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然問一問‘星君’看他怎麼說吧。”
忽然有一個大嗓門爆出這麼一句沒頭沒尾的話。一桌子人同時靜了下來，望向那個大嗓門的主人 - 羅偉東，再一看他身邊帶着冷笑的金斯民，大家明白這對冤家又斗上嘴了。

金斯民濃眉大眼，很有男子氣概，羅偉東面白無須，一個鷹勾鼻子和似笑非笑的神情顯得胸有成竹。金斯民下鄉比羅衛東早了三年，實際年齡卻是相差無幾。羅偉東那一撥人雖然領着“高中畢業”的證書，比起金斯民也就是在學校里多呆了幾個月，其餘時間都是置身在熱火朝天的“文化大革命”中。羅偉東下鄉那會，金斯民已經由二隊調到了一隊，當了個“記工員”，脫離了面朝田土背朝天的行列。記工員算不上是隊幹部，卻是一個實權人物。農場職工每月的工資要按照每人的出勤率來計算，記工員假如出了紕漏，吃虧的就是某個具體的人。這還不是最重要的，畢竟每個人大體都知道自己出了幾天勤，容易更正。最能體現記工員權力的是那些需要“衡工量值”的工作，譬如挖土方、平整地塊、丈量插秧面積等工作，需要由記工員核實並記錄，記工員手鬆手緊都會直接影響到職工的收入。有些大媽大嫂就竭力巴結金斯民，令他不知不覺間產生了自己是“萬人迷”的感覺，有事沒事就喜歡往女人堆里鑽。羅衛東當“紅衛兵”的時候，打着“串連鬧革命”的旗號走南闖北，在北京天安門前接受過偉大領袖的“接見”，他看不慣金斯民這種作派，只要逮着機會就要出出他的洋相。兩人在農場裡常常針鋒相對，回城以後各自在不同的單位，見面的機會少了，但只要碰了面，兩人總能找到碴口來交鋒。

金斯民和羅偉東差不多同時期回的城，兩人都經過進修然後分道揚鑣，各奔前程。一開始金斯民的路走得比較順，他在父親任職多年的系統中找到一個位置，後來又和單位領導的女兒結了婚，事業上也就水漲船高。沒想到他娶的這位官小姐醋意極濃，參加過金斯民和農友或同學的一兩次聚會之後就很忌諱他出席這類場合。尤其當聚會通知者是女性的話，她總要百般阻攔，令金斯民很沒面子也很鬱悶。最近幾年，由於金斯民表現不錯，他的老婆的戒心降低了，金斯民出席農友或同學的聚會也多了。
回城的初期，羅偉東先到專科學校里學習了一段時間，然後被吸納到一個商業貿易單位當了業務員。開始的時候，由於體制的性質，他與其他同事一樣過着“做也三十六，不做也三十六”的日子，無風無浪，工資不高但旱澇保收。體制改革使他的主觀能動性得到充分的發揮，為單位創收出了不少力，個人也水漲船高，當上了部門經理。由於業績驕人，他這個部門經理當得很滋潤，除了工資、獎金、交際費之外，公司還給他配了一台車。在那個時候，私車還比較稀罕，這輛歸他私用的“公車”確實為他加分不少，因為每次聚會他都主動承擔起接送住得比較遠，交通不方便的朋友，獲得大家的好評。這天羅偉東和金斯民又槓上了，爭持不下之際，羅偉東就找了個裁判 - “星君”。
“星君”膚色黝黑，圓圓的腦袋幾乎沒有頭髮，在燈光的照耀下腦門油汪汪的晃眼。他的大名是黃德懋，“星君”是外號，是“反斗星君”的簡稱。“反斗星君”源自“魁星踢斗”，本來是“狀元及第，獨占鰲頭”的吉祥語。也許由於“魁星”的形象是一腳踏住鰲頭，一腳踢翻了星斗，給人一種調皮的感覺，所以粵地把頑皮的孩子叫作“反斗星君”或“反斗星”。被叫作“反斗星君”的孩子不光是調皮，往往還兼有聰明、具有創造性的特質。黃德懋在農場裡呆的時間最短，如果要總結他“上山下鄉”這段經歷，可以概括地歸納為“準備和實施偷渡計劃直至成功”這樣一句話。雖然農場裡真正認識他的人並不多，關於他的一些傳說卻廣泛流傳，超越了生產隊甚至超越了分場的範圍。最為突出的一個傳聞是說他的游泳技術非常高超，可以平躺在水面上，只用兩腳划水，兩手拿着報紙來看。農閒的時候，田間勞作之中會有一些小休，煙民們輪流用竹子作成的“水煙筒”來過癮，不抽煙的人就圍坐一起閒聊。有一位大嫂就曾經問過黃德懋是不是真的能夠躺在水面看報紙？他一臉正經地說是，並且補充說明人人都能做得到。那位大嫂不信，黃德懋就告訴她，只要身子下面有一塊木板托着就行，把圍坐一起的人都得嘻哈絕倒。

什麼泳術高超之類的傳聞當然都是扯淡，他那種“一往無前”的精神倒是無可置疑。打從知道自己被分配到珠海的農場開始，他就打定主意要循水路逃港。下鄉之前的那段時間，他幾乎每天都去練習游泳，主要是到“海角紅樓”或“西郊”兩個設在珠江邊上的游泳場，有時也相約一些同道中人到較遠的“白沙河”去練習。“白沙河”屬於珠江的分支，在那裡暢遊，可以真切地體會到水流的助力和阻力。“反斗星君”他們當時選擇那個地點來練習是因為其中有個朋友就住在附近，沒想到在七十年代初，“白沙河”竟然一度成為“偷渡客”們最熱門的實戰練習場，“反斗星君”和他的朋友們也算是開了風氣之先。緊隨着“白沙河”出名之後，又有一個傳聞流行在“偷渡客”之間，說是公安局派了不少“灰佬”（線人）混跡在泳客中間，隨時向公安人員“報串”（舉報）。多數人都認為這是無稽之談，隊裡的“豬仔”卻深信不疑。原因是某次他借探親假在廣州做好一切準備，打算回到農場就擇日啟程。那天，他到“大沙頭”乘船回農場，在候船室就被兩個穿便衣的公安帶到辦公室里，從他的挎包里搜出了地圖、指南針和幾筒“白糖餅”。“白糖餅”由麵粉和白糖烘烤而成，是廣州的一種餅食，相當硬但抗餓，是“偷渡客”中流行的一種乾糧，加上地圖、指南針這些政物，因此公安人員指稱“豬仔”意圖偷渡。雖然“豬仔”百般辯解，還是被送到“收容所”呆了十幾天才送回縣裡，再由分場派人去把他領回農場。因此“豬仔”堅信這次失敗就是由於他去了幾次“白沙河”，被人“點了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