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似乎被神偷在一刹间盗走，大学77，78级的我们已经毕业30周年了。

　　可不是吗?

　　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

　　眼望30这个数字，情有点酸，有点老，有点叽叽咕咕。。

　　然，心更多的是有点甜，有点小，有点安安静静，时而又热热闹闹。。

　　每一个78级的同学啊，都如同一支支小小溪流，在那个难忘的岁月里，喧嚣着沸腾着跳跃着，纵使千转百回，千难万险，百折不挠，终奔入海。

　　每个溪流都有一首动听的歌，或婉约清新，或高亢激越。

　　下面，由78级与爱同在同学给大家唱首歌。

　　嘻，不许笑!

　　一 . 我想上大学

　　小时候记得妈妈常说，如果我们家哪个孩子能上大学，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他。

　　妈妈的这些话让我感觉到，大学是一个最神圣的地方，为这个，一家人都可以不要锅，不吃饭。

　　上中学时，有几位任课老师曾经说过，如果高考恢复，花儿(接着博文“忆娘亲”后虚构的名字)这个孩子能凭自己的实力考上一个名牌大学。这些评价让我觉得，如果给我机会，我似乎有可能进入那个未知的陌生世界。

　　然而，我们这代人高中毕业面临的就是上山下乡，别无选择。

　　算是那个时代的幸运儿，高中毕业插队农村两年零七个月后，我被“上调”回城，穿上了蓝色的粗布工作服。 1976年10月起，我已是一家国营中型企业的青年车工。第一年月工资18元，第二年20元。

　　那时候各大学招收的是两年学制的工农兵学员，学生是经过各有关单位推荐入学的。好像最后几届是“社来社去”，也就是农村来的学员最后回农村，工厂的回工厂，部队的回部队。

　　我们厂是离市中心最近的一家矿山机器制造厂，算是好单位。全厂大约两千多人，不少青工。从各位师傅们的口中得知，厂里有很多高干子弟。工农兵大学生的名额一年就1--2名，为了这些上学的机会，高干子弟的父母之间都要各使高招，争斗一番。

　　至此，上大学是我一个遥不可及的梦了，实际上在梦里从来也没有出现过。

　　老老实实做个好的技术工人吧!这是我当时唯一能走的路。

　　于是，我去寻找有关车工技术的书。那时候没什么途径能借到此类书籍，最后从一个老师傅那里借到了一本，晚上下班到家后认真攻读。

　　每天早上，我5:30分起床，6:10分离家。乘3路公共汽车6:40到达离厂最近的车站，步行10分钟到达车间。有个辅助工负责整个车间的清洁等工作，她工作的性质要求她比一般工人早到车间。那段时间我常常到得比她还早，在车间门口等她开门。她一来，我就和她一起干活，除了车间的清洁，我把车间的10台车床都擦一遍。

　　才进厂的时候刚刚20出头，心很晴朗。记得每当辅助工去食堂买早饭的时候，我边干活边放声高歌。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挥动鞭儿响四方，百鸟齐飞翔。。。”

　　诺大的车间常常就我一人，我对着那些车床，刨床，铣床，钳工工作台，行车等众弟兄姐妹们歌唱，它们都是好观众，一直默然不语，矗立列队，静听。

　　吃饭和午休时间一共一个半小时，住在厂职工宿舍的师傅们都回家了，老一点青工也回到自己的宿舍午休去了。我吃了饭，立即回到车间，或看那本车工技术书，或按书中的提示，去砂轮边磨不同角度的刀具，做些实验。

　　我有个挺好的师傅，是个老大姐，很欣赏我，对我特别放心放手。从我站在那台168车床前的第一天起，师傅就手上就再也没有沾过油污，所有的活儿我包圆了，她穿的干干净净地坐在一边看报或聊天。她夸我有文化，看得懂图纸，心细，干活不怕脏累。

　　我们是一个新产品试制车间，所有的零件要的量都很小，有时候一个零件只要做一个。车工班长不断地换着花样给我新活儿，对我技术的提高有着很大的帮助。

　　我连续两次被评为厂先进工作者。

　　1977年5月，厂里举办了一次青工技术大赛。车工部分一是笔试，分理论和计算。二是实际操作，限时40分钟，挑战车一个大约4、5级工才有可能做的好的零件。在厂里的大红榜上，我排在了理论和实际两项第一名。1977年七一全厂庆祝党生日大会上，我受命在大会上发言，我的题目是：“为革命学技术”。

　　这会儿看这题目有点好玩不是?

