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生命軌跡的設計，我在十六歲之前就有好幾次的搬遷。隨着搬家而來的自然就是轉學。因此，估計我比其他同齡人有更多的同學。雖然大部分同學都已經從記憶中淡忘，唯獨對一位同桌留有清晰的記憶。不過，每當想起這位同桌，伴隨而來的總是淡淡的唏噓和感慨。

說到這位同桌，先要說說我的某一次搬遷。話說我從海外回國的落腳處是廣州，兩年之後轉到了更南方的一個海港城市。又過了兩年，我的媽媽從海外回來看我，又把我帶回了廣州。回到廣州以後，在我積極地和以前的玩伴重新建立起聯絡的同時，大人們就忙着把我再次納入廣州的戶口系統。當我那曾經被刪除的名字重新登記上我的監護人的戶口本上之後，下一步就是辦理轉學手續。有一天，來了一位叔叔，說是要帶我去辦轉學手續。那位叔叔我從來沒有見過，媽媽也說以前並不認識，只知道他姓方。方叔叔領着媽媽和我到了一間中學，接待我們的是學校的校務主任和另外一位老師。那天是周末，學校里人不多。方叔叔把我們的來意向那位主任講了一遍，又把我的轉學文件和成績表交了給他。主任不太認真地瞄了一下那些文件，馬上打起了官腔。首先說本校是一所名校，對學生的要求很高，以我的成績在該校學習恐怕很吃力，建議到別的學校看看等等。我知道自己有些科目成績不錯，但總體成績也就是中上水平，於是覺得沒什麼希望，但是我無所謂。我心情輕鬆地打量着屋裡的四個大人，校務主任一副守門員的表情，另一位老師平靜得像一塊木雕，估計是見慣了碰壁的家長和學生；我的媽媽神色凝重，只有方叔叔臉上一直帶着微笑，波瀾不驚。方叔叔聽了主任的一番話，張嘴剛要說些什麼，那位主任立馬拋出一個重磅的炸彈。他說：最關鍵的一點是，我們學校不接收插班生！聽他這麼一說，我馬上收攝心神，準備走人。這時候，方叔叔低聲地對我媽媽說讓我們出去等一等，不要走遠。媽媽帶我走出辦公室，在辦公大樓的門廊等方叔叔。媽媽批評我沒好好學習，如果成績好一點，人家可能就收了。我心裡想，人家說了不收插班生，成績好怕也沒戲。不過，我不敢頂撞媽媽。過了沒多久，方叔叔從樓里出來，迎着媽媽詢問的眼光說：“行了！下周一來辦入學手續。”我好奇地問：“不是說不收插班生嗎？”方叔叔笑着摸摸我的頭說“小鬼，以後要好好學習哦。”我不知道防暑書用了什麼招，反正我就那樣盡到了這所號稱“不收插班生”的“名校”學習，那時我念初二。

我一開始被安排和一個男生同桌，坐在靠窗一排的第三行。我這位同桌很活躍，在課堂上經常插話扮小丑。初來乍到，我很是規矩了一陣。漸漸地就故態復萌，開始在上課的時候看課外書。我這位同桌不愛看書，但愛玩，課桌的抽屜里有各種各樣的玩物。他製作彈弓的時候，那種專注真像一個講究的工匠。有時，他會在我們兩人之間擺上一副象棋要我和他下。我們兩象棋的水平都不高，下起來互有輸贏。有時被老師發現了，會把他的象棋沒收，交到班主任那裡。但是他總是能夠很快就把象棋拿回來。這是一位很有趣的同桌，但不是本文的主角。

本文的主角是我後來的同桌，當時的班長，姓黃，一個有點故事的女孩子。班上的同學告訴我，這位女班長的父母在她很小的時候就去了美國，把她寄養在一個親戚家裡。在她初中一年級的寒假，她的父母到了香港，托人給她帶信，說是已經給她辦好了到美國團聚的入境手續。她只要申請到了香港，她的父母就會帶她一起回美國。當時我們學校也有部分同學的父母在香港，他們也經常到香港探親，手續並不是特別麻煩。申請去香港先要通過學校的保衛科，也要知會班主任。這個小女孩在與父母分隔這麼多年以後，對於去還是不去美國很是拿不定主意，於是向班主任匯報這件事。我們的班主任馬上給她做思想工作，打消了她到美國去的念頭。女孩的父母退而求其次，要求女孩到香港見一見闊別多年的父母。女孩有點心動，班主任又對她分析說香港千萬去不得，那是一個充滿罪惡的資本主義世界，一旦她的雙足踏上了那塊土地就再也回不來了！在與萬惡的美帝國主義進行的這一場爭奪年輕人的鬥爭中，我們的班主任大獲全勝，在政治正確方面得了很高分。而我們這位女班長要在二十多年後才能見到她那垂垂老矣的雙親。

經歷了“拒絕去美國”事件的女班長，贏得了學校以及相關部門的嘉許，也被校方樹為榜樣。但在我的眼中，這個女孩沒有一點榜樣的風采。她相貌不出眾，寡言木納，主觀意志不強，橫看豎看都像舊社會裡一個滿腹心事的小媳婦。不過，她心地善良，憨厚，而且熱愛勞動。我深知班主任把女班長安排與我同桌的目的，但是，這樣的安排註定毫無效果。和班長同桌，上課下象棋的機會自然不會有，於是我上課時的“副修”除了看課外書之外，添加了練腿的項目。當時，一位同學找來一本“軍體院”的訓練大綱，我們好幾個就揀了“足球”這一項來練。大多數同學都是下了課才練，我卻是看一會小說，練一會腿肌，忙得不可開交。我按照訓練大綱找來一對啞鈴，背部緊靠在椅背上，每隻腳腕上放一隻啞鈴然後向前伸直，與身體成九十度角，儘可能地撐到矜持不住為止。每當我進行“副修”項目，女班長總會規勸我，我基本上不搭理她。這女班長有一樣好，就是從來不打小報告。衝着她不打小報告這一點，有時我也消停一會，讓她有點成就感。

