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浙江大学读书的第二年，刚开学不久，就收到父亲的信，照例是聊天：“你妈开始练剑－气功不做了，说是怕走火入魔。天天早上看她拿一支剑出门，我叫她‘亚玛孙女战士’。”（我笑了。）在信的末尾父亲提到：“昨天姑妈来信，你姑父死了，”后面还有一句是说姑父死因的……我甚至不待看完后一句话，把信纸往腿上一搁，长长地舒了口气--是为姑妈一家切切实实地松了口气。

　　　　　　　　　　　　　　　　一

　　我只见过姑父三次。

　　第一次是一九七三年，我十三岁，读小学六年级。那天我正和同院的月兰陶玲在我们住的那排平房前跳皮筋，突然见到有人站在我家门前朝我招手，我一看，是姑妈，姑妈身边还有一个陌生人。

　　我知道姑妈要来。在一星期前家里收到上海姑妈的信，说姑父已经正式从东北回来，身份也不再是“敌我矛盾”。他在“里面”这么多年，现在出来了，姑妈想在他还走得动时，带他到沪宁铁路沿线的几个城市走一走，还要过江到我们这个江北名城--扬州走一趟。我还知道爸爸收到信后很不安，他不欢迎姑妈带了姑父来。不料他们说来就来了。

　　我的眼光落在姑妈身边那个瘦高的老头身上，我注意到，月兰和陶玲也在看他，并且露出吃惊的表情。我非常不快，三步两步朝姑妈走去，忙引他们进家门。

　　一进去，我就把门掩上。见我关了门，姑妈才对我说，“这是你姑父。”进门前我已经叫了声姑妈，但没叫他，于是，我顺着姑妈的话音叫一声：“姑父。”

　　姑父对我笑一笑，说：“你就是小妹。”他说的是普通话，而不是上海话。我注意到他下巴上有一颗黑痣，嘴里缺了两颗牙。别怪月兰陶玲用吃惊的表情看他，他除去老、黄、瘦，一个人看上去不知怎么的不舒齐，好像他是个箱子柜子什么的，曾被剧烈地挤压过，因此弄得每个榫头有些错位。两只肩膀高低不平，一颗头往高的那一边微侧过去，象在费劲杠住一个东西。

　　因为走神，我竟没请姑妈姑父坐。姑妈自己在方桌边的椅子上坐了，叫姑父也坐。 我有些不好意思，赶紧到门背后拿放在一张小课桌上的水瓶，给姑妈姑父倒水。才倒出一杯，水瓶空了，摇摇另一只，也是空的。我对姑妈说，“姑妈，你们坐着，我去老虎灶泡水来……我再去办公室叫爸爸回来。”

　　姑妈说，“你去，我们就坐在这里。”

　　出门就看见月兰陶玲两个站在离我家不远的路边上，都迎着我笑，笑得很暧昧。

　　月兰张口就朝我问：“小妹，那老头是你家什么人？”

　　“姑父。”我皱着眉说。

　　“哎，小妹，他的眼睛是不是假的？我说不是，月兰非要说是。”陶玲问。

　　“你的眼睛才是假的呢！”我沉下脸，绕过她们就走。

　　不过，姑父的眼睛是呆定定的，看着是象假的。要生得小一点也罢，偏还生得大，眼白那么多，更象假的了，惹月兰她们笑话！爸爸妈妈不要他来，是有道理。这个姑父，我也一点儿不喜欢！好好的哪里冒出这么个人来，光是姑妈一个人来，多好。

　　我走出大院的门口，师范学院就在我们家属大院对面，中间隔了条小街，小街上有一个老虎灶，一家面馆，一个酱园杂货店，一个糕饼店。我把水瓶寄放在老虎灶，走进师院里去找爸爸。

