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汪是狗 喵喵是猫 侬是上海人
——谨以此文纪念入驻上海十周年、逃离上海六周年
·院子·
作为一个乡下人，我本不愿去上海。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已经到了，逃也逃
脱不了。1995年的9月，生平第一次出远门，尽管有父亲陪同，但多少是有点被
迫的。正如到城里去看病一样，到上海是因为乡下没有适合自己的学校了。
城里人和乡下人是有区别的，我在小城读书时就已经认识到了。但城里人与
上海人又是有区别的，到了上海我又认识到了。因为与我同赴上海读书的高中同
学他们均为小城人，但到了上海一概统称乡下人。我没有为他们抱不平，但我们
共同的敌人是上海人，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时候余秋雨的书大行其市，想不
看都不行。夜里躺在床上听广播，除了性知识节目外，就是主持人连播《文化苦
旅》，其中有论及上海人。余秋雨是学者，对上海人的评价客观公正，但也是貌
似而已。骨子里的暧昧态度溢于文字，这一点我们乡下人心知肚明。我们乡下人
就没有那么多顾忌，我们闯入了上海，就是憋了一股气来的。在上海的四年，是
我们同上海人斗争、找茬，对丑陋的上海人的不断剥离展示的过程。四年结束之
后，我就匆匆撤离了，做了另一座中等城市的城里人。当然，上海人会说我是落
荒而逃，其实我认为自己只是耻于与上海人为伍而已。
请说普通话
同情我们乡下人的友好人士会说，其实哪有真正的上海人，往上数几辈都是
乡下人。正宗的上海人倒是青浦人，也是乡下人。我说，非也。凡是操软语的即
为上海人，满嘴阿拉、伊拉的都在我们的反感之列。比如与我们同时入驻上海的
杭州人、苏州人，甚至绍兴人，军训还未结束，他们就与上海人同操软语交流，
我们立刻就与他们划清界限。他们由友人变为敌人，在我们的打击之列，并且他
们是叛徒、内奸、乡贼性质的敌人。语言是判断种群的重要标志。汪汪是狗，喵
喵是猫，侬是上海人，这是我们乡下人所持的朴素标准。
乡贼在不断增加，他们在公开场合学习软语，他们用僵硬的舌头学习软语，
简直都笑死我们了。何止是舌头僵硬，他们耳朵也僵硬得很，不断的问上海人刚
刚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再上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再上一句呢？上海人说他是“港
督（戆大）”，他脸上笑开了花。连我们乡下人都听得出来，九七马上就要到了，
“港督”何尝是一句夸赞的话？
我们乡下人不仅不学上海话，更是充耳不闻上海话。相反的，我们致力于推
广普通话。这说明我们的视野是开阔的，如果用我们的乡下土话与软语相对抗，
就是两只井底之蛙的对抗。我们操标准普通话，于是我们就是稻田里的蛙。井底
之蛙没道德呀，在村民的饮用水里拉屎撒尿生小孩。稻田里的蛙就有较高的趣味
性，为村民吃害虫，晚上还开乡村音乐会。
我们是上海最早的一批普通话推广员，我们的工作是开拓性的，比各级语委
办都要务实。那时在商场等公共场所已经要求说普通话，但只是有一些“请说普
通话”的宣传标语而已。软语还是官方语言，只有在软语解决不了赚钱的问题时，
才改说普通话，但那也只是上海普通话而已。我们致力于推广标准普通话，标准
普通话是偏硬的，上海普通话是偏软的。
