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在成都三说李安，是因为他不是拍《卧虎藏龙》的那个住在美国的中国人，而是一个住在中国的法国人。所以我写他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我认识他（这是最重要的）；二，他叫李安——别以为我在玩文字游戏，要知道我们所有人（其中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都叫他李安，谁也不记得他的法文名字是什么——我认为，在这点上他比前述的国际名导更为成功。另外，此李安是王小波和王安忆作品的法文翻译者，因此可以说，此李安与彼李安一样都是中国文化的传播者，所不同的是此李安传播活生生的当代文化。所以啊，没有什么比问他为什么取这个中文名字更令人烦闷的了。不幸的是，李安和他的朋友们都得经常面对这样的问题。

至于李安为什么选择住在成都翻译京沪二王的作品，我很愿意说这就是成都的魅力，再顺便提一提他最初在川大短暂的留学生涯。实际上说他住在成都都不够准确，他简直是在“抚摸“成都，而且不放过任何细节。他租住的是市井民房，常游走于街头巷尾；选苍蝇馆子吃饭，在路边茶铺喝茶。时间长了，遂得一“绝”技:熟识成都所有的老街，尤其是那些已经或即将消失的。我的经验是，越偏僻街道越窄的地方，越有可能碰到李安。他知道哪儿的啤酒一元钱一扎，哪儿的茶五毛一碗，哪儿十元钱可吃三菜一汤……，不仅如此，他还经常能得到额外的优惠，因为跟老板的交情。当然，就访贫问苦的卓绝而论,李安跟历史上的传教士相比还差得远，但他的目的也跟他们截然不同甚至相反：在李安这儿，交流、融汇的愿望已取代了改造或“拯救”的激情。基本上你不会把他当“老外”，如果你认识他。真没有谁把他当老外。在我们常去的大同路茶馆，偶尔路过一个香水浓郁的女子，或扛着大包的搬运工，往往有一至数只品种各异的狗会冲上去拦路狂吠。可是，李安就算浑身浇上油漆，把茶馆的桌子全搬走，那些狗都不会吭上一声。也许我该说说李安的长相了：身高总有一米九十几，眼睛如阿兰•德龙般深邃，胡茬堪比贝尔蒙多，鼻子之大可能超过德帕迪约……，总之看外表看护照，皆决无假洋鬼子之嫌。据他讲，他的血统中包含法、意、英、波兰……等国，差不多可以组建一个小型欧盟了。 这样一个人，你怎么看他，完全取决于你对他了解多少。

1、

时间过得真他妈快，至今我已想不起认识李安的确切时间了。几年前，一个朋友在“波希米亚”酒吧的聚会上给我们彼此介绍，我们都说早就认识了，总是在培根路的哪个茶馆里吧。那阵子培根路上的老外和中国人一样多，谁也不会把谁当宝贝。但在“波希米亚”酒吧那天，李安是唯一的外国人，而且身份是“巴黎来的诗人”，似乎他的到来总算让“波希米亚”四个字落了实。这厮也端的了得，汉语流利不说，还能听懂四川话。他端着杯子不时换座，跟男男女女各各交锋，一晚上车轮战罢，谈了几十个话题依然毫无倦意。子夜，在朦胧的醉意中，我记得他长久地坐在两个女孩跟前（当然，我也恰好在一旁），神情却真诚严肃，并无一丝轻浮。女孩们顾自去笑的时候，他依然专注地望着她们，脸就像电影里的特写镜头那么大、那么意蕴无尽。当时我想，这家伙真厉害啊——我指的是酒量。不过没多久我就发现自己搞错了：李安烟酒不沾，他的杯子里装的是水。成都的“波希米亚”酒吧里，一个“巴黎诗人”在喝水，让人怎么不去想“淮南为橘，淮北为枳”那句话呢。那以后，我就经常在不同的地方碰见李安。他声音低调，穿着朴素，无论骑车还是走路，总是慢悠悠的。他的眼神缓慢地从一处移向另一处，好象什么都没看见，却跟那些穷街陋巷有一种精神上的和谐。但他实在太高大了，尽管偏瘦，仍然给人以材料上的铺张感。他站在一群围观的居民后面观看110处理纠纷，他的车也突兀在别的车中间，坐垫下撑着一截长长的钢管；而他推着那辆车走路时，你却会以为那是一辆别人（某个女孩？）的车。如果合影，其他人还处于中景范围，他已进入近景；坐在一张桌上，当然，他就是个永恒的特写镜头。就中国人一般的审美来看，他原本英俊的外表像仿佛在放大过程中有些变形（使他像他故乡的点彩画一样需要一段距离让我们的视力去整合），因而难免令人心生畏惧。但在实际生活中，我从未见过这种情况发生。看上去李安活得很好，在越来越来多熟识他的人中间，在他熟悉的老街区，他拥有一个烟雾升腾、鸡犬相闻的独立王国，那种王国我们的下一代也许只能在网络上寻找了。不消说，即便只过如此安贫的生活也是需要经济支撑的，何况李安还不时在中、法之间飞来飞去——他其实拥有比他的中国邻居和朋友们多得多的自由。但我们都不关心这个，它涉及的是一种现实却难以马上改变的不公。大家只是有缘坐在夕阳和夜色里，在成都最后的几条老街上有一句没一句地聊天。我们下午喝茶，晚上喝酒。李安只喝茶。

