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民俗略知一二的人大概没有不知道大名鼎鼎的驱鬼降魔的妖邪克星钟馗的。据历史学家考证，“钟馗”是由周朝的驱邪法器“终葵”衍生而来，钟馗作为一个专门捉鬼逐疫，为民除害的神祗形象是在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到明朝的《天中记》等的一系列著述中逐渐大致定型的---才子钟馗因相貌奇丑而在殿试中被唐德宗嫌弃，丢掉了到手的状元头衔 ，含愤自杀。因其为人正直，死后被玉皇大帝任命为正气凛然的专司降妖伏怪、造福百姓的驱魔大臣。钟馗的这种以正胜邪、除害安民的形象深受中国历代民众拥戴，台湾地区至今仍然保留着跳钟馗的风俗。

钟馗所以能够得到中国历代民众拥戴，显然不是因为此君奇丑无比的相貌，而是崇尚他的捉鬼逐疫，为民除害的本领。于是乎尽管钟馗的相貌狰狞可怖，中国历代民众为了驱鬼避邪还是把有着一付令人不敢恭维的尊容的钟馗画象请到家中供奉起来，原因无他，盖借钟馗打鬼的神勇确保阖家平安也。

说起来国家的事情其实和老百姓居家过日子差不多，一个国家要想日子过得安生，也是盼着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当国家的事情出了大问题---统治集团的治国方略背离了人民大众的利益，从而导致言路闭塞、吏治腐败，贫富悬殊，分配不公，社会治安恶化，自然环境破坏，社会道德堕落，以至于到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地步，深受其害的人民大众当然就会要求改变现状---或改良、或改革、或造反、或革命。不管是改良、改革，还是造反、革命，人民大众总希望有个能够照亮黑暗的社会的指路明灯，更盼望有个能够带领大家降妖伏怪、为民除害的妖邪克星。这种质朴的愿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无庸讳言，目前中国大陆实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单兵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停滞不前（甚至大幅倒退）的瘸脚鸭式的“改革”政策导致了经济高速增长的表象下，吏治极度腐败，贫富极其悬殊，社会治安极端恶化，自然环境破坏极为严重，社会道德极端堕落的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的激化程度已经达到了极点，整个社会像座冒着滚滚浓烟的火山，随时都会因偶发事件引爆而崩溃。人民大众要求改变现状的呼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山雨欲来风满楼，整个社会正处在大变革的前夜。

此时此刻，人们理所当然地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救国救民的社会大变革中照亮黑暗的社会的指路明灯何在？带领大家降妖伏怪、为民除害的妖邪克星何在？

是远在万里之外吃着洋面包的海外民运人士吗？答案是否定的。尽管我们对这些充满理想主义的海外民运人士的民主宪政理念很赞成，对他们唐.吉珂德式的为民主宪政理念而进行的行侠仗义的民主运动很同情，但我们基于现实考虑，只能得出如下结论：由于中共当局对海外民运人士实行了人身拒之国门之外、声誉诬于国门之内，对身处海外的民运人士打压分化、对闯关潜回国内的民运人士驱逐拘捕的高压政策，海外民运人士对中国大陆人民大众的影响力是很微弱的。在这一点上，海外民运人士与当年孙中山所代表的海外革命党人所处的相对宽松的国内外客观环境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海外民运人士想要发挥像当年孙中山所领导的同盟会在国内革命运动中发挥的举足轻重的主导作用是完全不现实的。有鉴于此，海外民运人士充其量只能发挥一种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里向中国大陆同胞进行民主宪政启蒙的桥梁纽带作用，而不能发挥在救国救民的社会大变革中照亮黑暗的社会的指路明灯和带领大家降妖伏怪、为民除害的妖邪克星的作用。