我们乡下人为推广普通话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也是与上海人斗争的一个
重要方面。我和来自内蒙的兄弟（简称蒙兄）一起到南京路的“新世界”。先坐
67路到中山公园，再坐20路电车到西藏中路下。公交车一开门，大家哄抢而上，
老人小孩明显占下风，妇女可不一定，妇女在抢座位上可有优势啦。我和蒙兄不
仅不抢，而且还主动让座。20路我们从起点站上，有座位，过了几站，我们分别
把座位让给了一位大爷和一个怀抱婴儿的母亲。他们都说“吓吓侬”，我们不理
睬，拒绝与操软语者交流。乘客看我们的眼神有点异样，我知道那是因为我们土，
那时我们的穿着打扮何其土也，有照片为证。但我们器宇轩昂，就这样我们来到
了“新世界”。
我们先在一楼看珠宝首饰，看来看去只能看不能摸，觉得没有什么趣味。更
可恶的是售货员也不来搭理我们，我们就没办法推广普通话。我们很失落的上楼，
来到电器层，专找卖收音机的柜台。我和蒙兄在收音机柜台边指指点点，一副十
分想买的模样，售货员冷眼在一旁站着。她简直是在故作矜持，除了我们半天也
没有一个顾客，不招呼我们就意味着不想做生意。这年头，除了睡不着觉的老头
和大学生，谁还会买那破收音机呀。我和蒙兄一步步的勾引，装作对一款“德生”
短波王下定决心要购买的样子。她终于过来了。请注意，是我们勾引成功，她主
动来搭理我们的，我们可没先搭理她，这是我们的斗争原则：让上海人先说话。
果然，明知我们是乡下人，她还是给我们来了句上海话。这句话我们完全听得懂，
在上海混了快一年了，想不懂上海话还真不容易。但我们还是装作十分惊愕的望
着售货员，然后我和蒙兄各用食指指着“请说普通话”的标牌，我用标准普通话
说道：“同志，难道您不会说普通话吗？”售货员没想到我们会来这招，随口来
了一句“神经病”。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了，我们立即把火力对准她，让她对这三
个字负责。我们要求见领导，最终来了一个穿制服的部门经理。我们用标准普通
话向她说明作为一个国际性大都市使用标准普通话的重要意义。如果有条件的话，
还应该掌握基本的日常英语。想当然的使用上海方言，是一种狭隘的地区优越主
义的思想在作祟，不利于与友好省份的亲密交流云云。我们希望“新世界”家电
部收音机柜台引以为鉴，努力学好普通话，更好的为四化服务。我们申明拒绝接
受任何形式的道歉，作为对收音机柜台不良服务态度的回应，我们将前往“中百
一店”购置相同型号的“德生”短波王收音机。最后我们还不忘了说明，我们的
收音机是用来学习语言的，不是用来收听敌台的。说完这些，我和蒙兄迅速从该
商场消失了。
我们随即来到了“中百一店”，正如你所预料的那样，类似的故事又重演了
一遍。只是我们告诉“中百一店”的售货员，我们将到“联华商厦”去购买“德
生”短波王。我们随即到了“联华商厦”，正如你所预料的那样，我们再也没有
兴趣重演这样的故事了。我们还要到外滩去，还有老长的一段路要走。这是我们
与上海人的第一次过招，选择最繁华的南京路黄金路口下手，是有象征意义的。
挫伤了此处的锐气，也就挫伤了大上海。
上海小男人
如果说与上海人的第一次过招是文斗，那我们与上海人的第二次过招就是武
斗。那已是二年级的寒假，接近除夕，都忙着过年了。我和蒙兄留在了学校，那
可能是我们第一次在外面过年。倒不是咱乡下人没盘缠，那时候我们已经通过做
家教、打零工的形式剥削上海人的钞票。我们怕的是春节后返校的春运。根据我
们第一年的经验，我们认为挤死人是正常的，不挤死人才不正常呢。我很奇怪为
什么春运期间挤死人、挤得精神错乱的新闻那么少呢？直到现在我还有这样的习