　　傍晚时分校园里很喧闹，来来去去的行人，自行车铃声，广播喇叭里的歌声，球场上的吆喝声……全在表示一天里工作学习的人松弛了，可以休息回家了，可爸爸总是回家晚。早几年他作为一个“漏划地主分子”，从教师队伍里清除出来，赶到学院的农场劳动了几年，一年前才被“解放”，作为“可以教育好的知识分子”，允许回学校教书，因此他非常卖力，每天无论有没有课，都要到天黑才回家。他果然还留在中文系办公室里，他一听我说姑妈姑父来了，脸一紧，眉头蹙起来，推上开着的抽屉，站起来，拔脚就往外走。

　　我小跑地跟着他，直走到师院门口，他才脚步慢下来，回头问我，“你妈回来了？”我说“还没有。”他想一想，向右转身，往小街上的那家面馆去，那里兼卖熏烧熟食。爸爸从面馆的熏烧摊上买了半只盐水鸭和半斤香肠，买的时候，熏烧摊上的任胖子问他：“家里来客了？买上这些熏烧？”

　　爸推一推眼镜，挤出笑来，说，“哪里……孩子要吃呢，馋……答应了她的……”

　　我一听，就赌气先走下台阶，跟他回家时，离了他两步远，连放在老虎灶上的两只水瓶也忘了提回来。

　　爸一进门，就说：“啊哈－来了……。”

　　姑妈和姑父都站起来，姑妈说：“秉弟，我们还是来了。”

　　她话音未落，姑父就在边上叫道：“啊呀！秉弟啊－”这一次他说的却是上海话，那双木呆呆的眼睛亮了一亮，放出光来，两只手笨拙地搓动着，不知该往哪里放。

　　爸爸却没有走近他，反倒把眼镜后面的眼睛眯起来，象是要把射出去的光藏住一般。“啊，啊……”爸爸干干地笑着，只隔了桌子对姑父摆一摆手，说，“啊，纯哥，坐，坐嘛，这真是……这真是……不容易啊。咦，怎么茶也没有泡，小妹还是不懂事，也不知道给客人泡茶。哎，水瓶哪里去了，小妹……”

　　我这才想起忘在老虎灶的水瓶，吐一吐舌头，赶紧跑出去。

　　等我从老虎灶把两瓶开水拎回来，看见家里连后面的窗子都关上了。爸爸接过我手里的水瓶，支我到厨房去帮妈准备晚饭--妈妈已经回来了。我往厨房里去，见妈正往一个蓝花大碗里磕鸡蛋，每磕一个蛋都用一根手指头把蛋壳里的蛋清刮乾净，嘴抿着，两根皱纹顺着鼻翼连到嘴角，显得很严肃。我在小凳上坐下来择韭菜，见妈不来跟我说话，就主动问，“妈，今晚怎么睡呢？”

　　妈不看我，说，“他们不住家里，晚上就走。”

　　“为什么？”

　　“不为什么。”妈把眉头皱起来，给我一个盆：“快把韭菜拿到水龙头上去洗，我等着炒呢。做事总这么慢慢吞吞的！”

　　我接过盆，把择好的韭菜放进去，磨蹭着不走，还问：“妈－你说他……是在里面二十年吗？‘里面’象什么样子呢？”

　　妈着实瞪了我一眼，“去洗菜！”还把一只手对我挥了挥，赶苍蝇似的。

　　我生着气走出去。妈怎么这样，问问都不行，又没当着人问。不就这点事吗，家里谁不知道呢－姑父是个劳改犯，刚解放就抓进去了，现在放出来了。

　　招待姑妈姑父的晚饭做得不算很讲究，但量还足。一盘炒鸡蛋，一盘韭菜百叶丝，一盘拌萝卜丝，一碗雪里蕻虾米汤，然后是盐水鸭和香肠。妈一边布着筷子，一边客气道：“临时凑的，草草不恭。”

　　姑妈就笑笑说，“不好意思，突然上门。”

　　姑父坐着不说话，对着一桌子菜肴，他脸上有一种近似庄严的表情，仿佛信徒对着神坛一般，眼睛由于聚焦显出了奇异的光彩。

　　妈就说，“她姑父，吃啊，不要客气。”说了，抢上去，先把一块鸭大腿夹到姑父的碗上，又一块，夹给姑妈。

　　姑妈说，“自己来，自己来。”

