５０年代初，上海淮海路陕西路路口开了一家永丰寄售行。牌子虽挂寄售行，店里几乎全是音乐唱片，而且是清一色的外国唱片，古典现代皆备。那时，“左”的风气尚未兴起，优秀的音乐唱片如同现在的流行歌曲一样，一夜间能“刮”遍上海滩。青年们西装革履地聚在一起，听听唱片、喝喝咖啡、跳跳舞，是件很时髦的和上“品”的事情。“发烧友”们常常把这新开的小店挤得水泄不通，因为这毕竟是上海滩唯一的一家专售外国唱片的商店。

　　　　　豪门“发烧友”

　　店老板本身就是个“超级”发烧友，名邵祖丞，２０来岁，也很有名气。那倒不完全是因为开了店，而是因为他那“高贵的血统”——他的父亲是著名诗人、作家、翻译家邵洵美；祖父是南京路上杨庆和银楼的老板邵恒；曾祖父是晚清上海道台（上海市长），还当过台湾省的巡抚；母亲是盛宫保大人的长房孙女盛佩玉；祖母是盛家的四小姐盛樨蕙；曾外祖父是晚清重臣、邮传部尚书（交通部长）盛宣怀……所以那时老上海们一提起静安寺路（现南京西路）上的邵府和盛家老公馆，几乎无人不晓。而他邵祖丞，就是邵府的长房长孙，道台家的心肝宝贝，加上从他父亲那儿接受的英美文学的熏陶，就把他“塑造”成了一个外国音乐的“发烧友”。

　　那时生意好得出奇，一般服装店只能赚百分之三四的利润，而一张新出的外国唱片，起码要赚５０％的利润。香港片商知道他的能量，不断把新灌制的片子送来。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外国人办在中国的最大的唱片公司）在“打烊”之前，也把片子摊出来尽邵祖丞挑选，依邵祖丞那时的眼光，还嫌百代的片子不够新潮呢，宁可直接进口原牌外国唱片，所以碍于情面（百代公司的买办是邵家的亲戚）只选了一小部分。

　　谁知没几年生意就“黄”了。三反五反之后，有钱人家如惊弓之鸟，纷纷逃往海外，西装革履的“小开”们也失去了往日的雅兴，整个市面大跌，原先能卖１００元的手表，此时２０元也卖不出，唱片生意自然也日趋清淡。公私合营时，他只能怏怏地退出了唱片圈子，到时代中学去教书了，成了上海滩最后一代“小开”。

　　　　　　可怕的“历史问题”

　　邵祖丞之所以到时代中学去教书，因为时代中学的前身是圣芳济教会中学，他的祖父邵恒当年是该校的校董，邵家许多子女都在该校念过书，学校与邵府已有三代人的情谊了。按说，在这样一个“自家人”的环境里，工作起来理应是心情舒畅的，然而很遗憾，莫名其妙的“历史问题”，把他这个最后的“小开”，改造成了一个准“亭子间老伯伯”。

　　“肃反”的时候，他被划为“历史反革命”，原因是他曾参加了一个他自己也弄不清，也从未参加过任何活动的组织。一个朋友要他签个名他就签了，以后就没事了。据说那是个特务组织，他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成了“历史反革命”。这么一来，讲台他就站不住了，被派往学校总务处分管学生的课外劳动，同时在学校办的校办工厂里干活儿。这样的日子对于“小开”来说，已经很够“味儿”了，但更残酷的事情还在后头。

　　１９５９年，他的父亲邵洵美因故被捕入狱，一关就是三年。同监房的难友是复旦大学著名教授贾植芳先生。贾植芳先生在近几年写的回忆录中，曾专门提起那一段生活，认为那时最主要的困难是饥饿。因为那三年恰好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普通市民都吃不饱，监狱里也只能喝稀饭。

　　由于父亲案子的株连，邵祖丞也跟着沾了“光”，从校办工厂里劳动“升级”为下放农村劳动，改造思想。他和十几个有“问题”的人员来到松江县新桥村，住进农民家，每天一大早须起床，到大粪池边去挑粪浇菜园……他和父亲离开家后，母亲和妻子、儿子也先后离开了家。母亲去南京，住大妹妹家，因为父亲一出事，母亲已无法负担每月２００元的房租，只好把那幢花园洋房退掉了。而妻子和儿子的离开则另有原因。

　　　　　　只要她活得比我好

　　俗话说“墙倒众人推”。邵家一出事，本来就爱管闲事或是乐于兴灾乐祸的人，这下就更加起劲了。他们忙于要邵家的其他人与之划清界线，劝邵祖丞的妻子与其离婚。邵祖丞妻子是一富贵人家的小姐，俄语教师，人长得很端庄、秀气，他们已有了一个儿子。这对邵祖丞来说，真的是“屋漏又逢连夜雨”。父亲被捕（后来证明是冤案），家里的台柱已倒了；母亲北上，身边又少了一些亲情；自己去劳动改造，还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来，他唯一可以停靠的“港湾”，就是妻子和儿子，他怎么可以再失去他们所以他坚决不同意离婚，妻子也整天哭成了个泪人。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革命”是不允许他们如此缠缠绵绵、拖泥带水的。况且，那时的资产阶级的公子小姐们大多都胆小如鼠，在“革命风暴”前闻风丧胆，是无法抵挡革命洪流的。妻子最终还是带着孩子跟他“拜拜”了……

