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来北京三月有余，时常想起我的母亲。

母亲今年五十多岁，生养了四个儿女，现今却没一个在身边。没来北京之前，我是离她最近的长子，逢星期天或节假日，总抽时间回家看看。母亲总是忙。农忙时忙田里庄稼，农闲时忙家里畜禽，还在旧宅西边开劈了一片菜地，种上葱，茄子和辣椒。每每回老家，刚拐进过道，狗，鹅，鸭子和鸡，一群群围堵车前，伊伊呀呀叫，挡住去路，再按喇叭也不散，我就有些不耐烦，埋怨母亲养这么多小东西啥用。母亲高兴高兴撩着围裙出来了，一边哄开鸡鸭鹅，一边往车里直看——

“又是你自己回来了，咋儿不叫哲给我带回来？”哲，是我的儿子，是母亲养的另一只小花狗，只要见着他奶奶，前后跟着转，一步也不拉开。

“他要在家学英语，弹琴。”

“小小孩儿，让他学那么多东西啥用，别给我累着了！”

不是不愿意带孩子回来，是缘母亲待他太娇惯，上天找梯子，恨不得摘下月亮让他玩。儿子就有了势力，一回老家便极尽顽皮淘气，搞得鸡犬不宁，像个黑黑小夜叉。母亲笑着眼看哲儿疯，舍不得吵一句不说，还不许我与妻子数落他闹得脏脏的。

“现在你们嫌他脏，过了十八，就嫌你们脏了！”

儿子得了母亲这话，更无法无天，所有教养一扫尽光，直叹我们教育失败。走时更难了，一老一小，谁也不想离开谁。总要做很长时间思想工作，儿子才眼圈红红离开老家。母亲一边送一边撩围裙拭眼泪，车开过石桥了，儿子还爬车后台往后看。妻便不乐意孩子回来。妻说，回去一次，让孩子哭一场干啥？

我就躲了儿子偷偷回老家看母亲。

母亲却老大不喜欢，嘟噜一句，又是自个儿回来了！我就陪笑脸给母亲，小心小心不敢再惹她不高兴。打小儿，我就怕母亲。母亲对我们兄妹四个很严厉，但从不抬手打我们。谁要是惹母亲生气了，她黑起脸不吭声，再说话她也不搭腔儿，该下地干活还干活，该做饭让你吃还做饭让你吃，就是一个：不理你。在兄妹四人中，母亲常不理我。因为我少年不爱读书，青年花钱大手大脚的，让她看不惯。母亲在教育妹妹和弟弟时总要说的是这一句：可别学你哥。以致结婚后，让妻听到了大为不满。可是我知道母亲偏心，母亲最疼的，算上弟弟，也要数我。儿时家里做啥好吃的，母亲总要紧着我。母亲说，你哥嘴馋，是个馋猫，好东西就该让他多吃些。弟弟还没出生时，我在家绝对权威。那时父亲在外地工作，我逃课，与邻村孩子打架，母亲干气也没法。一年初夏，我连续逃课四五天，母亲没有发现，村子里的闫老师告到她那里。她还对闫老师说，俺孩儿天天吃了饭就背书包上学去了呀。谁知，母亲根本没想到，我是背书包出了门，可并没去上学，而是转一圈，趁她不注意爬上平房顶，席子一铺睡将起来了。当时闫老师跑家里告状，我还正卧席子上，得意呢。不想母亲竟坐在大门口等到天黑，看我到底从哪儿回来。我饿得没办法，只好从平房屋爬下来。母亲很生气，黑着脸不理我。好多天，不理我。我有些害怕，就怯怯地跟在她身后，想让她理我。母亲就是不理，有天一大早，母亲背锄头往田里去。我跟在母亲后边。母亲不回头看我，也不理我。母亲到田里了，一锄一锄地锄，我就坐在田垄上，大红日头升出来，两只大黑鸟在红颜色的光辉里盘旋。我托着下巴含泪望母亲。