成都作家汪建辉曾有妙语：诗人就是既懒而又想当作家的人。——这话本身说得也很懒，可见懒是挡不住的诱惑。我的观察是：诗人相遇费酒，作家见面费茶，共通之处是都要经常跑厕所。如果说诗人是酒色之徒，作家也是“茶色之徒”。“巴黎来的诗人”何时转变为一名作家兼翻译家的，我也没什么特殊记忆，但我将之归因于茶。就是在培根路的“老院坝”茶馆，李安第一次拿出了他用汉语写的小说手稿。说来惭愧，除了它的反乌托邦主题——人类克隆化的未来，我已茫然无所印象。我记得我甚至怀疑那里面诡秘、艳丽的语言是否表达失误所至。这样的结果一方面可以用酒来解释，但我深知真正的原因在于我蔑视手稿的恶习。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漫长的游历中，我看过太多写在笔记本、日记本、作业本……上的“实验作品”，以至现在根深蒂固地认为，手稿是对读者的一种挑衅，自信、负责的写作者起码应该让人看打印稿。再后来，当我知道李安在做翻译时，他翻译的王小波已得到后者遗孀李银河的认可在法国出版。我不懂法文，据他说李银河也不懂——所以啊，望着他平静的表情和书案上的几本词典，我真的很怀疑文学翻译是这么简单的。直到我读到了李安发表在一本内部交流资料的上的小说：《屠夫》。那是一本纯文学民刊，印量很少，但编辑显然意识到了作品的分量，将它排在小说类的第一位。在主标题下面，作者谦卑地加了个副题：“试图描写”。说实话，它让我为许多时下的小说写作者感到汗颜。倒不是说这篇不足万字的练手之作有多大的开拓性、观念有多么的新（这些东西真有那么重要吗？），我惊诧于它语言的精纯、文体的成熟和形象的斑斓。一个外国人，没有任何机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不可能“毫无利己的动机”。但他学习我们的母语，他对语言技术的精益求精，“对于一班见异思迁的人，对于一班鄙薄技术工作以为不足道、以为无出路的人……是个极好的教训。”* 注再说啊，语言对于一个人真的可以只是技术吗？

2、

几年前，一个德国女孩对我说，到中国学习汉语的西方留学生分为两个阵营，其标志是对中国公厕的态度。忍受不了中国公厕的人会随时抱怨，其中不少人很快放弃学业及整个中国；另一个阵营的人对此嗤之以鼻，并且说，我们到中国不是为了上厕所。（难怪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气味相投”这个词，鼻子自古就与外交有关。）李安从没对这个问题发表过看法，但他比我们认识的绝大多数老外在中国呆的时间都长得多，而且还没有要离开的迹象。为重新签证、为在法国出版译著，或只是旅游，他会短暂地消失一段时间。他重新出现在老地方时，并没有谁惊讶，他不过是“出去”又“回来了”。就单纯的“气味”而言，李安比大部分中国人都更有“中国味儿”。他身上终年飘荡着各种中药的香气，还不时往嘴里扔进几粒新发现的苗药、藏药……，有些我们简直连名字都没听说过。