　　他望着远去的母子俩心如刀割，心想这些年邵家是怎么了，为什么总是风雨如注？后来，在松江的广阔天地里他想过来了，觉得自己不能太自私，也应替妻子儿子作长远的考虑。妻子不能总守着一个“历史反革命”丈夫，儿子也不能永远拥有一个“反革命”的爸爸和爷爷。所以，他们母子俩能走出去，或许是一条解脱之路。想到这里，邵祖丞反而为妻子的离去而感到欣慰。

　　直到现在，已经成了“亭子间老伯伯”的７５岁的邵祖丞，对妻子仍未有一丁点儿的怨言，他知道那是形势所迫，不由自主的事。谁让邵家当年风头那么健呢？盛极转衰，物极必反。这不是教科书上常有的话吗？妻子后来嫁了人，与他不再来往，儿子也不上门，甚至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笔者曾关切地问他：儿子应该去找一找，儿子毕竟是自己的呀。邵祖丞仍旧是一脸的沉静，像是早已深思熟虑过了。他说若去找儿子，先得去找他母亲。他母亲早已改嫁，我去找她，不是叫她难堪吗？她会怎么想？她的丈夫又会怎么想？所以，我仍是过去的态度，只要他们过得比我好……

　　这句话好像是哪首流行歌曲里唱过的。邵祖丞一不小心，又撞上了流行歌曲。可是他现在早已无心再去品味流行歌曲了，他须每天自己买菜、煮饭、洗衣，每周还要安排三天，为前来求教的中学生补习英语，他本人也好借以补贴家用，因为退休工资毕竟太有限了。没有学生来的时候，他多半是一个人呆在他的亭子间里，看电视，抽烟。

　　　　　　一切都没什么了不起

　　１９６２年，其父邵洵美的问题总算审查清楚了，宣布没有什么政治问题，从狱中释放回来，他本人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在松江农村劳动了三年零两个月后，他终于得以返回时代中学教书。谁知平静的日子只过了四年，到１９６６年，“文革”开始了。

　　“文革”中像邵家父子这种人是绝对跑不掉的，其父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扫地出门，有一段时间就只能住在邵祖丞这里。而邵祖丞也是个“牛鬼蛇神”，在学校里被斗得要死，首先因为他是资产阶级、封建官僚的孝子贤孙，其次因他教英语课时全部用英语讲课，这就是典型的“宗洋媚外”，“帝国主义的走狗”。父子两人，被赶在一间屋子里。邵祖丞常年单身生活，屋里只有一张床，就把床让老父亲睡，自己睡在地上。那时单位里工资也停发了，只发几十元生活费，还要应付那些无休止的批斗检查和抄家。不久其父即病重得起不了床，直至含冤去世。这位当年上海滩道台的大孙子、曾继承了上千万两家产的诗人和翻译家、出版家，入殓的时候竟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其妻盛佩玉只买得起一双新鞋，送他“上路”。

　　那天笔者在邵祖丞那１０平米的亭子间里，与之把茗相对。在聊到这些痛苦的过去时，邵先生表现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超然。他说：“一切都没什么了不起，一个人只要心不死，他就没有失败。况且，‘六十年风水轮流转’嘛，邵家和盛家的‘风水’，大概已转到别人家去了。人家说‘富不过三代’，邵、盛两家到了我们这一代的上半辈子，已富了四代了，严格来说已富了五代人了。到了我们这一代，大概该吃点苦头了吧。所谓‘便宜不可以占尽’……”

　　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所遭受的冤屈；以如此淡泊的眼光来审视一个家族的变迁，这在笔者采访的大家族的后代中还是第一个。所以那天在电话里为笔者指路时，如此不厌其详。当我步上他那摇摇晃晃、阴暗而逼仄、吱吱作响的小楼梯时，才明白了他的用意，因为那实在是个躲在闹市一隅的、几乎是个被遗忘了的角落。回想起以前看到的，别人从外国报刊上翻拍下来的静安道台花园的照片，再举头叩开那扇亭子间的小门，豁然洞开中的邵先生，简直是位历史老人了。但他故意把悲凉的故事讲得“味淡”一些、可笑一些，尽可能不让人们陷入悲哀。“连刘少奇同志是国家主席都被斗死了，像我们这样的人挨斗不更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吗？我的命还算是好的，总算命没有送掉，我的一位表嫂，就被北京南下的红卫兵活活打死了。”

　　他讲的他这位表嫂，笔者也略知一二，也是一个“豪门的遗响”，名叫聂光锡，是我国老一辈的银行家、原中国银行的副总裁聂其炜的女儿，她的爷爷是邵友濂的后任，叫聂缉，中日甲午之战时的上海道道台，她的祖母是曾国藩最小的女儿曾礼芬，她的丈夫是上海杨树浦发电厂的总工程师蒯世京，婆婆即是邵洵美的堂姐，人称“竹竿美人”的邵畹香，邵畹香的公公又是晚清大吏……聂光锡从济南回上海，所乘的火车上有大批南下“点火”的红卫兵，想不到竟在火车上发生了惨剧。 “一切都没什么了不起，只要你的心不死……”他仍是那句淡淡的话。

　　不少人劝他，早应该重新组建一个家。他说，我是个有“历史尾巴”的人，算了，还是一个人好。别人又劝他，既然平反了，应当落实政策，把房子换大一些，年纪大了，朝北房间太阴冷。他说，我这儿已是人均１０平方米“达标”了，反正一个人住，够了……

　　在采访快要结束的时候，他的学生进来了，是位上海师大的学生，正在钻研英语打算出国留学。他告诉笔者，邵教师是他遇到的最好的一个老师，心血都扑在了学生身上。看来，他那颗不死的心，已像一棵逢春的老树，在他的独自耕耘的园地上，又开始抽枝发芽了。正像一首流行歌曲里唱的：“好大一棵树……”（文／宋路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