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表現了國人的愚蠢，但也表現了國人的智慧。特別，走資派作為當時最弱勢的社會群體，在反抗中表現的智慧是非凡的，甚至是匪夷所思的。精彩的段落，值得編成京韻大鼓，山東柳琴，蘇州評彈傳唱一下。

總體說文革的第一個回合是66年5月到67年7月。以主席為首的激進派攻城掠地，走資派一敗塗地，最終穩住陣腳。這階段的後期發生了一件事，就是抓516。雖然情況複雜，但總體看這是走資派反擊毛主席和激進派的一個大動作。

事情開始很小，北京農大和鋼院的幾個鳥人成立了一個炮打周恩來的叫做516的小組織。幾天之內就被剿滅了。但走資派敏銳地利用這個運動，把從中央到地方的造反派狂毆了數年之久。

他們第一步通過周總理，借516事件請到主席的指示。當時主席感到劉鄧等還沒徹底垮台。倒周的時機不成熟。於是發表一個內部講話，說516的罪行兩個，第一分裂無產階級司令部。第二反軍亂軍。有了這把尚方寶劍，中央文革那些激進份子就動彈不得了。於是抓516的運動，就轟轟烈烈地開始了。

在中央一級，先後抓出來的大516份子有：林彪，陳伯達，王力，關鋒，戚本禹。一看全是激進陣營的。地方上抓的就不計其數了。其中，外交部4000人抓了1700。許世友在南京抓了20萬。5大學生領袖全成了516份子。激進份子姚登山，毆打彭德懷的造反派，打死人大孫怏者，都在被整之列。

陳伯達意識到這是走資派的借題發揮。對總理說，516抓多了。周則針鋒相對地回答說，群眾剛起來，別給他們潑冷水麼。激進派打擊走資派時就用這個藉口。周請君入甕。陳作聲不得。把陳嘴堵了之後，繼續迫害造反派。總理親自找外交部兩位造反者談話，讓他們承認自己的516身份。這倆人還真體現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為了民族大義，愣認了。於是，外交部揪516的工作就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了。對陳毅的鬥爭，當然也就不了了之。

然後就遇到了一個真正的難題：真參加了516的，畢竟就是那麼幾個人。再揪新的，就沒證據了。這個問題，也被總理妥善解決了。總理說不要在組織問題上糾纏麼，要看行動上加入，思想上加入。

漢武帝殺名臣竇嬰、顏異，罪名是“腹誹而心謗”。就是你嘴上雖然沒說對皇上不敬的話，但是你心裡說了，為此也可以定罪。“看思想上加入”就繼承了這個傳統。只要辦案人覺得你有516思想，就可以定罪了。換句話說，他要整誰誰就是516分子，完全自由心證。

516通知是中央發的文化革命通知，是文革的法律基礎。在文革中掀起一個抓516份子的運動，簡直匪夷所思。因為廣義上說，所有積極參加文革的人都是516份子。中國的政治智慧令人震撼。

仿佛是一個政治上的倒錯。然而，造反派的勢頭從此就被壓下去了。造反派在1970年之後就不得煙抽了。5大領袖聶元梓等人都蔫了。走資派也有了呼吸的空間。到73年，連鄧小平都復出了。

走資派這次反擊，充分利用毛澤東不想一次樹敵過多的微妙心態。利用以激進面貌出現的總理和一部分走資派大權還沒有完全失落，首先從主席那取得尚方寶劍。然後強力反擊。手段沿用文革激進派普遍使用的無限上綱等打擊走資派的辦法，用其人之道治其人之身。其做法的隱蔽，手段的老辣，結果的成功，都足以稱為中國政治史上一個漂亮的戰役。

任何時候社會總是有弱勢群體的。但是，他們實現自己訴求的能力是各不相同的。被強迫拆遷的人把自己變成釘子戶，以死相拼。這個反抗的特點，是個別，鬆散，低效，高代價。多數情況下也是徒勞的。一些農村人士搞暴動，時髦的名字叫群體事件，跟義和團同級水平。其結果基本也是被鎮壓的。天安門學生和謀略分子，為了改變中國政體，搞過長時間的請願，占領，和示威。結果也適得其反。

總之各弱勢群體的反抗都鮮明地打着該群體能力的烙印。天安門謀略分子和激進學生有明顯的空想成分。他們知道怎樣發起運動，推波助瀾，推動運動。但沒有政治經驗。終究無法實現政治訴求。

走資派就不同了。他們是一個非常成熟的群體。有知識，有組織能力，有豐富的政治和軍事經驗，知道怎樣正確地推進自己的訴求。在逆境甚至絕境中轉危為安。打516就是一個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