惯，春运期间我特别留意新闻报道，我觉得不挤死人是极不正常的，人被挤得精
神错乱更应该是经常发生的事。他们肯定是瞒报了。那么多的乡下人不好好在家
过年，疯狂地涌向上海，他们又没有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兴冲冲地挤到上海来
干什么？
我和蒙兄在一家快餐公司打工，我还记得它的名字叫“三木快餐”，老板姓
林。明明是两木，还要加上一木，难道是觉得自己还不够木吗？公司位于长宁区
的天山商厦附近，天山商厦员工的盒饭就由我们去送。我们实际上是半天工，吃
了早饭过去，先帮助装盒饭。顺便说一句，那些盒饭不可避免地混杂了我们的唾
沫，因为装盒饭是一个热闹的场景，大家边装边谈笑风生，谈笑间唾沫乱飞；吃
的肉圆也很可能是我们的脏手抓进去的，因为经常忘了戴上塑料手套。装好盒饭，
我们护送三轮车过去，通过电梯再将一箱箱盒饭送到商厦里的餐厅，然后卖掉。
员工吃完的残局也归我们收拾，餐厅清扫完我们才算完成任务。盒饭还要吆喝着
卖，要有礼仪，要有微笑。因为商厦同时请了两家快餐公司在竞争，走了一位顾
客，就长了对方一份生意。一般是两点钟左右，我们才压着空保温箱回去。吃点
剩饭剩菜，就赶回学校。
渐渐地，有一个二厨让我们不顺眼了，他经常对我们吆五喝六。本来我们只
负责装饭、运饭、卖饭，与厨房是不相干的。但这个二厨倒经常让我们抬米抬面
的，抬米抬面倒也罢了，更要命的是，他以一副自我感觉极好的方式、用上海话
对我们吆喝。经过时间的洗礼，我们已不再以推广普通话为己任，因为上海人顽
固不化。但这种自我感觉良好的语调还是令我们反感。我们想修理他，但又很犹
豫。我和蒙兄还是毛头小伙，他已经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上海小男人。我们真要
修理了他，他会不会自不量力，瞎折腾一番，那样场面就不好看了。终于有一件
事让我们决定还是要修理他一下。
我们每次将盒饭送上楼走的是商厦的货物电梯，那电梯是很忙的。我们需见
缝插针，要保证尽快送上去，不能误了员工吃饭。如果比另一家快餐公司去晚了，
生意也肯定受到影响。有时争得急了，就会与运货的员工发生摩擦。那天我们先
运了一车饭过去，老板的弟弟负责监督，我负责搬运，还有一个蹬三轮的老上海，
下放过新疆阿克苏，老跟我说是邓小平让他回城的，好像他这么尽力地蹬三轮就
是为了报答他老人家似的。那天货运很繁忙，电梯老是挤不上去，眼看着吃饭时
间就要到了。我们就强行进攻。这下商场运货员不干了，于是吵了起来。一台大
彩电和我们的保温箱堵在电梯门口，电梯关不上了。老板弟弟，蹬三轮的与运货
员用上海话在吵，他们近在咫尺，没有身体接触，只有言语交锋，侬来侬去的。
时间一点点过去，他们似乎忘了各自的任务，沉浸在上海话争吵的快感中。我实
在忍不住了，挤到电梯里，一脚踢开大彩电，把保温箱拖进电梯，关上电梯门。
在电梯闭合的过程中，我看到了几个上海人惊愕的脸孔。
第二天，修理的机会果然就来了。那一天，干完活，吃完饭，我和蒙兄赶着
回学校有事。我们已走出一段距离，二厨在后面喊我们帮忙搬什么东西。我们装
做没听见，继续往前走。他于是来一句：“操娘，两个小赤佬。”第一个词似乎
是上海男人的口头禅，不具备很恶毒的涵义。据说上海小男孩与他的母亲说话，
也“操娘操娘”的。但即便如此，也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何况这是一个多么好
的修理契机啊！我和蒙兄对望了一下，立即心领神会，就折回来。蒙兄质问他：