　　姑父还是不说话，只见他用鹰隼般的迅速，只一口就把鸭块全放嘴里了，鼓着腮嚼，脖子上的老皮跟着一抽一抽地动。动了好一阵，见他把两根手指头伸进嘴里，抽出一小截腿骨来，送到眼前看一看，复又放到嘴里吮一吮。吮的时候，腮帮瘪了下去，一边一个大坑。姑妈看了他一眼，用筷子先把骨头剔下来，才把肉送进嘴里，抿着嘴，慢慢地开始吃。

　　尽管我不喜欢爸爸刚才对熏烧摊上任胖子撒谎，但我对熏烧摊上买来的熟食的确挺馋的。刚才在厨房，妈在装盘，我就想先拈一块鸭子吃，被妈喝住了。上了饭桌，我先识相地夹了一块垫在下面的鸭脖子，吃掉上面有限的肉，把骨头含在嘴里－熏烧摊上的盐水鸭做得真好，连骨头都是香的，我想着也夹一块鸭腿吃。却只见姑父嚼完了嘴里的，不等人让，伸过筷子，又去夹第二块鸭腿，然后第三块，第四块……又迅又猛又快，我楞住了。只见姑父两只大而无当的眼睛因吃得卖力而蒙上了一层薄泪，竟有了些晶亮的反光。他的筷子只朝那两盘熏烧摊上买来的荤菜戳过去，素菜根本不碰。姑妈的脸红着，眼睛垂下去，只勉勉强强地在盘子边上夹几根韭菜，几根萝卜丝那么吃着，吃吃停停，不断地用眼睛去看姑父。

　　姑父只顾大嚼，待他的视线终于和姑妈相遇时，他筷头上刚送到嘴边的一块鸭子就一滑掉到地上去了。他立刻把筷子往桌上一搁，弯下身体去找。这时爸爸妈妈眼睛都垂到饭碗里，极认真地大口吃饭，谁都不互相看。只有姑妈紫涨了脸，低下头去，对姑父轻声说，“不要捡了，随它去好了。”姑父不理，把椅子往后推了推，弯了腰继续找。想是看到了，就把一只手臂伸到桌子下去够，身体全沉到桌子以下，只剩一颗头露在桌面上。因尽力伸直手臂的缘故，他脸上的肌肉绷紧了，横着竖着象划了格子，眼珠子也抄上去，露出大块吓人的眼白。

　　我一下没忍住，噗哧出声笑了出来，父母两双四只眼珠子立刻锥子似的朝我刺过来，我吓得赶紧咬住自己的下唇。

　　姑父身体直了起来，脸上的肌肉也放松下来，手上撮着那块捡来的鸭子，在灯下虚了眼看一看，就送进嘴里去了。姑妈的脸白了，甚至搁下了筷子，眼睛里有了泪光。爸爸隔着桌子朝她轻微地摇一摇头，姑妈就又拿起了筷子。

　　这天晚上虽然饭桌上人多了，但这顿晚饭却吃得闷，大家的话都奇少。

　　吃完饭，爸爸和姑妈姑父每人跟前一杯茶，都在桌子跟前坐着，却还是闷闷的没有什么话说。我不想去厨房帮妈妈收拾，也赖在饭桌边上，假装在看夹在一本旧的《江苏教育》杂志里的剪纸，特别希望听他们谈出点什么来。姑妈就找我说话：“小妹，这些剪纸都是你自己刻的啊？”

　　“有的是，有的不是。”

　　“我看看，行吗？”

