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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肖凤
1973年12月7日是一个黑暗的日子，我的丈夫林非被一根大棒毒打，我自己的手指也被咬得鲜血淋漓。那打人的男子用力极狠，手中的大棒当即断成两截。那时正值隆冬季节，林非身穿棉袄，挡住大棒的右臂还被打肿和打破，鲜血淤积，一片黑紫，让我深感恐惧而又心疼不止。
我连忙领着林非去医院看病，接诊的医生一边立即替他敷药包扎，一边惊叹打人者的心狠手毒，敷药包扎之后，她主动地开列了诊断证明书，嘱咐我们好生保存，以防备对方继续行凶，让我们有个准备，这份证明书至今还保存在我的手中。我忍受着手指的疼痛，搀扶林非从医院回家，走进大门就瞧见公用的走廊里，堆积着许多霉烂的垃圾——吃剩的鸡骨头、长绿毛的橘子皮、碎布条、碎纸片，而打人和咬人的这对夫妇已经走掉了。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68年的春天，我怀孕了，我的婆母知道消息后，放下了由她照看的三个外孙，千里迢迢地从上海来到北京，准备迎接将要诞生的婴儿。因为林非是她老人家最小和最疼爱的儿子，所以也十分慈爱地照顾着我。我们三个人挤在一间只有十平方米的小屋里，除了能放下一张大床、一张小床和一个书桌之外，几乎就没有空地了。我们躲在狭仄的空间里，却也享受着亲情的温馨。这一年冬天，我的儿子降生，小屋里又增添了一个新人，在拥挤的屋子里洋溢着欢乐的气氛。满屋子都拴上了晾尿布的绳子，上面悬挂着洗过的尿布，竟像是万国旗一样。有一天，一位在林非单位里担任“革委会”主任的文学批评家，骑着自行车来我家看望，竟腾不出一席之地招待他坐下。
当时几代同堂住在一间屋子里，是北京城里众多青年知识分子的普遍生存状态。我们还曾经跟另外三对夫妇同住在一个单元里面，和谐地相处得像朋友一般，有的邻居至今依旧相互来往。这位文学批评家跟我们是同代人，心灵很容易相通，看着我们如此窘迫的处境，就动了恻隐之心。当时正值“文革”的“斗批改”阶段，整个单位都调整住房，因此也决定分配两间住房让我们搬家。在这座四层楼的公用宿舍里，同时搬进了十对中青年夫妇的家庭，在这些被咬人者称之为“男沙子”和“女沙子”的人们里面，“文革”结束后出现了好几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后来大名鼎鼎却又流亡国外的一位同事，也跟我们同时搬进了这座楼房内。 我原本犹豫着不想搬迁到这陌生的地方去，但是当时的处境实在太困难了。一是我的产假只有56天，第57天必须上班，绝不允许续假，不满两个月的儿子白天只能交给婆母照料，她老人家已经是将届古稀的高龄，真于心不忍，却又毫无办法，只能晚上下班后自己带着儿子，请老人家休息。二是在全国“清理阶级队伍”的高潮中间，婆母的女婿也就是我们的姐夫，忽然被诬陷为“叛徒”，隔离审查，不许回家。其实他只是上海一座大型工厂的总工程师，老实巴交，什么问题也没有的。姐姐是小学校长，每天都早出晚归，三个未成年的孩子无人照管，她精神压力又很大，频频来信，述说困境，希望母亲早些南归。三是居委会一个戴红袖章的老“红卫兵”，常常上我们原来的住处敲门，逼迫报了临时户口的婆母离开北京。此时我的生母与我天各一方，无法见面，她当时住在海峡的另一岸，与我生死不能往来。我的姑母正在遭受残酷的批判斗争，她的几个儿女已经被逼迫着全部“上山下乡”。林非和我又必须天天上班，不许请假，在这万般无奈的紧急关头，我的女友介绍了一位家住郊区的农村大嫂，与我们见面相识，说是如果聘请她帮助我们照顾小孩，我的婆母就得以回到上海慰藉她受难的女儿，这也许是解决困境的唯一办法。这位善良的农民大嫂提出的唯一条件，就是绝对不能与我们夫妇共居一室，这个要求自然是完全合情合理的，于是我不想搬迁也只得搬迁了。咬人者说我的婆母是为了分配住房才赶来充数的，这纯粹是撒谎。我婆母跟林非之间的母子深情，给我留下异常鲜明的印象。林非含着眼泪抒写我婆母的散文《记忆中的小河》，就曾被一位外国汉学家翻译和发表出去。我慈祥的婆母已经宁静地安息于九泉底下，再也不会听到咬人者编造的谎话，再也不会遭受到任何精神上的伤害了。