“你刚才说什么？是不是骂我们？”二厨忙说，“没有没有，没有骂你们。”蒙
兄又说，“你要胆敢骂我们，我们就揍你！”说完推了他一把，把他推到油桶上
坐下，刚刚他就是让我们搬这个油桶。当时的场面很尴尬，二厨惊愕地望着我们，
其他人也一时惊呆了，包括老板的弟弟。我们迅速转身走了。第二天，二厨主动
友好地招呼我们，我们则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
藏污纳垢的大上海
只有亲历上海的人才知道，这是一座容易被外人误解的城市。当观光者津津
乐道于南京路上繁华的商业气息及夜幕下外滩与陆家嘴交相呼应的美景时，或许
有人在提醒他繁华和美丽背后还有石库门里的逼仄与破旧；当然，更有人不屑地
告之他淮海路上的贵族气息和衡山路上的文化意蕴使得南京路与外滩相形见拙。
是的，当我们乡下人第一次走出铁路上海站时，顿时迷失了方向，甚至迷失了思
维。只觉得巨幅的广告美人“今年20，明年18”让我们不知所措。甚至在寒假过
后返校第二次走出上海站时，还是找不到正确的方向，更别提找到去学校的公交
车站了。但是，当我们乡下人终于摸着了它的脉络之后，发现它的东南西北四个
方位也是恒定的，随处可见的路标和方位标显示着这座城市对方位感的不自信，
这座貌似充满活力的城市有许多乡下所没有的形式和框框。当然，它也是藏污纳
垢的。在它的浮华外表下，在它的高密度的人群中，这种污垢是何其的触目惊心
啊！
说说关于上海厕所的故事。厕所本就是一个藏污纳垢的地方，但观光者有时
候是感受不到的。2002年我在人民公园某个出口处上公厕，那是个装修豪华的场
所。上海的城市中点缀着越来越多这样的星级厕所，但铁路上海站的公厕可不是
这样的，无卫生间的老式居民楼的小区公厕也不是这样的。当然我说的是90年代
后期的情形，至于21世纪的情形，我已经没有发言权了。
有一年暑假，打了一个月工，剩下的一个月准备回乡下去过。于是去上海站
买火车票，买好票后突然想大便，就到南广场上的公厕去解决。进去之后，看到
小便池上一溜排放着十几个大塑料桶，里面是黄澄澄的液体。有的已经装满了，
沿桶边浮着一层泡沫，谁敢说那不是一桶上好的啤酒呢？不容我多想，我进入里
间蹲坑里酣畅淋漓地拉起来，一阵过后，舒服多了，便将头抬起来看看周遭形势。
火车站鱼龙混杂，上至通缉犯、中至三只手、下至乞丐帮，我是有充分警惕性的。
一个身穿蓝布料工作服的中年人在我的旁边拖地，拖来拖去的。当你大便的时候，
一个人在你边上拖来拖去的是不是很不自在？但在火车站这样一个高密度人群、
尤其是迎来送往高度频繁的公厕里，有什么办法呢！好在这也是为了环境的卫生。
但如果我告诉你，是一个异性在你旁边拖来拖去呢？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首先确信自己没有跑错厕所，我的周边邻居都是男性的面孔，我甚至看到了他
们忽悠着的男性生殖器。看着这位拖来拖去、尽职尽责的中年大妈，她似乎也不
是误入歧途，似乎也不是精神错乱，她甚至让一位匆匆起身提裤子的男士让一让，
好让她去拖他脚下的地面。她一丝不苟地工作，毫不匆忙地拖完了过道，然后到
外边的小便间继续工作。这位胸怀坦荡的大妈一定认为，在大便间拖来拖去她能
做到目不斜视，在小便间拖地她只是对着众人的屁股，所以这是无关宏旨的。我
趁着她离开的机会，迅速逃离了现场。
那年我恰好20岁，在大上海已经混迹了两年，乡人都认为我见过大世面，但
这件事仍让我承受不了。一路上我闷闷不乐，更羞于与别人谈起。借此机会我希
望那些凡是在上海站南广场上公厕有同样遭遇的人与我联系（QQ：369364587），