有一次，我在上課期間看小說，女班長勸了我好幾回我都不理她。下課鈴一響，我把小說一卷，塞到抽屜里就跑出去玩。下一節課卻找不到先前看的那本小說。我以為掉在地上，前後左右看了一遍都沒有。我嘴裡罵罵咧咧，從抽屜里又拉出一本小說，把充當書籤的小紙條換個位接着看。同時我偷偷地瞄向班長，發現她傻了眼，我心中暗暗發笑。上午的四節課上完，午休之前，女班長把書還給我，對我說：“上課看課外書不好。”我說：“就知道是你，沒想到我有替補的吧？”其實，我們這位大班長觀察能力太差，稍加留意，她不會不知道我是經常同時看兩到三本小說的。

和女班長同桌了一個學期，我的同桌換了，也是一位班幹部 。這是一位男同學，父親是省政府的一位中層幹部。這位同學的學習成績非常好，但從來不得罪人，所以我和他相安無事。但是在這個學期發生了“選舉風波”，牽涉到前面說的女班長。

該學期開課沒多久，班主任讓我們“選”班幹部，準確地說是把她所圈定的班幹部作一個分工。班主任把已經圈定的班幹部名單發給同學們，名單上分別有“班長”、“副班長”、“學習委員”、“勞動委員”等職務欄空着，由同學們打勾。根據勾勾的數量決定該同學的職務。“選舉”結果出來了，班主任很不高興。她對同學們說：“由於有些同學沒有嚴肅認真地對待選舉，所以選舉結果無效。”
她要求大家再認真作考慮，選出真正符合要求的班幹部。同學們聽了都懵了，不知道錯在哪裡。其實，大家基本上按照上一屆的班幹部職務打的勾勾，所以各個職位都基本上照舊。老師訓話完畢，當天晚上放學以後就召集了一幫平常比較聽話的同學去開會。會後有一位同學向我透露，班主任的原意是想把上一屆那位姓黃的女班長換下來，捧另外一位姓孟的女同學當班長。這位孟同學出身幹部家庭，原來是學習委員，平常很聽老師的話。據說在“選舉”前班主任就已經跟部分同學打了招呼，可能打招呼的範圍不夠廣，結果出了偏差。我聽了直樂，那位孟同學相貌不錯，學習成績也很好。不過一天到晚板着一張小臉，對所有同學都是冷冷的，自然不招人喜歡。加上當時玩的是“不記名投票”，說不定有些聽了“打招呼”的同學陽奉陰違，沒有把票投給孟同學，所以她的得票率不夠高。

平心而論，不管誰當班長，都不過是班主任手下的一隻小卒，不會有什麼作為。但是卻可以滿足少年的虛榮心。對於這次“換馬”行動我和幾位比較談得來的同學做了一些分析。我們一致認為，班主任向來倚重那些幹部子女，姓黃的女同學父母在國外，無權無勢，以前讓她當班長無非是班主任對自己一手扶起來的“榜樣”的犒賞，如今時過境遷，班主任找了一個新目標，無奈同學們對班主任的意圖領會得不夠深刻，難怪班主任老大不高興。據參加了“打招呼會”的那位同學說，會上要求每一位與會者都要把選孟同學這個意思轉達給可靠的同學，但不能說是老師的意思。

第二天，“選舉”的鬧劇重新上演。投票之前，班主任語重心長地作了講話。她的講話剛結束，叫值日的同學發“選票”的時候，我舉手要求發言。班主任滿懷戒心地看着我，不知道我要幹什麼。我從座位上站起來說：“剛才老師把這次選舉的重大意義講得很清楚，我深深感到責任重大。不過，我怕我們還是沒有能力自己做決定，要不還是由老師說誰該擔任什麼職務吧。要不我們選得不好，您又該生氣了。”班主任的膚色本來就偏黑，聽了我的話臉更黑了三分。她指着我說：“你不要搗亂！同學們都是有覺悟的，知道該怎麼做。你不想選的話可以走。”我一聽她這話，二話不說就走出了教室。“選舉”按照班主任的意思進行，結果也完全實現了她的安排。

同學們都很替我擔心，怕我要有什麼大禍臨頭。但過了一段時間沒事發生，大家慢慢地也就忘記了這件事。有一個周末，那位姓黃的前班長（改選之後當了“勞動委員”），在操場把我攔住，對我說：“你以後不要和老師頂撞，那樣對你不好。”我不耐煩地揮揮手，轉身就跑下了球場。後來發生的一系列事情，使我明白了她為什麼對我說那番話。不過，我一點不後悔。

離開學校很久很久以後，我才再次見到那位姓黃的女同學，我的同桌。那時我已經在香港生活多年。有一天接到一位同學的電話，說“老班長”回國探親完畢，將取道香港回她的僑居地，幾個在港的同學準備聚一聚，問我要不要參加。我依約到了酒樓，看到那張既熟悉又陌生的臉，百感交集。歲月在她的臉上所刻下的痕跡比座上所有人的都深。她仍然是憨憨的笑，話語不多。根據她的敘述，我才知道她最終沒有去美國，嫁到了南美洲的一個國家。我很想問她，兜兜轉轉繞了一個那麼大的圈才出去，會不會有些後悔？但直到聚會完畢，始終開不了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