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到一篇写他的文章裡形容他和我是「忘年之交」，但正是这个「年」 - 不但时间而且空间的巨大异质性，反而让我们为彼此的断层互补;同时我们却又有更大的同质性：对文学文字和书籍的爱好，对传统价值的尊重，对友情的珍视……。我从他的言行看见惨烈的革命之后，依然温煦地存在的典雅与情操;而他看我，或许是文化荒瘠的年代一株无心飘落在另一块土壤开出的花朵吧。从那时起，我们因文字和书而结缘，直到他今年去世，算来正好是我半生的岁月;而范先生对我的文学后半生影响之深，是我当时未曾预见的。但我更珍惜的，是其后漫长的三十年我们始终持续的友情。

　　其实我对范先生既有对长辈的尊敬，也有对平辈的亲切。我对他和他的老友们都有些「没大没小」的，甚至称兄道弟(范先生介绍我认识的老作家冯亦代，跟我通信就彼此互称「李黎兄」、「亦代兄」)，然而再怎样亲切我还是当他值得敬重的长者，当面或写信从来不敢直呼名讳，总称他范先生。其实我喜欢称他「范公」，但他不让我这么叫他，说担当不起，我只有对别人提起他时才范公范公的在背后叫。 因为他的平易近人，我虽然后来稍微猜到他可能有相当不低的党内职称，但他不提我也不问，因为这对我们作为朋友一点也不重要，反而是对于他的过去我比较好奇- 是怎样的家世，才培养出如此温雅大度的爱书人?他告诉我：小时家穷，穷到父亲是没法活下去而自杀的!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身世，为之震惊而且心痛不已。也因如此，他十五岁小小年纪就去了进步书店工作，从此与书结下不解之缘。

　　他也从不对我提起文革期间遭受的苦难，我还是从一则「趣闻」才揣测到一二：话说范先生有一次受伤到医院求治，坐在允彝獾群驎r听到护士大声喊「饭桶!」没人答应，又再喊「饭桶!」才勐然醒悟一定是护士把「用」字看成「同」了，便连忙回应「有!」周遭的人皆瞪大眼睛看他：怎会有人取这样的名字?事实上这件趣事的背后非常悲惨：当时范先生是挨了批斗，被拳脚交加打断了肋骨的。

　　若不是认识范用先生，我不会被他引见见到那许多文学史上的人物，结交那许多有趣的文人雅士。我的第一本小说集【西江月】，不但是他推荐给中国青年出版社在北京出版的，而且他自作主张为我请到茅盾题签，丁玲作序- 我自己是根本不会想到、即使想到也不会敢提出要求的。后来他还推介过几家出版社为我出了好几本别的书。但我最珍惜的，还是他像带个小朋友一样带我去见文学前辈 - 他总是先给他们看我的文章(出书后就先送书过去)，然后陪我登门拜见：丁玲，茅盾，钱锺书，杨绛……就是这样见到的。

　　至于他熟识的好友，更是想到就带我一家家的去串门子：画家(也是作家)黄永玉、书法家黄苗子和画家郁风夫妇(所以我靠范公的面子讨到一些珍贵的字画)、翻译家杨宪益和他的英国夫人戴乃迭、剧作家吴祖光和名伶新凤霞夫妇、老作家冯亦代和「明星」夫人黄宗英、漫画家丁聪和沉峻夫妇、老作家汪曾祺、年轻些的张洁……。另外在作协、宴会、私人聚会裡，经他介绍而见到的原先只闻其名的文化界人士真是不计其数。连上海也是范先生牵的线，要不是他我怎么可能访问到巴金?后来成了我在上海最要好的朋友李子云也是他介绍的，至今我还保存着他手写的「上海文学/李子云」那张小字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