“你坐地头弄啥？还不赶快上学去！”这是母亲惟一一次对我大声嚷。

我听了后流着泪笑起来，母亲终于理我了，我快快地背上书包上学去。以后，母亲再没大声嚷过我。不是我很听话了，而是再惹母亲生气了，她就背过人流眼泪。

母亲性格很坚韧，却不识得字。

当年，外婆家里很穷，是岗地，一年四季收成少，逢自然灾害，村里常饿死人。外婆怕母亲饿死了，就拉棍带上我母亲去很远的驻马店要饭去。听父亲说，母亲七岁那年，外婆将她买给了驻马店一个富人家。外婆得了钱，回家去。我母亲却有心，硬是记了路，独个一人，又偷偷跑回来。外公外婆搂起我母亲哭了，从此，再也不生买我母亲的心。我问过母亲此事，她一笑说：那时没啥吃，你姥娘也是想给我找条活路。母亲干起农活来，总是出死力。母亲对我们说，干啥事儿都要有个样儿。前几年，母亲下田割麦，寨子里男劳力也赶不上趟，男劳力割麦中途要直腰歇歇，母亲却不，一口气弯腰割到地头。不久前，在北大听刘震云先生讲文学。刘先生谈起了他母亲对他的影响，其中有一段，也是讲他母亲割麦的，也是不直腰歇，一直割到底。刘先生在台上讲，我在台下听得满面泪水——因为，我想起了我的母亲。

母亲有一句口头禅：人活一辈子要争气要强。

母亲嫁给父亲时，父亲还是一民办教师。爷爷在我父亲大约十几岁的时候就死掉了，家里自然很穷。至到我记事儿时，还是三间破草房子。约略印象中，有一年，每天黄昏，母亲便坐院子里拿了砍刀砍些小木棍。一根一根细细砍。小月亮透过东边一株柿树照下来，我和母亲就在月亮底儿里。母亲砍棍，我往母亲身边运木棒。母亲细细砍。我一趟一趟运。我运累了，就爬母亲膝上歇一忽儿，母亲放下砍刀，撩起额前碎发，去看柿叶里的月亮。

母亲说：“盖个新瓦房，好给俺孩儿娶媳妇。”

“妈，娶媳妇弄啥呀？”我问。

母亲说：“娶了媳妇，你就成家了。”

“那要成一家了，媳妇不是要住咱家吃咱的饭么？”

母亲笑了。母亲低下头又开始砍木棒，我又开始送木棒儿。以致于现在，母亲总说我，越长越懒惰，哪有小时候勤快。小木棍砍得一样儿粗细一样儿长短，摞起来。我就趴木棍堆上睡着了。后来，我知道这些木棍俗名叫“帐棍儿”是盖瓦房用的。新瓦屋终于盖起了。母亲又开始思谋尽一步改善家里生活，为了多挣工分，她净拣重活干。当年，人民公社大兴“富民渠”。母亲便主动承接起生产队往水渠工地送东西的活儿。要拉满满一大架子车蔬菜或粮食往几十里开外的泉店街送，一天一次。男劳力都吃不消，何况单薄的母亲。母亲硬是天不明就出发，带上一兜玉米面饼子，天黑透了，才回来。可是挣的工分，才勉强顾住一家人吃。那时，我理想的幸福生活，就是天天吃上白蒸馍。父亲须进城工作，责任田分到户，我们又小，十来亩田单靠母亲一人耕作，艰苦可想而知。然而，我的母亲，什么农活也不肯落人后。为了增加收入，母亲与村子里其它人家一样，在田里培植起玉米种籽，乡里人都说是种植种玉米。种植这玉米，是须要人工授粉的。而玉米出粉时，恰是大夏天的毒太阳下，太阳越毒辣，玉米出的粉越多越好。有些人抗不住，要等天稍微凉快些才下田的，母亲却不，母亲总要撵太阳最毒玉米出粉最多的时候下田。玉米丛林，如一口大蒸笼，母亲从田里出来时，浑身汗湿，脸和胳膊，被玉米叶子划得一道一道浸着血。

“妈，歇一会儿吧。”小妹扯起母亲衣襟，不肯再让她进田里。

母亲伸起胳膊擦擦汗，母亲看着小妹笑了。

母亲说，干啥事儿都要有心劲儿，摁下心干完。母亲说完这句话，拿起竹筒走进玉米田。我们兄妹跟了进去。

天蓝蓝的，太阳正毒。

2004-12-8于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