是近在眼前的土生土长的国内持不同政见的民主人士吗？答案也是否定的。尽管我们对这些充满理想主义的国内持不同政见的民主人士的民主宪政理念很赞成，对他们唐.吉珂德式的为民主宪政理念而进行的行侠仗义的民主运动很同情，但我们基于现实考虑，只能得出如下结论：由于中共当局对国内持不同政见的民主人士实行了人身禁锢、声誉诋毁、言路箝制、就业歧视的高压政策，国内持不同政见的民主人士对中国大陆人民大众的影响力是很微弱的。在这一点上，国内持不同政见的民主人士与当年以鲁迅为代表的国内民主人士所处的相对宽松的国内外客观环境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国内持不同政见的民主人士想要发挥像当年鲁迅所参加的“左联”在国内革命运动中发挥的重大作用是完全不现实的。有鉴于此，国内持不同政见的民主人士充其量只能发挥一种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里向中国大陆同胞进行民主宪政启蒙的身边的教师的作用，而不能发挥在救国救民的社会大变革中照亮黑暗的社会的指路明灯和带领大家降妖伏怪、为民除害的妖邪克星的作用。

是在中国大陆掌权的中共体制内的具有民主宪政理念、顺应历史潮流的健康力量吗？答案是肯定的。尽管我们对中共政权的独裁专制行径极不赞成，对他们目前实行的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弊端之大成的政治专制、贫富悬殊、吏治腐败的裙带资本主义极其厌恶，但我们基于现实考虑，只能得出如下结论：由于中共当局在政治、经济、军事、司法、宣传等诸领域的绝对优势，既得利益集团的贪婪和既得利益集团为了维护既得利益而表现出来的疯狂、残暴，再考虑到相当多的中国民众在长期的奴化愚民教育下形成的愚昧无知的劣根性，所以在现阶段中国大陆社会变革中将希望寄托于工农大众自发的群众运动是完全不现实的，我们只能从中国大陆的社会现实出发，因势力导，充份发挥在中国大陆掌权的中共体制内的具有民主宪政理念、顺应历史潮流的健康力量的主导作用，在一场不流血、不破坏经济基础、不产生剧烈社会动荡，却能有效地革除社会弊端，使人民当家作主的天鹅绒革命中还政于民，实行宪政，推动中国大陆的社会大变革，与全国人民一道将中国建设成为政治民主、经济繁荣的现代化国家。毕竟邪恶的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克的，而邪恶阵营内部发生的反戈一击对邪恶阵营而言往往是最致命的。

既然我们明确了推动中国大陆社会大变革的主体---中国大陆掌权的中共体制内的具有民主宪政理念、顺应历史潮流的健康力量，那麽接下来的关键问题就是这个推动中国大陆社会大变革的主体要以什麽思想作为理论基础来指导社会变革，也就是说用什麽思想作为在救国救民的社会大变革中照亮黑暗的社会的指路明灯，成为带领人民大众降妖伏怪、为民除害的妖邪克星。

这种可以成功地指导中国大陆社会变革的理论基础是现在中共大吹大擂的所谓“三个代表思想”（即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代表先进的生产力、代表先进的文化）吗？答案是否定的。严格地说，“三个代表思想”根本就不能算作理论，充其量只是一种愿望和要求---从浪漫的角度看，它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而不是现实；从操作的角度看，它只是一种要求，而不是身份证书，能否实现则完全是另一个范畴的事情。中共把如此不伦不类的货色当作最高理论并塞入宪法已经是滑天下之大稽的笑话（中国大陆的人民大众甚至公开在各种场合下将“三个代表”颇不恭敬地谑称为“戴三个表”、“三个呆婊”），焉能被中共体制内的具有民主宪政理念、顺应历史潮流的健康力量当作指导社会变革的理论基础？！