在我们搬迁之后，开始时还相安无事，也曾稍稍地点头和说一两句寒喧的话语。咬人者是很讲究保养自己的，吃鸡蛋只吃蛋青而不吃蛋黄，吃西瓜也只吃瓜心而不吃外圈，她要把蛋黄和西瓜的外圈赏给我们，都被我严肃地拒绝了。因为我出生于清高的知识分子家庭，从小接受的家教就是“不受嗟来之食”。我们当时是低薪制，买不起儿童摇篮，我们的儿子从未睡过摇篮，又怎么能由她丈夫从楼下搬到楼上去呢?她的女婿听说是北京某著名大学赫赫有名的“造反派”二把手，当时住在校中，正忙于自己的政治活动，很少在她家中露面，此人我只见过一面，看见的还是他的侧面，正在用抹布为他岳母擦拭房门，充当家务小工。他从未跟林非和我说过一句话，当然就不可能和我们作过任何“交涉”。在当时风云突变的“文革”狂嘲中，这所大学的“造反派”一把手突然失宠于“中央文革”的旗手，从“旗手”的 “座上客”变成了“阶下囚”。这位二把手忍受不了岳母大人种种阴沉和发怒的眼色，竟悬挂在大学校园里一棵老树桠上自杀了。我本来是丝毫也不知晓的，自己正面临着种种压力，已经感到焦头烂额，身心交瘁，哪有闲暇去过问人家的事情，这还是听到住在旁边单元里一位红学大师的夫人匆匆说起的。她还诉说在“文革”开始时，咬人者的女儿在宿舍的院子里张贴大字报，表示坚决与父母“划清界限”。此时林非已和咬人者的丈夫同时去了千里外的“干校”，怎么可能跟我高声嘲笑他们?抹黑的谣言制造得实在太拙劣了。
从此以后，咬人者和她的丈夫确实显得有些焦躁，当情绪分外低沉时，就跑进我们的住房，不由分说地抱走我心爱的儿子，放在他们屋子里当作开心取乐的玩具。她根本无视我的人格，无视我作为母亲的存在。在她的心目中，别人都比她低一等甚或是好几等，供她颐指气使地嘲讽和戏弄，包括我幼小的儿子在内，一概都是如此。她这种霸道的态度，和对我儿子的人格的漠视，实在伤透了我的心，使我意气难平。而当我有时跟她的眼光交织在一起时，似乎也感觉到了她仇恨的心情，后来她丈夫如此凶恶地猛击大棒，更是证明了这一点。看来被殴打和咬噬的命运，从开始时就笼罩于我们的头顶了。
我和林非在几年前奉命去干校时，怕儿子过于幼小，还不适宜去“经风雨，见世面”，只好把儿子托付给那位质朴的农村大嫂，并且把两人每月薪水的极大部分都留给她，她也尽心尽力地带领我们的儿子，跟我们儿子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可是我们几年来耗尽了原来就是极为低微的工资，经济情况显得十分拮据，从干校回到北京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能力供养一个保姆了。这位善良的农村大嫂非常理解我们的困境，她也愿意另找一家经济收入比我们高的住户去帮工，于是她就和我们很友好地分手了。
我儿子刚满六个月时，我就被迫去北京远郊区密云县的大山沟里劳动，不久后林彪的“一号通令”下达，又把我和我的同事们赶至河南黄泛区的“五七干校”(本来是座关押刑事犯们的劳改农场)劳动——拉耧、起猪圈、打扫厕所、割麦子、插秧、挖鱼塘等等，三年多沉重的体力劳动，已经使我产后就未复原的身体疲惫不堪；我丈夫林非因为在干校超负荷的沉重劳动，患了腰椎间盘突出症，有三个月都瘫痪在床。回到北京后，我上班的学校离家有二十多公里的路程，每天赶公共汽车早出晚归，还得把儿子带在身边。那时候常常要跟学生一起去郊区农村“开门办学”，只好也带着年幼的儿子，和几个女学生睡在老乡家里的土炕上。