　　我把《江苏教育》递给她，姑妈就一张张地翻了看，还朝坐在一边的姑父把身体略倾过去一些，意思是让他也看。姑父一只手端着茶杯，一只手就点过来说，“这一张刻得很好啊。”他指的那张剪纸是一个胖胖的扎着两个蝰的娃娃，抱了条鲤鱼，鲤鱼的鳞片网眼般细密，刻起来很花功夫。他点过来的手正好完全摆在我的眼睛底下，我看得浑身一凛：那手背上筋络沟壑般纵横，每一片指甲的指甲沟都裂得很宽，指甲扁而毛糙，象是被挫子挫过的。叫人看了又恶心又难过。

　　这时妈从厨房过来请姑父到厨房去洗澡，水和木盆准备好了。姑妈就和姑父一起站起来，跟妈到厨房去，帮着安排。

　　我靠着桌子慢慢把剪纸收起来，偷偷看看爸爸，他对我看也不看，好像我不在跟前一样。他自顾点起一根香烟，眼光定在空中，吸着，眉头微皱。一只蛾子在他的脸跟前飞过去，他挥一挥手，非常不耐烦，眉头皱得更紧了。

　　一会儿，姑妈过来了，又在桌子边上坐下。爸把烟猛吸几口，把烟屁股揿灭在跟前一只方的玻璃烟灰缸里，一边揿一边低着头，眼睛不看着姑妈说：“纯哥，他……实在变得认不得了……在那边……他到底怎么过法的？”

　　我赶紧竖起耳朵，姑妈却不说话，直了眼盯住眼前的茶杯，一会儿，眼圈红了，半晌才说，“秉弟，你何必再问，看看这种样子，想也想得出来。这些年来我一直想，能活着回来，就好了……啥人晓得会变得这样。在家里，吃起来也这付样子，在那边饿疯了……我和孩子说他，他说晓得了，一吃起饭来，就忘记了，恶形恶状，饿死鬼投胎式样……我也是想，再老下去，只怕更带不出来了。我和孩子总要给他做些什么，这么多年委屈……不然我不会带他来，真是作孽。”姑妈说着就擦眼睛，也顾不得我在跟前。

　　“阿姐，你不要这么讲，你不要这么讲嘛。他也是……不容易……我们哪里会嫌他这个……只是……唉……只是……哎！”爸说着伸手摸摸脸，又摸摸脖子，脸上是一付笑也不是，哭也不是的表情，难看极了。

　　那天晚上，姑妈姑父果然没在家住，爸爸领他们在外面的旅馆里开了房间，第二天，他们没再来。

　　那天晚上，我在外面的房间睡不着，伸着耳朵听父母在房间里的对话：

　　“他洗过澡的木盆你有没有烫一烫？”父亲问。

　　“烫了，用掉半瓶水呢。”母亲说。

　　“一张床位要多少钱？”母亲问。

　　“一块五。”

　　“啊呀，三块钱！……其实你这个人太胆小，这两年也不象前两年了。自己的亲戚，是政府放出来的，又不是逃出来的，留他们在家里住怎么就不可以，你怎么会怕得那样。”

　　“女人家，懂什么！”

　　“他劳改期满了，就不能算劳改犯了吧。”

　　“那是你说的！哼，什么时候都是说翻脸就翻脸，不当心，不当心你试试看，马上给你颜色看！”

　　“这下要把你的阿姐得罪了。”

　　“得罪她事小，得罪了公家呢？！你叫我有什么办法……再说，她男人这辈子，就是不当心才弄成这样。她不作兴来怨我。”

　　“你说，报馆老板为什么会在去台湾前在留给他的箱子里放一把枪呢？是故意要来害他……”

　　“那不会，当年他是报馆老板跟前的红人呢，老板害他做什么。只是在乱世，留给他一把枪防防身吧，怎么就摆进去了。最冤枉的是，他这个戆大，自己都不知道箱子里有枪。解放军都进上海了，他也不把箱子开开查一查，该扔的扔，该毁的毁，就那么一直放在办公室里，等着接收报馆的人来搜到－天底下有他这样的戆大！”

　　“啊呀呀，这个老板真正害死了他。二十年啊！”

　　“什么啊呀呀？！你还没见他过去的样子呢，更要叫你啊呀呀了，看看他现在，天老爷！……你再要不当心试试看！”

