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伤痕文学”到满身硬伤的文学

－浅谈文革以后中国思想文化的变迁

心言

三　市场经济浪潮冲击下文学的失落

曾几何时，汪曾祺从多年积压的旧稿里发现陈登科的美谈消失了，进而出现的是门户，流派和旧识等种种裙带关系，文学界出现新人之难犹如上青天。如果没有圈内人引见，任何人要踏入文学的名利场远远难于演艺界。诚然，演艺界出于对一些角色的气质，年龄和外貌要求，导演在万不得以的情况下必须要启用新人。而文学界则由于读者对某些作者的认知，往往倾向某种风格和某种题材的作品。但必须承认，文学创作同样也有年龄的极限。一般好的长篇小说的最佳创作年龄在四十到五十岁之间，低于这个年限则缺乏对生活的深刻体验，作品失之浅显；高于这个年限则由于精力下降，记忆力减退等为写作长篇巨著造成实际困难。诗歌的创作年龄要远远短于小说。但是，中国文坛的独特风景远远不在这里。读者看到的是巴金等老一辈作家占据文坛长达几十年之久，如果其早期名著为世人称道的话，何不靠这些作品的版税颐养天年，并且更为世人尊重，而把文坛领军的重任让给精力旺盛的下一代。而文坛新人中某些前辈的子女所占的比例和位置更令人瞠目，其中究竟有几个写得出堪称文学的东西世人尽知。问题还远远不止这些，因为中国独特的政治生态，任何作品都要为政治服务，否则就是冒天下之不讳。文革结束以后平反的一些作家们似乎并没有改变这些游戏规则，只不过又把他们个人的旧知新朋重又拉入圈内。

中国文坛需要改革吗？单纯追求利润等同于改革吗？

在国人几乎全体惊诧高行健的“灵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同时，中国的文学作品还是在走几十年形成的老套路，首先是政治上要求的典型人物典型故事，其次是人物性格鲜明，故事完美无缺。结果是一个时期的作品几乎都在写一个类似的故事，一个相似的人物。难得见到在题材和创作风格上有特性有突破的文学经典。往往是一个名作家定下调，其它人跟上去一窝蜂。改革初期虽然曾经引入意识流，黑色幽默等技巧，但由于大多数使用这些技巧的作家文字功底欠缺而昙花一现，而且既使再怎么使出力气也不过是重复人家早就玩过的花样，根本就没有考虑怎样把这些技巧发挥得恰到好处。相反，一些人又开始玩弄文字上的小聪明，而忽视了其要表达的思想。所谓前卫作品更是远离生活，根本就没有任何生活根基。

直到一九九四年，文学创作以小说为例，一方面是以传统的为政治服务的“正统”作品，一方面是描写性压抑，心理压抑甚至大学生刚刚毕业就被“包养”的所谓先锋作品。而诗歌则经历了从朦胧诗到忧郁诗，更有骆一禾和海子的宗教诗为代表的创作思想的演化。如果说其中一些传统作品反映了现实生活一些问题的话，那么那些前卫文学则越走距离生活越远。

“小说选刊”九四年刊载了一篇女大学生到深圳后被包养的中篇小说以后，曾经引起很大争议，同今天的身体文学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了。而骆一禾和海子的宗教诗则远离国情和现实生活。我想，如果骆一禾不是这样自认为“圣经”可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话，而是带着使命感真正走进生活，他或许不会因过度用脑导致突发性的脑出血而丧生。同样，海子如果只停于“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话也不会自杀。再反观与此同时的文学市场呢？有多少人，尤其是大学生们，认同这些所谓的前卫文学，多少人为海子，食指和顾城等人的极端行为喝彩，而完全忽视了现实生活？这不禁让人感叹，新时代的知识分子们，没有经历过“文革”那样的浩劫本来值得庆幸，难道非要有强制性的“上山下乡”才能体验普通大众的生活吗？

最近读到骆一禾的一些宗教诗我惊呆了。诗人的才华令人钦佩，但这毕竟不是心血来潮就能给中国找到的出路呀。躲在“诗刊”编辑部的金字塔里花费如此巨大的精力从事这些写作时，他可曾想过到工厂去，农村去，看看工人农民和普通知识分子究竟需要什么？而他的这些诗作居然被某些人捧为先知，要仰视的思想先锋？