还是那个德国女孩说，她没见过一个男老外不喜欢中国女孩的。（当然，这很难成为他们长期滞留中国的原因。喜欢归喜欢，多久和多少是另一个问题。）我的印象里李安总是单独出现，也单独消失。起初，你会觉得他热衷于和女孩子长谈；可很快你会发现他跟每一个想和他说话的人长谈，除非你试图跟他讲英语——这种时候，他会非常夸张地说：“我听不懂英语，我不是英国人，你也不是，为什么和我说英语？”有一次在他水井街的家里，他终于提到有一个中国女友，我们都有些惊讶。她远在丽江，我们都没见过。“我太大了……”李安边说边观察着我们的反应，语气中竟有些许悲哀。他说每当他和女友一同照镜子，他都为自己的巨大而感到“有点可怕”。大家都笑起来。我突然想起他弓着背在街巷里缓缓穿行的样子，他的旧自行车和灰扑扑的穿着，他的“中国味儿”，完全是在煞费苦心地试图融入周围的墙壁和空气。

那次在李安家里，我还看到了一件意外的东西：一个写着大大的“茶”字的木制招牌。它来自我们熟悉的“老院坝”茶馆。当时那里已被拆迁，只剩一片瓦砾。与文里、培根路一带拆掉以后，有好几个月朋友们没有合适的聚会场所。谁都没想到，新的地点是李安“提供”的，他已经在那一片住了好几年。那也是一个注定要被拆迁的区域，我们第一次在那儿喝茶时，它就已经被一道延绵数里的华丽仿古长墙团团围住了。考古发现证明，这里是世界上最早生产白酒的地方，重建只在早晚。问题是，李安已经把这里当成了他的家。他真是使用的“家”这个煽情的词，而茶馆的主人，就像他“家里人一样”。他长期在那儿喝茶吃饭——当然，是付钱的。渐渐地，大家发现李安改变了他沉稳的做派，甚至停下了手头的翻译。他开始主动向他认识的每个中国人询问对拆迁的看法，并整晚整晚地讨论。如果你同意他的看法，下一次见面他的开场白就是，那里那里又拆了，你知道吗？然后沉默地望着你，你就有了一分罪责；如果你和他意见不合，那他那种不加掩饰的失望会令你感到空气收缩。有一次他竟利用带路上厕所之机诱拐一个刚认识的女孩，跟他去看一座新建在附近河上的巨大石桥，目的是说明它有多么丑，因为桥上没给穷人留什么位子。另一次，在回了一趟巴黎之后，他告诉我们，他老是梦见中国人在拆巴黎的房子。“他们已经在拆，是温州的，他们嫌服装店的门脸太小……”。他说这些的时候声调依旧低沉，但目光灼人，表现得非常固执，与他“固执”地认为自己不懂英文有本质差别（真到了有人需要帮忙的时候，他的英文没有任何问题）。若依保守的中式标准，这种完全出于情感的孩童般的固执与他消匿于市井人群的初衷背道而驰，也跟他“不惑”的年龄靠不上谱——我似乎一直在有意忘记介绍他的年龄，因为这跟他留给人的印象完全不同。在一个普遍比他小不少却日益中年化的圈子里，他是个“没有年龄的人”。自然，李安也有他的限度，或曰法国式的圆滑，总不至于将他人和自己逼到非此即彼的地步。在这个面积每天都在减少的“王国”里，李安式的伤感也总会被嘲笑与自嘲稀释掉，随着残茶泼洒在废墟旁，无奈地等待机器轰鸣的逼近。总的来说他与所有人都相处融洽，也没有人为难过他。我印象里真正尴尬的事只发生过一次。那天他被迫参与玩一种集体性酒令。作为不喝酒的惩罚，他必须唱法语歌。短暂地默想了一下以后，怀着一不做二不休或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激情，李安起立大声唱了起来。但他雄壮的的歌声马上就被另一种更响亮的声音压倒了——那些从没听他说过法语的狗集体狂吠起来。

