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儒家思想的當代相關性，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爭論的一方面認為儒家思想與當代政治無關。約瑟夫·萊文森 (Joseph Levenson) (1969 年)作出的這一判決，即使在今天也引起反響。在這種觀點下，儒家沒有能力應對現代化進程。結果，它在君主制消亡後失去了製度基礎，退出了歷史舞台。另一種觀點聲稱對儒家有持續的影響。新加坡首任總理李光耀認為，儒家價值觀可以彌補西方文化和政治中的缺陷和過度，包括強調權利高於義務和政府承擔家庭角色（Zakaria 1994））。隨後的韓國總統和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金大中將東亞的反民主價值觀視為神話（Kim 1994）。許多中國學者承認，儒家和現代西方分別對社群價值觀和個人自治的重視不同，但發現儒家仍然與個人人權相容（Chan 1999；De Bary and Tu 1998）。
任何認真討論儒學與當代政治相關性的嘗試都會帶來困難，這不僅是因為儒學具有多層含義，還因為政治本身缺乏明確的界限。例如，一本流行的教科書確定了比較政治的四個主題：國家的相互作用、國家在經濟中的作用、民主理念和政治文化（凱塞爾曼、克里格和約瑟夫，2006 年）。例如，政治、經濟和文化之間的分界線並不清晰，儒家思想在歷史上對這些領域都有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