以一九九五年为分水岭，中国文学创作开始走向趣味低下。先是一些女作者以闺中情结登场，接下来走向身体文学。在商家从炒作中牟取暴利的同时，文学界还是有批判声音的，尽管无济于事。“下半身”文学终于以其成名速度，争议和暴利开启了文学青年挤入圈内的灵感，接下来就全面侵入文学市场了。这时政府对出版行业的转型也为商家提供了牟利的契机。一方面是政治上不可逾越的鸿沟完全限制着文学创作的思想深度，另一方面是刚刚放开的文学艺术创作的某些道德制约，中国文学艺术的消费者们终于可以抛弃政治说教的东西，而接触欣赏消遣性的作品了，何况还有一个几十年禁止的偷窥隐私约的欲望。

一个理想的文学市场应该是多元化的，通俗娱乐和高雅深沉的作品同在，而且应该包括生活的方方面面。实事求是地讲，只要由市场来调节，通俗性的作品就会远较纯文学的东西畅销，这是十分客观的现实。但是如果通俗作品没有底限的话，整个社会的文化趋向就会失之浅薄。就是在市场经济机制健全，行业规范完整的西方国家，国家对文化的投入和导向也是存在的，否则民族文化素质势必降低，文化生活的庸俗将加深社会生活的腐化和庸俗。比如美国，文学新人的创作可以向政府设置的基金会提出申请，拿到资助以后按合同允诺写的题材。资助额包括调查研究收取素材，工资和出版等基本开支。华裔作家ＡＭＹ　ＴＡＮ　和张纯如都是得到政府资助才开始创作的。这样上路以后就以对某一生活面的了解有了擅长，同时也发展出固定的读者群。这样出来的作家要改写其它东西也并非易事，因为他们一旦涉及新的题材就要面临陌生的读者。相比之下，在“改革”的口号下，中国社会片面追求富裕的速度，这时政府把文化突然完全推给社会就立即面临质量，品味和档次等多重问题。虽然在市场需求下有些新人可以不再为圈内无人所困，但其作品的内容和质量就令人担忧了。同时，出版社并没有完全走向市场，编辑采选的作品还是可以由国家的资金来付印的，这样以前的裙带关系并没有受到很大冲击。这种情况下读者看到的是什么呢？一些是作者自费出版物，格调质量参差不齐，一些是用国家的钱出版的东西，赢亏都有国家来承担。但是，这两种实际上都是出版社强加给读者的，以赢利为最大目标，结果就是疯狂炒作后惨不忍读的一些东西。其中更有个别作者因道德意识欠缺而剽窃，问题发生后出版社的编辑还会挺身而出，诋毁原作者。可能已经有人发现，现在凡是网络上炒热的东西，实际读起来品味，内容和文字功底都没有多少可夸之处。国家一级出版社出“沙床”“青狐”这类东西将来是要成为业内笑话的时。当然，人们也都知道，中国何时不是前一个时期盛行的东西过后就是饭后的笑谈。

网络文学作为一个新兴的形式出现，很多专业人士至今都不看好。但是必须承认，网络事实上对文学的多元化是有很多正面影响的。比如旧体诗和文言文，如果没有网络的话根本就没有面世的可能。一些感性文字，小资温情的东西比较流行是与网上读者群的需要分不开的。很多人上网其实就是利用工作的间隙和业余有限的时间，以消遣为主。指望网上有很多读者热衷于对深刻严肃的题材进行思考性的阅读是不现实的。但令人担忧的是，无论网上作品还是书面出版物，不仅没有任何创作技巧上的突破，而且大多粗制滥造，这对文学创作和民族文化素质的伤害是最大的。

值得庆幸的是，无论承受了商家多大压力，批评届始终拒绝为通俗文学，特别是后八十年代文学服务。也就是说一旦读者腻烦，现在很多炙手可热的流行作品都不会在文学上占有任何地位。随著人们对改革以来出现的失误和问题不断反省，思想理论的突破是完全可能的，整个社会也不甘永远沉溺于低级趣味的文化现象。目前很多中文网站读者对过度描写性的作品的抵制就是很好的开端。一旦人们意识到浮躁浅显的文化快餐无助其克服生活中脆弱的情感，鼓励人们热爱生活，奋进向上，有艺术品味的作品就会受到欢迎。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