　　“他过去什么样子？”

　　“……”

　　“在报馆里做编辑的人，当然应该是个读书人的样子了？”

　　“……”

　　“咦，说二十年，不止啊，他1950年进去的，现在都1973年了。”

　　“是啊，他们那里满了期以后没有许人出来的，叫留场工作，等于还是关着。只有到他这样，又老又病的，就不留了，还留着做什么？！这才给放回来了。”

　　“他关进去定的什么罪？”

　　“这种事不要再问了，已经告诉过你了，‘反’字头的。从此不要再问，记牢！”

　　我身上燥热起来，登掉薄被，特别希望让自己立刻感冒，发烧，或者拉肚子什么的大闹一场才好。我讨厌这一晚上所有这些别别扭扭的事，也讨厌我们家，我自己。

　　　　　　　　　　　　　　　　　　二

　　那一次姑妈姑父回去后，几个月没来信，爸爸到底不安，写了封长信去，道歉夹着辩解。信寄出去，直隔了有半年，才收到姑妈的回信，不再提这个话头，倒讲了些家务事：替姑父换了付假牙，大女儿阿菁从崇明调回上海了，分配在虹口区长宁糖果店。小女儿阿菱还在安徽插队……

　　又过了两年，夏天收到姑妈的信，说大表姐阿菁要在9月里结婚，男方是一个中学教员，要请娘舅舅妈去吃喜酒。爸爸妈妈对这个邀请着实上心，就请人开后门买了一条新疆伊犁出的厚羊毛毯当礼物，值八十二块钱，是爸整整一个月的工资。我们一家人都去上海吃喜酒。

　　菁表姐的婚礼不是很张扬，就请了一些近亲和两方单位的领导，在靖江饭店定了三桌菜。菜烧得很好，有水晶蹄膀，清炒虾仁，松鼠蛙鱼，奶油菜心等叫得出名堂的菜肴。那位做教员的表姐夫比菁表姐只略高一点点，文静得带点女气，待人接物很有分寸，显得无可挑剔。我跟他没有话说，酒席上，我留心的是姑父。

　　姑父几年中变化不大，人还是瘦，脸色也还那么黄僵僵的。在活络善谈的一群上海亲戚中，他显得沉默，老往人背后不显眼的地方站。

　　来客中有个老人，是爸的表舅，我该叫他舅公。这位老舅公红光满面，声若洪钟，往哪里一站，就是个说话的中心，辈分又高，人都对他很尊敬。他见姑父落落寡合，就走过来拍着他的肩，说“纯良，你说这是不是一眨眼？当年我在震旦大学教体育，你每个星期来打网球，年龄比他还小。”老舅公指了指新郎倌，“现在，做老丈人了，哈哈……”

　　“阿舅，是，一眨眼……打网球……跟做梦一样。”姑父说，蹙眉挤眼地笑一笑。

　　“怎么做梦？我清楚得象昨天才看见的，你穿着白球鞋，白短裤，白短衬衫，派头一级！惹得一群女学生老来向我打听：那个打网球的是啥人？哈哈哈……”

　　笑的是老舅公一人，围着听的人眼睛都落到姑父身上，诧异得无法陪笑。姑父这一天虽穿了一身新簇簇的衣服，白色的确凉衬衣，蓝色的卡长裤，都是笔挺的，却把个萎黄多皱，杠着一侧肩膀的不端正的人衬得滑稽可笑，象东西装错了封套。在众多的眼睛下，姑父显然失措了，他落开嘴，又不象哭又不象笑，口中的假牙有些过份白，大而空洞的眼睛里眼白又多，好像他的一个人都是由人工材料合成的假货。

　　姑父似乎意识到自己的不合时宜，脸涨成酱色，头低下去，肩也缩进去。

　　老舅公立刻又打着哈哈说“那时候因为老打网球，我弄得右臂比左臂粗，老用右臂打球嘛－现在大概还能看得出。”他说了，就举起两臂左右比较，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了过去。接着老舅公大谈运动对人的肌肉，血液，骨骼的种种影响，对象不再是姑父一人。姑父就又站到人背后去了。