3、 法语。 巴黎。无论有多少或真或假的知识分子将法国视为精神上的祖国，它对于我们依然遥远。算起来，李安到中国时已三十出头，而他那属于遥远国度的过去是我们所难于触摸的。李安并不回避谈论法国和往事。比如，我们知道他最喜爱的法国作家是福楼拜和普鲁斯特，他参加过巴黎市民抗议新纳粹的游行（口号是“我们都是杂种”），等等，诸如此类，我们在书本和电视里已经知道的东西。此外我还知道他过去是喝酒的。不但喝，而且喝很多；他也抽烟，不但抽烟，还抽大麻。他指着他的心口说：“这里面全烂了”。有一阵，李安决定吃素半年，“给身体打扫卫生”。他想清理些什么呢？

在一次完全偶然的聚会上，我听李安讲述了以下他最为的惊人的故事：巴黎某夜，李安路过一家他常去的酒吧（“我跟他们非常熟，真的”）。那里热闹非凡，因为晚上有活动（“这跟中国一样”）。门口挤满了排队买票的人（“这也跟中国一样”），有保安在维持秩序（“巴黎也有保安”）。李安决定从一个侧门溜进去看看就走，但他被发现了（“我想没有任何问题，他们一直喜欢我”）。一个黑人保安被叫过来时，李安还在笑（“我并不害怕，因为我知道他们喜欢我”）。那个保安非常高大（顺着李安举过头的手我看到一盏昏黄的路灯），他一句话都没说（李安眼中现出了恐惧），就一头撞在李安的脸上（大家都把头往后一仰）。李安捂着脸跑到医院（“非常疼非常疼……除了疼还有生气”），他的鼻梁骨断了。李安讲述这个故事的直接原因是为了安慰一个刚遭受过保安欺凌的朋友，并证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被压迫”这个普世真理。但这个故事里的某种色彩触动了我，我翻出李安的小说《屠夫》。《屠夫》以巴黎为背景，主角是一个以肉店为舞台的眩目女店主。在描写女店主的穿着时李安写道：

打扮。衣服上系着一条雪白的围裙，中间却贱得满是红斑点，很像某夜我进急诊室，鼻梁骨折、腮帮肿胀并且在头昏眼花下见到几位忙忙碌碌的护士的外科制服上阴阳怪气的棉纱血衣……

噫？在小说结尾，女店主似乎跟人私奔了，同时叙事者又虚构了一个她暴死在家的情节（“已经死了几个月了，尸体保护得完美无损，嘴唇还红润，好象还有什么话要说……”）。叙事者解释说，这样“或许能将她从终生的虚伪中拯救出来”。——这里面隐含了一个绝望的爱情故事吗？莫非女主角惨遭虚构的原因就隐藏在小说中那句看似漫不经心的“我看她不是特别喜欢我”中？（请原谅我这种不负责任的捕风捉影，但我想大部分的文学想象正是起源于此。）我不知道。就李安驾御复杂文体的能力来看，这不大可能是百密一疏的真情流露反倒像有意卖出的破绽，精心设下的圈套。所以啊，我以侦探眼光重读此书的结果只是失望地发现，在李安以第一人称进行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描写中，我们对巴黎和他本人生活的了解并没什么增加。其实这是一个被“悬置”起来的故事，它独立于周围的时空，几乎可以发生在任何地方。那为什么不是在中国呢？《屠夫》是我迄今看到的李安最成型的汉语作品，写作于他与成都生活已经水乳交融的时期，他完全回避了这个背景。关于中国的一切只会出现在他的法语作品中吗？还是即便对于他，一个在中国生活了多年的人，所拥有的也还只是无法言喻的迷蒙，一如巴黎之于我们？

最后值得一说的是最近一次见到李安的情形。那天是他的生日，李安在即将消失的大同路茶馆大宴宾客。来宾有中外男女二、三十人之多，对坐在七、八张拼成一字形的茶桌两边。有人不合时宜地想起了“最后的晚餐”，但无论如何，这样的盛况不同寻常。地道的家常菜兵分几路端了上来。好几种语言杂唱生日歌之后，在众目睽睽之下，李安接过满满一杯啤酒……干了。

*注：毛泽东：《纪念白求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