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声明，丁子霖和仲维光都没有直接讲出“六四应该由广场割据当局负责”这句话。但他们提供了这种看法的逻辑根据和案例旁证。为了不使读者认为我断章取义，现在先入为主地将丁子霖发表在<民主中国>的一篇文章截录如下。虽是截录，但截录的段落中间没有剪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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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略)

我要感谢仲维光先生在第二篇文章开头提到卡尔•波普对一件事情所作的反省，因为我还真不知道卡尔•波普曾有过这样的反省。我在这里也作适当的引述：

“在一次共产党组织的游行示威中，警察开枪打死了示威者，可是这促使卡尔•波普厌恶了组织示威的共产党，以及他们信仰的马克思主义。

警察打死了人，为什么波普没有把所有的痛恨都集中在警察身上，而把主要的反省集中在组织者及其指导思想上？原来他看到的是，组织者为了政治目的而无视普通人的生命。

这件事让我深深地思考，为什么我没有如此自然的反应和思维，如此狐疑地看待这件事情，……答案是，我的人性被共产党改造过了。因为我从小受的共产党教育就是，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为了一个政治目的，一个所谓崇高的目标，就可以牺牲个人的生命。这是没有人性的、对人的蔑视。波普所具有的反应才是正常的。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生命，都是同样神圣的。……”

我赞同卡尔•波普的反思，也赞同仲维光先生由卡尔•波普的反思所引发的对自己的反思。

最后仲维光先生引述哈维尔的话说：要为真实而生活，知识分子就是要不顾一切地讲真话。但愿他能做到这一点，至少不要说假话，更不要被人指责为造谣。

说了这么多话，不知能否消除我们与仲维光先生之间的误解。

丁子霖 2006/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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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完丁老师的信，不用我再作替换练习，也能看出六四的责任究竟在谁。现将“保卫天安门正总指挥”柴玲的录音摘录如下。顺便声明，这个摘录确是摘录。不是每个自然段之间都是上下文衔接的。但自然段之内没有剪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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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玲：“我们这次绝食，就是想看看政府的面孔，还要看看人民的面孔，看看中国人还有没有良心？还有没有希望？我们是在以死的气概为生而战。我们用生命写成的誓言，必将晴朗共和国的天空！”

柴玲：“可好多同学都不明白，我们现在在广场这是我们最后唯一的阵地了。有人一再主张撤，这撤，唯一高兴的就是政府。

“我悲哀的是什么呢？我是总指挥，我一再要求这个权力，掌握这个权力，就是为了抵制这种妥协，这种投降派！而且作为北京高联和外高联，外校的高联，他们很愿意要这种权力。

“（哽咽）我一个人太有限了，那么多人争夺权力，我从来不迷恋权力，我只是为了…为了良心，我才不愿把这个权力放弃给那一小撮那种投降派和阴谋家！”

柴玲：“同学们总问，我们下一步要干什么？我们能达到什么要求？我心里觉得很悲哀。我没办法告诉他们，其实我们期待的就是流血，就是要政府最后在无赖至极的时候用屠刀来对著它的公民。我想也只有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全中国的人民才能真正地擦亮眼睛，他们才能真正团结起来。但是这种话怎么跟同学们说？尤其可悲的是，有一些什么上层人士，有一些什么人物名流，他们居然为达到个人的目的，玩弄自己一些交易，拼命的在做这个工作，就是防止政府，不让政府采取这些措施，而在政府狗急跳墙之前，把我们瓦解掉、分化掉，让我们撤离广场。…所以，我们觉得很悲哀。这些话，没有办法直接跟同学讲，就是说，我们就是要在这里流血，用鲜血和生命唤起民众，同学们会这样做，但他们还是年轻的孩子们（哭泣）”

康宁汉问：“下一步呢？”

柴玲：“下一步作为我个人，我原意求生下去。广场上的同学，我想只能是坚持到底，等待政府狗急跳墙的时侯血洗。不过我相信一场大革命很快就会到来--要是它采取下策的话。即使不采取下策，保存一些火种和力量，在下一次运动中我们一定会站出来…我想最终的就是推翻这个没有人性的、不再代表人民利益的、反动的政府。而建立一个人民自己的政府，而让中华人民真正的站起来，让一个人民的共和国真正的诞生。”

柴玲：“我就想告诉大家，现在广场是我们唯一的阵地，我们再失掉这个阵地的话，那中国就要复辟了。我想每个同学都有自己的判断。”

梁淑英问：“你自己会继续在广场坚持吗？”

柴玲：“我想我不会的。”

梁淑英问：“为什么呢？”

柴玲：“因为我跟大家不一样。我是上了黑名单的人。被这样的政府残害，不甘心，我要求生。我就这样想。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说自私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我的这些工作，应该有人来接著干下去，因为这种民主运动不是一个人能干成的。这段话先不要披露，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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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维光简介：在插队期间开始自学哲学，由于探究马克思 主义的方法和认识论基础，七零年转向近代洛克、休谟以来的经验主义思想，并且同时开始自学数学物理和外语。

丁子霖：中国人民大学哲学教授。

两人的哲学素养没得可说。作为一名哲学家，逻辑一致是最起码的准则，也就不用我再说什么了。读者自己做一下替换练习，就不难自己作出和此文标题一样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