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小时候住那院子比较大，里头有十几个套院。俺们家住紧里头的套院，从大门口走到俺们家得小五分钟。

各套院都有树。俺们套院有两棵花椒，两棵李子，直径八寸左右。但往外走，有个必经的套院。院子中间长了一株枣树，直径两尺左右。枣树木质坚硬，生长缓慢，没四五十年长不了那么大。由此知道，这个套院有年头了。

每年春天，这棵枣树都开满了星星般的枣花，花儿谢了之后会生出很小的枣，一开始是尖的，然后慢慢长大，枣是葫芦形的。风来时，满树的小葫芦铃铛似地晃啊晃，煞是好看。葫芦枣脆而多汁，是俺吃过的最甜的枣。这棵树树冠很大，夏天有小半亩浓荫。它每年产枣够全院四十多家人每家分一桶。按照每桶五斤计算，就是二百多斤。这产量可以过黄河了。

并非所有的小枣都能长大。有时候一阵风来，会有蔫了的小枣掉下来，落到在下面打扑克或者下棋的俺们身上。

隔壁院子里也有枣树。树枝伸展到俺们院的房顶上，俺常卷个凉席，爬到房顶，在那树荫下看书。但那是木枣，渣多，汁少，没法跟俺们院的葫芦枣相比。

葫芦枣很难偷。从它四面所有的房顶都够不着。树又高，从下面偷也不行。俺跟孩子们试过用石头砍，但砸中枣的概率不比砸中住家的窗户，或者住户脑袋的概率大。用杆儿打动静太大，自然也不行。要想偷，唯一的办法就是爬上去摘。但是这院子有两位长驻的老太太，一位来自山西，一位来自河北，俩老太太眼神不好，但刚好能看清你是谁家小孩。

有时碰到大风大雨，俺们能捡到几个枣，不过越吃越馋。其余时间，俺们只能在树下转着圈地流哈拉子。那枣，是俺们的眼睛生生看熟的。随着枣变大变红，俺们都坐不住了。那时，俺们就会去找院长钟老太太。

钟阿姨，该打枣了。俺们说。

急撒字(急啥子)？老太太正忙着喂鸡。

再不打就烂树上了。俺理直气壮。枣长这么大，主要是俺们小孩的功劳。

昨天拉过(哪个)带人爬西院的房？钟老太太严厉地望住俺。

管着吗？俺和小孩警惕地后退。

卧补惯拉过惯？(我不管哪个管)？钟老太太走了一步。

多管闲事多吃屁。。。

咣地一声，老太太把鸡食盆摔在地下。俺和朋友撒鸭子就跑。当年俺们的民主尝试，多半都这样结束。

从政治上论，钟老太太是老红军，俺们小孩是祖国的未来，相当于国之储君，按说份属君臣。但这只是理论。事实是钟老太太有全院家长的巴掌和鸡毛掸子做后盾，握有武力，她掌实权，俺们只有名分。

只有葫芦枣站在俺们一边，它无视任何实权，不管不顾地成熟，越来越红，任何武力也挡不住。最后终于连钟院长没办法了。只得同意打枣。

那可是俺们院的盛事。在全院的注视中，俺们几个能爬树的孩子拿着杆子爬上枣树，乒乒乓乓地开打。大人也在树下拿着杆子打上了。枣下雨般掉下来，在地上铺了一层。钟老太太指挥俺们打完一枝又一枝。捡枣的孩子满院跑。俺浑身是汗，胳膊上的血口子被腌得生疼，但心中非常兴奋。

枣打得差不多了，俺们爬下树，所有的兜都是满的。各家都拿来了自家分枣的容器，有脸盆，有水桶。那时院子里就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大人愉快地交谈，小孩嘻嘻哈哈，窜来窜去。钟老太太拍拍俺们的脑袋，俺们的恩怨就结清了。

后来到海外。再也没见过葫芦形的枣。上次俺回国，发现院子门口站着兵。跟他说俺是该院的老住户，想进去看看，但他不肯通融。只好在门口照了张像，依依不舍地离去。

再见了，葫芦枣，俺心里默默地说。再见了，童年。童年是一个快乐的梦，梦中飘满了星星的枣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