浊世糟言

                                                                        （4）

我们几个在自嗟自怨的心情中混日子的同时，屋中也有懂得男儿当自强的人。

韩老六是几个唐县合同工中，我们最为认可的一个。他和善，干活不惜力；也愿意与我们接近，不带偏见。他当我们的组长，大家都服气，买他的账。可惜的是，他几个月前结婚后一方面和“上来探亲”的新娘子尽享欢愉，一方面照样拼命干活，老六染上了急性肝炎。组里缺人，任务却不能减，连指导员（其实就是车间书记）捧着毛选来作他的战地动员。憨厚，乐观的老六坚持着，日渐消瘦，脸色时而蜡黄，时而惨白，几乎脱了人形还作出满不在乎的样子上班。很快，它被送进了城里的“合同医院”。过了几天，医院送来了病危通知，连里（车间）派了干部去探视。又过了几天，老六一命呜呼了。

从生龙活虎的新郎官，到我们宿舍里的这片空着的铺板，细算起来，好像还不足三四个月的时间。我们为此沉默了好一阵，口里不说，心里都盘算着，谁知道他的病传染不传染，说不定自己就是下一个。本来就缺人的组里，现在撒手走了一个，没人替轮休了；心里越发怵，越不得不撑在那里—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罪名是万万承当不起的。

凑巧的是，很快厂里又分来了新一届初中毕业生。为我们组来补员的，是个被他的同学们唤作“赵拐子”的高个子。听说他从小没了爹（再后来，才知道其实是跟国民党去了台湾）。 他小时得过小儿麻痹症，腿脚有轻微的残疾。他实际上比我们谁都大几岁，比我们晚一年进厂，是当年一再蹲班的结果。

我们冷眼看着他有说有笑地在老六留下的铺位上安顿下来，心里有点儿不是滋味。我和秀才甚至有了一种恻隐之心，想着要不要把老六的病和死告诉这个看起来有点儿缺心眼的人。小军却凑过来，跟我们嘀咕说：“你们注意到没有？那厮身上有皮癣，留神传染呵。”

小军喜欢争斗打架，却在秀才（和我）面前常摆出饱读诗书的姿态，时而说些诸如“那厮端的可恨”之类的话。可是现在，我和秀才明知他在打趣，却也听出了对新来人的不友善；加上老六活着时笑容可掬的样子像磨盘一样压在心上，愈发地笑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