以便交流体会与心得。我想知道那是特别的一天呢，还是南广场的公厕里每天都
在上演着这样的事情？我还想知道我究竟是一个小题大做的人呢，还是许多人与
我一样有着致命的心理创伤？我毕业后迅速撤离上海，或多或少与此有关吧。
好事成双，祸不单行，伤心之地也不止一个。在西康路附近居民楼的一个小
区公厕里，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我在一户上海人家做家教，那人家住在石库门
房子里。那天辅导孩子一会，我突然想大便。（顺便说一句，我是一个大便没有
规律的人，深受其苦，有同样困扰的人也可与我联系，共商对策）他们家没有抽
水马桶，他们大便都用痰盂，主人很犹豫地邀请我用痰盂，我礼貌地拒绝了。我
提出要到外面那个小区公厕里去解决，主人要带我去，我说那里我常去，不用他
带。要说明一下，这家主人对我是客气而友好的，他们家收入也挺高，他告诉我
每月至少一万块的收入，但家里就是没有抽水马桶。是卫生间太小，还是没有卫
生间，我不得而知。这家人早年在日本打工，赚了钱回来开公司。当时我在学日
语，很感兴趣他们在日本的生活，但他总是守口如瓶。还是回到小区厕所吧，这
厕所是有一个女人收费的，40岁左右，显然是小区内的居民，时常抱着一个大饭
盒在岗位上吃饭。既然厕所是在小区里，也具有服务的性质，小便不收费，大便
收费送32开大小的草纸两张。纸粗糙且不够用，如果多要两张，就得收双份钱。
还有不少妇女端着痰盂来倒，顺便撒个尿什么的。我交了钱，领了纸迅速进去，
因为我知道只有两个蹲坑，得抓紧占领。我后面一个男人也跟着进来，他说是小
便，不用交钱。我蹲下来后，后面那个男人也蹲在另一个坑里，并且悠闲地点了
一支烟。我心想，你不是小便吗，怎么又大便呢，临时改变主意了？细想一下，
不对，他肯定是不想花那几角钱，以小便的名义混进来大便。由于对厕所的服务
质量不抱好感，我觉得这不失为是个好办法。心想你这个精明的守厕人，管理上
漏洞很明显呀。我把两张手纸设计了一番以达到最佳利用效果，然后揩了屁股，
站起来提裤子，但当我站起来时，发现守厕人迎面走进来，吓得我又蹲了下去。
小便的人都出去了，如果没有抽烟的男人在，我会很恐慌的，因为这世上什么事
不会发生呀！但那守厕人显然是针对邻座的，她站在男厕内质问他为什么不给钱
就大便？蹲坑人却在辩解：我已经给过了，我会在乎那几毛钱吗？守厕人说，我
看得清清楚楚，这么长时间没出来，我就知道你在大便，快把钱补上。蹲坑人终
于说，你快出去，我出去再和你说。守厕人却说，不行，你得先承认没给钱，出
来补钱。蹲坑人说晓得了晓得了。当然以上的争吵是上海话，我只是约略翻译出
来，韵味已失。我蹲在那里大气也不敢喘，如果不是有火车站厕所的那次遭遇垫
底，我又会遭到致命打击的。我这次是出离愤怒了，这个守厕女人为了几毛钱竟
至于不顾廉耻了吗？当然这个男人也可恶，省下那支烟不就是几毛钱了吗？回来
的路上，我又想通了。这个守厕女人厉害，如果不果断地闯进去，待蹲坑人出来
就拎不清了。没有现场抓到大便就没有证据，蹲坑人会说，我排便不畅所以搞了
那么长时间呀，你以为我在搞啥么子呀？
99年6月底，我匆匆地收拾行李，离开了上海，来到现在的城市里生活。其
后我至少回过三次上海，甚至有一次还呆了几个月。但我知道，我已不再属于这
座城市，上海的气息已不再能萦绕我的脑际。但坦白地说，我还是时常在心里念
叨着上海，因为我曾经和她有那么多的宿怨。写完了这些，我总算是出了一口恶
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