　　等来宾到齐，围了桌子坐定，就请男方、女方的家长略说几句话。那位表姐夫的父亲，也在中学里做事，是个教务主任，先站了起来。他一张四方脸，戴一付方方的黑边眼镜，显得极其端方。他开口说的是：

　　“亲家母，亲家公，各位亲友来宾，今天真是个高兴的日子，谢谢各位赏光。我们做父母的，看着孩子们长大，成家，是最开心的事。他们在这个年纪－借毛主席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作比喻－可以算是十点十一点的太阳了吧，在人一生的里，就要接近如日中天了。因此希望他们组成小家庭后，更加努力为党和人民工作，为我们国家多作贡献，发出更大的光和热。”

　　他话音一落，大家就鼓起掌来。我听见妈附着爸的耳朵说：“真不愧是做教导主任的。”爸眨一眨眼，没说话，我在边上对妈做了个鬼脸。

　　轮到女方家长说话了，三张桌子上的人都朝姑父看。姑父扭捏着，迟迟疑疑地要站起来，只见坐在他身边的姑妈一只手按住他的膝盖，立刻就站起来，脸朝四方一笑，说，“亲家公说得真好，我们不做教师的人是说不来的，要么我来代表女方父母送孩子一条毛主席语录吧。毛主席说，‘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我们阿菁去年在店里评了先进；阿方在学校做班主任，班上的五好学生人数一直是他们学校所有班级里最多的。两个孩子都工作好，所以要请他们戒骄戒躁，继续努力。”

　　几张桌面就稀稀拉拉地回应着说：“好，好。”“努力啊。”

　　男方家长不失时机地接上去：“来来，我们举杯，祝他们小两口幸福美满，白头到老。”

　　几张桌子乱着叮当响过，大家都拿起筷子吃菜。

　　姑父被姑妈按住后，眼睛一直垂着，手规规矩矩放在膝盖上。等听到号召吃菜，他头就抬起来，眼睛里又有了那种因聚焦而奇异的光芒。我神经紧张地注视着他，还好，他的表现比上次在我们家的要从容些，虽然桌上的那只水晶蹄膀，大半只进了他肚里。

　　宴后大家都搭了公共汽车回到姑妈家去看新房。姑妈家在静安区，住在一栋四十年代按照西方标准建的公寓楼里。公寓算得高级，有钢窗地板，煤气灶，卫生间，以前甚至还有热水龙头，电话。姑妈在四十年代一嫁给姑父就搬了进去，从此就一直住到现在。爸爸总说，在姑父“进去”后，姑妈居然还能住在里面，真是“前世修的”。

　　一群人上楼时，前面一位胖胖的女眷走得好好的，突然收了步子转头跟边上的人说话，跟在后头的姑父没防备，一脚就踩着了她的鞋。慌得姑父不住地说：“对不起，对不起。”脱口而出的竟是普通话，说的时候，腰也弯了下去。

　　胖女眷听他用普通话不停地道歉，非常不安，满脸堆下笑来，也对姑父欠着矮胖的身体用上海话说，“勿要紧，张家伯伯，勿要紧，侬年纪大，先上去，侬走好！”

　　姑父死活不肯，腰更弯下了，“对不起，是我没有当心。”

　　已经走上楼梯的姑妈，回头看到这一幕，三两步走下来，拉了胖女眷就往楼上去，打着哈哈说“老规矩是女的先走嘛，客气作啥？”

　　公寓里最大的一间卧房给了菁表姐夫妻做新房，新房布置得甚是大方。菁表姐他们选的是一套捷克式家具，全部由直线和平面构成，简洁得不带一点装饰，连柜门、抽屉上所有的把手都省略了，因此极有现代感。众人涌进去，一样样看了，交口赞了一回，都被请到客厅里坐。客厅的桌子上放着一盘太妃奶糖，一盘金丝密枣，菁表姐端着让了一回，没人伸手，就又放回到桌上。