又教书，又下地，又带儿子，感到劳累不堪。隔一段时间允许回到北京家里看望，就要照顾时而犯病的丈夫，实在是疲乏到了接近崩溃的边缘。那时候大家都还没有见过洗衣机，正好院子里有一位帮助人们洗衣服的农村大嫂，大家都称呼她为“余嫂”，我也请余嫂帮助洗衣服。1973年的12月7日，适逢我刚从郊区农村返京，就请余嫂替我洗洗从农村带回来的衣服，因为几天之后还得带着儿子下乡，时间很紧张，让余嫂赶快洗起来。可是咬人者故意抬杠，坚持要余嫂先给她洗。她的时间比我充裕得多，为什么要如此着急，于是就争论起来了。
在双方的情绪都很激动的口角中，她忽然伸出双臂要抓我的脸庞，我长得比她高，赶紧向后仰起头，并且伸出双手挡住她，没想到她竟用自己的双手紧紧抓住我右手的食指，飞快地塞进嘴里狠命咬了一口，当时抽出来就鲜血迸流。她这个动作是如此的突然和迅猛，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所以没有来得及躲闪。中国有句老话说，“君子动口不动手”，连大字不识半个更画不成圆圈的阿Q都懂得这个道理，想不到她竟会如此行事。真是十指连心，我疼痛得大叫起来。我丈夫从房间里奔了出来，想要解救我。她丈夫也从他的房间里奔了出来，双手举起一根大木棒，朝着林非就残忍地抡了下来。因为她知道我们保存着林非被殴伤的诊断证明书，所以在那篇进行人身攻击的文中也不得不承认，对我们又咬又打，还不得不承认如果林非没有及时伸手挡住木棒，击中头颅的话，后果将会不堪设想。
我们被咬伤和打伤之后，立刻离开房屋去医院治疗，因为我的手指正在流血。咬人者说她的丈夫还踹了林非几脚，以及她为了“销灭罪证”，而替林非掸去衣服上的脚印之事，根本没有发生过，这是她的主观臆想。在这整个过程中，我和林非都始终是只动口而未动手。开始发生争吵时，在场的只有她和我，还有洗衣服的余嫂，后来她咬了我的手指后，我疼痛得喊叫，林非才从屋子里赶到我们面前，她丈夫也同时冲出房门，用大木棒将林非打伤。她的女儿当时并不在场，我从未与她的女儿发生过任何冲突，既未吵过嘴，更绝对没有打过她。咬人者说我打她的女儿，也是无中生有的主观臆想。林非在当时是四十挂零的年龄，他们夫妇是六十挂零的年龄，受伤的却是我们这对较为年龄的人，他们竟毫发无损，这不正好是证明了我们并未动手吗?
她声称我们将她提起又摔下了多少次，当时我的体力已经疲惫不堪，林非的腰病还尚未复原，我们哪里有这种大力士般的力气?谎话编造得实在太离奇了。而且既然已经如她自己所说的，跌得晕头晕脑，怎么又能够像她自己不得不承认的咬我的食指呢?打了和咬了人，竟还要编造如此的谎话。在此次冲突中，我们自始至终都是只动口没动手，在当时的环境中，吵嘴的事情常常发生，并不稀奇，稀奇的是他们又动口又动手，咬人和打人之后又搬用在当时声势显赫的同窗，想通过他来整治我们。未能将我们置于死地时，又运用口头与书面的谎话对我们进行人身攻击。面对着她的种种行径，我深深庆幸自己的人格比她要高尚得无可比拟了。
我和林非相识时，他还处于冤案在身的境遇之中，因为相互之间的了解与尊重，我们结为秦晋之好。三十多年来我们患难与共，度过了被中伤、被打压，甚至在肉体上被打和被咬的艰难岁月。现在我将二十六年前的这件事实真相写出来公诸于众。我对自己写的文字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在我的有生之年，只要咬人者再度编造谎话，作为被咬者的我，一定要再次澄清事实的真相。我尊敬所有善良和公正的同胞，我恳请各位尊敬的朋友作出自己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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