这种可以成功地指导中国大陆社会变革的理论基础是现在中共奉为至宝的所谓“邓小平理论”吗？答案也是否定的。严格地说，邓小平只是个实干家而不是理论家，邓小平自己在理论上根本就没有什麽建树可言。我们知道所谓“邓小平理论”的重中之重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我们只要稍作考察，就会在毛泽东的《实践论》里找到有关论述。毛泽东在《实践论》里明确提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并对此作了大量翔实的论述。所谓“邓小平理论”中的另一重要的治国理念“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简称‘一国两制’）”实际上是毛泽东提出的主张，毛泽东在会见曹聚仁时表示：“台湾如果回归祖国，可以照他们自己的方式生活。军队也可以保存，我们不压迫他裁兵，不要他简政，让他搞三民主义”。邓小平只是这一主张的忠实执行者而已。所谓“邓小平理论”的另一重要论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也是毛泽东在接受了“大跃进”失败的经验教训后提出的理念，毛泽东曾经说过，中国解放前和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按劳分配。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些都和旧社会没多大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了。毛泽东明确地把资本主义到发达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叫做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也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谓“邓小平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发展生产力的论述，其实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就早有论及：“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 至于邓小平的名句“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则是与理论表述有相当大的距离的，只是一个实干家的口头禅罢了。邓小平的没有任何定语的“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高论”就更是今日中国贫富悬殊的肇因而不是什麽救国救民的理论了。综上所述，从理论创建的角度说，邓小平的确不是理论家而只是实干家；所谓“邓小平理论”不能称为理论而只能称为实干家的工作日志。显而易见，口头禅式的“邓小平理论”也是不能被中共体制内的具有民主宪政理念、顺应历史潮流的健康力量当作指导社会变革的理论基础的。

我们上下求索后发现，可以成功地指导中国大陆社会变革的理论基础非毛泽东思想莫属。说到这里，海外民运人士、国内持不同政见的民主人士、曾经受过毛泽东极左政策迫害的各界人士也许会跳起来了，他们会众口一词地说：“你怎麽能将毛泽东这个封建独裁暴君的思想当作指导中国大陆社会变革的理论基础呢？” 诸君息怒，稍安勿躁，且听我把原由一一道来。

我们今天所以把毛泽东思想搬出来作为指导中国大陆社会变革的理论基础，绝不是要让大家回到毛泽东晚年的使国家和人民遭受了惨重损失的极左时代去，而是在扬弃了毛泽东思想中的荒谬有害的封建专制的糟粕的基础上，借助毛泽东这个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和超人的个人魅力的“钟馗”的思想中对国家、民族、人民有利的民主精华的合理内核作为照亮黑暗的社会的指路明灯，带领人民大众降妖伏怪、为民除害、涤荡社会弊端的妖邪克星。

毛泽东生前在谈到他和林彪的微妙的关系时曾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事实上以毛泽东在世时的权威，别人想把他当作钟馗利用，谈何容易！想把毛泽东当作钟馗利用的人到最后倒是大多都被毛泽东当鬼打了。

但毛泽东去世以后，我们把他的思想中对国家、民族、人民有利的民主精华的合理内核当作钟馗用来打当前中国大陆社会中的吏治极度腐败，贫富极其悬殊，社会治安极端恶化，自然环境破坏极为严重，社会道德极端堕落之鬼，从而促成为民除害、涤荡社会弊端的社会大变革还是恰如其份的。

实事求是地说，毛泽东作为一个人从小到老是不断变化的（有时候好，有时候坏），毛泽东思想作为一种理论从幼稚到成熟也是不断发展的（有时候正确，有时候错误）。我们现在把他当作钟馗用来打当前中国大陆社会中的严重弊端之鬼，用的就是毛泽东人格魅力中的好的成份、毛泽东思想中的正确的部份，而不是将毛泽东人格魅力和毛泽东思想中好与坏、正确与错误兼收并蓄。这一点必须讲清楚。这方面最典型的两个例子是，当年共产党即将取得政权的前夕，毛泽东的头脑还是很清醒的，他在回答知名人士黄炎培关于新中国如何才能摆脱历史上周而复始的改朝换代的兴衰周期律怪圈的问题时指出：“我已经找到使新中国长盛不衰的秘诀，这就是民主。中国历来就缺少民主这个好东西”；他还多次指出：“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但同一个毛泽东，在文化革命高潮时却对他的老朋友美国记者斯诺说出了独断专行的昏话：“我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 我们在把毛泽东当作钟馗用来打当前中国大陆社会中的严重弊端之鬼时当然要汲取他与黄炎培谈话中的民主精华，而扬弃他与斯诺谈话中的封建糟粕，这是不言自明的不二法门。

中共体制内的具有民主宪政理念、顺应历史潮流的健康力量把毛泽东这个中国共产党的开山鼻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集于一身的神奇人物当作捉拿祸国殃民的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弊端之大成的政治专制、贫富悬殊、吏治腐败的裙带资本主义小鬼正当其时！

举火驱长夜，打鬼借钟馗。旨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