　　等送走了客人回来，我注意到桌上那盘金丝蜜枣的盘子里只剩了一枚，便有些诧异，但这点诧异在心里一划过，也就丢下。

　　 晚上，我无意撞见菁表姐和姑父站在厨房里说话，灯都没有开。听见菁表姐压低声音说：“……做啥这种样子，这已经不是在东北了，又没有人同你抢，吃就吃，鬼鬼祟祟地背着人做什么？你这付样子，叫人替你难过死了……”

　　“……”姑父垂着头站着。

　　菁表姐瞥见在门口晃过的我，就住了口，掩饰地打开水龙头洗手。

　　等厨房里没有人，我进去拉开灯，见簸箕里躺着一堆枣核。

　　菁表姐的婚礼后我们又滞留两天，因为妈想在上海购置些东西，上海的轻工产品种类多，质量好。我陪了妈逛了两天商店，从床单到汗衫，甚至牙膏香皂，买了不少东西。要走的前一天，却碰到了非同寻常的事。

　　一个消息通过广播传遍全国：

　　“中共中央向全国人民沉痛宣告：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同志不幸逝世！”

　　这时妈和我正在淮海公司的女装部为我挑一件蓝格子的确凉衬衫。整个店堂刷地静下来，人都不敢动，只彼此张着眼对看，一时不知道怎么办？几秒钟后，一个柜台后面响起了女人的哭声，“啊……呜……啊……呜”从低到高，象吹喇叭一般，立刻就有三四条嗓子附和上来，“啊呜……啊呜……啊！”一色都是柜台里的女售货员。由于她们哼哭的节奏听来太有控制，惹得我边一个女孩子--也是顾客--竟“嗤－”地一笑。妈吓得丢下衬衫，躲瘟疫似地，拉了我就走。

　　街上说不出地异样起来，空气仿佛被绷紧了，人不由自主都加快了脚下的步子，但个个敛息屏声，眼睛只看住了脚下的路面，好像要尽量收缩自己，怕碰断绷紧了的空气似的。连肆无忌惮惯了的汽车售票员也不再拍着车壁，大声吆喝“票子买起来！”乘客都老老实实地递上钱去，售票员则规规矩矩地递过票来，彼此似乎多了一种默契。一车的人也不敢肆意乱挤，更加没有人说话，全都乖乖地站着，避免互相碰撞。

　　回了家，是姑妈开的门，她神色紧张，等我们一进门，迅速就把门关上。爸坐在客厅里，脸板得纹丝不动。我和妈也坐下来，没有一人说话。反倒是一向收敛的姑父，在人人呆若木鸡时，满屋子走。

　　“那么，这是真的？真的？”他看看姑妈，又看看爸，意思是要得到证实。

　　“……”爸对他面无表情的点点头。

　　“这是真的！真的！”他还绕着房间不停脚地走，眉头紧锁，根本看不出他是伤心还是高兴，他象是有些狂乱了。

　　姑妈斥责他：“这是什么时候！快一点坐下来，一歇歇人家看到……”姑妈没说完这句话，真就有人敲门。

　　 连我们都跟了紧张起来，个个紧盯着房门。

　　姑妈去开门，进来了住在三楼的马家姆妈。

　　马家姆妈是里弄居委会的头，当时，只要是跟公家有关的人，就有权威感，哪怕是里弄里的老太太。这个马家姆妈，在我们做客的这几天里，已经来了好几回，一回是来提醒姑妈给菁表姐的婚事要新事新办；一回是来过问外地客人里有没有要报临时户口的；不光姑妈讨厌她，我也觉得这个老女人好生招嫌。这次她进门，红着眼圈，却一脸正色，好像她的红眼圈是戴在脸上的两枚勋章一样。她眼圈虽红，可眼珠子照样灵活，只一扫，就把客厅里的人都溜了一遍，眼光经过姑父时，停了下来，跟着皱起了眉。我顺了她的眼睛看过去，发现姑妈、父母眼眶都已经是湿润着了，只有姑父不是。他甚至连收敛谦恭的表情都没有了，就那么大张着眼睛直看着马家姆妈。

