但不會消除現有的民族矛盾，反而會加劇民族衝突。
　　另一些學者則把南疆和西藏的問題歸罪於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主張廢除民族自治區。民族區域自治雖然間接地強化了少數民族的民族意識，但並不是西藏和新疆民族問題的主要根源。同樣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廣西、寧夏和內蒙古就沒有民族關係方面的嚴重問題。另外，民族自治區其實並沒有太多的自治權利，與內地的省並沒有根本的不同，因此，不論是保持或取消民族自治區都不會對現狀產生重大影響。還有人要求取消少數民族所享受的某些照顧，認為這類照顧也會強化民族意識。但世界上許多國家都有類似的照顧政策，而在中國這類政策也是面向所有少數民族，而非只是出問題的幾個民族。因此，這類照顧政策不是造成民族問題的根本原因，取消照顧也不可能解決民族問題。
　　南疆民族問題的真正根源在於下列六點：
　　一是這裡直到清末才在政治上融入中國。這種融入並非完全是主動的。這裡的主體民族還保留着對融入中國前的那段歷史的回憶，其中有些人還沒有想清楚是不是一定要做中國人；
　　二是融入中國之後南疆的人口結構沒有發生根本變化，維吾爾人依然構成南疆人口的大多數。這本來不是問題，但當這些人口中有相當一部分懷有不滿情緒時就成了問題。人口聚集使部分當地居民容易產生地方民族主義情緒。有些維吾爾人常常把南疆甚至整個新疆看做是維吾爾人的故地和家園，而把其他民族看做外來者，並且常常把自己所遇到的困難歸罪於這些外來者；
　　三是南疆經濟上的貧窮和落後以及維吾爾族與漢族在經濟發展和經濟收入方面的差距。這使得一些人看不到前途，並且因此對國家、政府和其他民族產生怨恨；
　　四是教育方面，特別是語言教育和技能教育方面的失敗。這使得許多維吾爾人不能與其他民族進行有效的交流，並且在與其他民族的競爭中處於不利地位，加劇了一些人的挫折感；
　　五是社會上依然存在的民族歧視。這加重了維吾爾人在就業和社會適應等方面的困難；
　　六是外來影響，特別是西方世界和穆斯林世界的影響。這幾個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就是相當一部分維吾爾人懷有不滿情緒，其中一部分人並不完全認同中國這個國家，而極少數人甚至為了分離主義或其他極端思想而不惜訴諸暴力。
　　這些因素中，第一項的歷史關係是無法改變的。中國一些其他少數民族，包括現在與漢族保持和諧關係的壯族、回族、苗族、瑤族，等等，歷史上都經歷過與漢族長期磨合的過程，而這個過程常常充滿了衝突。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較晚融入中國的維族和漢族現在正處於磨合階段，而在這個階段產生一些矛盾和衝突是不可避免的。也許可以從漢族與其它民族的磨合過程中吸取一些經驗和教訓，以便縮短漢族與維族的磨合過程。南疆作為維族聚居區的現狀也不可能馬上得到改變。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維吾爾人將繼續構成南疆人口的大多數。有學者曾提出把新疆劃分為兩個或多個省份的建議，但這種辦法並不能改變南疆的基本人口結構，也無法根本解決南疆的民族問題。近年來，中央政府已允許南疆的漢人生育兩個孩子，這可能反映了壯大南疆漢族人口的願望。目前政策的重心應該放在發展經濟和教育並消除歧視等方面。經濟上喀什已經正式被列為經濟特區，但還需要制定嚴格的政策以便確保維吾爾人將會從發展中受益，並確保漢族與維吾爾族之間在收入和生活水平等方面的差距將逐步縮小。
　　在教育方面，應該爭取在最近的將來，每個維吾爾族青少年都能讀完中學並且能自如地使用漢語。中國每年花很多錢在國外建孔子學院，推廣漢語，而自己的公民，卻還有很多人不能使用漢語。這是個非常令人難堪的現實，需要立即改變。雖然一些漢族人喜歡強調政府和國家對於少數民族同胞的一些照顧，但有些少數民族同胞卻常常抱怨對少數民族的一些政策性的和社會性的歧視，而他們的抱怨並非毫無根據。消除歧視是建立民族互信的重要途徑。如果在經濟、教育和消除歧視方面有積極進展的話，那麼歷史和地緣的離心因素就會減弱。至於外來影響，一般只是在內部有了問題之後才能發生作用。在內在的動亂根源被削弱或消除之後，外來的不良影響自然就會因為缺乏受眾而逐漸減弱。要迅速徹底地消除一切現有問題是不可能的，但要在不動用大批武警的情況下恢復和維持新疆的寧靜也許並不像想象的那麼難。
　　（作者介紹：韓孝榮先後就讀於廈門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美國杜蘭大學和夏威夷大學；歷史學博士。曾在夏威夷大學西瓦湖分校、三一學院、新加坡國立大學、巴特勒大學任教，現為香港嶺南大學歷史系副教授。研究興趣為近現代中國與越南，重點為知識分子與農民的關係，政府與少數民族的關係，以及中國與越南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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