　　更好玩的是，师傅告诉我，在我往主席台上走的时候，前排金工车间的一个师傅说，“这又不知道是哪个高干家的子女了”。

　　我算是哪门子高干子女啊?哈哈。。

　　我们车间车工班的确有两个和我一起进厂的高干子女，一年后一个去了厂保卫科，一个去了厂办公室，以工代干。

　　我也曾被抽到厂组织部帮过一周忙。就是帮着整理材料，写点东西。办公室主任看过我写的东西，说，花儿比我们厂秘书写的还好。记得厂组织部的部长满脸歉疚的对我说，对不起啊，我们这里没有名额，留不了你。

　　这两个同伴调离车间后，有几个人愤愤不平地对我说，花儿，他们哪一点都比你差远了，凭什么他们去当干部，太不公平了!车间的领导和师傅们也对我常说些同情和鼓励的话语。我很理解厂里的难处，僧多粥少呢。

　　然而，我心里常常有些灰暗。在这个高干子弟云集的厂里，我似乎只有当工人的命了。每天穿着一身油污工作服，挤着把人变成饼干的公共汽车，对着轰轰作响的机器一刻不停的干着活儿，被飞溅的钢屑伤着手脸那是常态，看周围的师傅，谁人身上没有伤?身边少个指头的就有两个人。工人就工人吧，我索性上下班都不换衣服，就着工作服，破帽遮颜过闹市。

　　不是自毁形象，只是那工作服只要一小会儿就沾满油污，惨不忍睹了，而且洗起来很吃力(那时候还没见过洗衣机)，每个人只发一套。每天衣襟和袖子都是一大滩脏兮兮的东西。每周日休息，我帮家人洗衣服和洗自己的工作服，买菜做饭，搞清洁，几乎没有什么多余的时间。我很怀念在农村插队的日子，至少还有阴雨天不用出工。记得我在日记里写了一句话：“何日还我女儿装?”。

　　午休时我也不在车间里了。因为，慢慢地有些男同事，还有些27、8岁的“老家伙”中午都跑到我的车床前聊天，带东西给我吃，太热情。有时候还试图和我打打闹闹，动手动脚，我很气也很烦，我知道他们想什么。

　　二金工车间的后门，面对一片树林，十分僻静。它成了我中午常去的地方，天气好的时候，我拿着一本书，一个人倚门席地而坐，边看书边晒太阳。

　　大概是1977年9、10月间，有两个人来家里“提亲”了。一个是妈妈原来单位领导(高干哈)的太太，也是妈妈的好友，算是看着我长大的吧，想让我做她的儿媳妇。还有妈妈的另一个朋友，说是介绍一个科学院的工农兵学员，长得好，是单位骨干。

　　妈妈和我说起这些事情，我没搭腔，以为是说着玩玩的。

　　大约是11月初，妈妈又问我，你到底是什么态度啊?我好给两家回个话。

　　见她这么认真，我心中突然涌出一阵凄凉和惶恐，好像这辈子就要完蛋了，妈妈要把我给卖了。

　　难道我就要去谈恋爱，结婚生子，过一辈子这样的生活了?或者去依附他人?

　　回什么话?怎么表态?我感觉自己快要闷死了。

　　恰恰是需要表态的这几天，就。这。。几天啊(啰嗦和结巴，激动的)，传来一个大好消息!它振奋了当时千千万万个青年的心。那就是：高考恢复了!

　　我也可以报考，这让我欣喜若狂，中学老师给我的鼓励话语又回到了耳边。

　　我像是快要溺死的人抓着了一根救命稻草，不管有没有希望考上，给了妈妈一个明确的答复：

　　我想上大学!我要报考!!

　　我不要对象。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