　　不等马家姆妈开口，姑妈立刻就对她说：“这怎么好？马家姆妈？天都塌下来了啊，我心里难过煞了，难过煞了……”说着就吸鼻子，抹眼泪。

　　“啥人不难过煞了？！不过侬放心，天不会塌下来！”马家姆妈中气很足地说，说着，含义深刻地盯了姑父多半分钟，才转过脸对姑妈说：“我来你们家，想提醒你快点把这些东西揭下来。”她指一指菁表姐新房门口贴的喜字。

　　“啊呀呀，我难过得都没有想到，马上揭，马上……”

　　妈已经闻声立起来，往菁表姐他们房门口去揭那张红底金色的喜字。

　　马家姆妈一走，门关上，姑妈就朝姑父扑过去，压低了嗓子嚷嚷：“你做啥眼睛都不红？就是装也装得出的，你难道不会装？就是不会哭，你捂着脸总会吧？偏偏别起个头，直看着那个老太婆做啥？在这种辰光！你，你，你还想进去吗！？”

　　爸在一边也紧皱着眉说“唉……唉……怎么这样巧，偏偏她会这时候进来。”

　　姑父的脸骤然变得灰白，密密的汗珠从额头上沁了出来，跌坐到椅子上。

　　妈拉了爸一把，说：“为什么要怪她姑父，他并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没有淌眼泪难道也犯法？不要去吓他。”

　　我在旁边也忍不住说：“我也没有哭。街上很多人都没有哭。”

　　妈又说“这种女人，最混账的就是她们。老想把人踩下去才高兴。已经到这一步了，还能怎么样？”

　　姑妈被这两句话说得平静了一些，就到卫生间拿出一块毛巾擦擦眼睛，又递给姑父，意思让他擦汗。

　　姑父却不接，嘴巴眼睛都大张着，急速地朝每一个人看，连我这个孩子都没有跳过，从他的那双眼睛里，我看到一种近似动物般的乞怜求救的表情，好像他不是个大人，老人，而是个兔子什么的，眼下被一群猎人逼到墙角，无路可逃了。

　　姑妈朝他走近一步，才要说话，他一下子跳起来，躲开姑妈，几步就冲到菁表姐的新房里。菁表姐和姐夫这一个星期都出门到杭州去作密月旅行了，新房里的陈设丝毫未动，嫣红诧紫一片喜色。因见姑父动作慌张怪异，我们都跟过去，只见他哆嗦着手，在新房里见到带红色的东西就收－五斗橱上玻璃花瓶里插的胭红的绢花，一个装饰用的有喜鹊登梅的苏绣小屏风－其中梅花是红的，茶盘里的一套深紫红色的厚底玻璃杯……

　　他把这些东西塞进壁橱里之后，又去翻开菁表姐他们婚床上的金银双色的绣花床罩。见到下面水红的绢被，粉红的鸳鸯图案提花枕巾，印有大红牡丹花样的淡黄色床单，喃喃地说，“这不行，这也不行……”说着，几步抢到他到姑妈的房间里翻出一条白被单－动作敏捷得都不像他了－一边走，一边抖开来，就要往菁表姐他们的床上罩。

　　姑妈愤怒地喝住他：“你做啥？想来触他们小夫妻的霉头？”

　　妈也上去拦他：“别冲了孩子们的喜庆哪。”

　　姑父好像被人绊了一交，一下丢开手，让白床单落到地上，他摇晃着倒下去，我吓得跑上去要扶他，却见他抱着头，蹲了下来。

　　见到那样一个上了年纪的人，抱着头，蹲在地上蜷缩成一团的样子，我的眼泪一下子冒出来了。

　　当天晚上，我们一家提前坐了夜车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