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八年华，我最爱读的是爱情小说，感同身受，好像自己在恋爱；大学时代，为了显得有志向，我读了不少伟人名人传记；再后来呢，选读一些生涩难懂的哲学和历史书，想着给自己添一点深刻。这些都不能长久，因为不是＂本色＂阅读。近十余年来，我读的都是散文：梁实秋的，林语堂的，余光中的，沈从文的，钱锺书的，席慕容的，周国平的，等等，等等。就连张爱玲的作品，我偏爱的，也是她写的散文。我发现，散文对技巧和形式要求最少，可以任凭散文家们本色自由地行文，或流畅精妙，或深刻细腻，或轻松幽默。我这个随意的典型的B型人，终于找到了阅读的归属。

读着这些美丽的散文，犹如踏上了一段芳香之旅，常常让我如临其境，乐不思蜀......

下面摘录两篇，一篇是余光中的，一篇是三毛的。

** 我的四个假想敌

           －－余光中

二女幼珊在港参加侨生联考，以第一志愿分发台大外文系。听到这消息，我松了一口气，从此不必担心四个女儿通通嫁给广东男孩了。
我对广东男孩当然并无偏见，在港六年，我班上也有好些可爱的广东少年，颇讨老师的欢心，但是要我把四个女儿全都让那些“靓仔”、“叻仔”掳掠了去，却舍不得。不过，女儿要嫁谁，说得洒脱些，是她们的自由意志，说得玄妙些呢，是因缘，做父亲的又何必患得患失呢？何况在这件事上，做母亲的往往位居要冲，自然而然成了女儿的亲密顾问，甚至亲密战友，作战的对象不是男友，却是父亲。等到做父亲的惊醒过来，早已腹背受敌，难挽大势了。
在父亲的眼里，女儿最可爱的时候是在十岁以前，因为那时她完全属于自己。在男友的眼里，她最可爱的时候却在十七岁以后，因为这时她正像毕业班的学生，已经一心向外了。父亲和男友，先天上就有矛盾。对父亲来说，世界上没有东西比稚龄的女儿更完美的了，唯一的缺点就是会长大，除非你用急冻术把她久藏，不过这恐怕是违法的，而且她的男友迟早会骑了骏马或摩托车来，把她吻醒。
我未用太空舱的冻眠术，一任时光催迫，日月轮转，再揉眼时，怎么四个女儿都已依次长大，昔日的童话之门砰地一关，再也回不去了。四个女儿，依次是珊珊、幼珊、佩珊、季珊。简直可以排成一条珊瑚礁。珊珊十二岁的那年，有一次，未满九岁的佩珊忽然对来访的客人说：“喂，告诉你，我姐姐是一个少女了！”在座的大人全笑了起来。
曾几何时，惹笑的佩珊自己，甚至最幼稚的季珊，也都在时光的魔杖下，点化成“少女”了。冥冥之中，有四个“少男”正偷偷袭来，虽然蹑手蹑足，屏声止息，我却感到背后有四双眼睛，像所有的坏男孩那样，目光灼灼，心存不轨，只等时机一到，便会站到亮处，装出伪善的笑容，叫我岳父。
我当然不会应他。哪有这么容易的事！我像一棵果树，天长地久在这里立了多年，风霜雨露，样样有份，换来果实累累，不胜负荷。而你，偶尔过路的小子，竟然一伸手就来摘果子，活该蟠地的树根绊你一交！
而最可恼的，却是树上的果子，竟有自动落入行人手中的样子。树怪行人不该擅自来摘果子，行人却说是果子刚好掉下来，给他接着罢了。这种事，总是里应外合才成功的。当初我自己结婚，不也是有一位少女开门揖盗吗？“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说得真是不错。不过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同一个人，过街时讨厌汽车，开车时却讨厌行人。现在是轮到我来开车。
好多年来，我已经习于和五个女人为伍，浴室里弥漫着香皂和香水气味，沙发上散置皮包和发卷，餐桌上没有人和我争酒，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戏称吾庐为“女生宿舍”，也已经很久了。做了“女生宿舍”的舍监，自然不欢迎陌生的男客，尤其是别有用心的一类。但自己辖下的女生，尤其是前面的三位，已有“不稳”的现象，却令我想起叶慈的一句诗：
一切已崩溃，失去重心。
我的四个假想敌，不论是高是矮，是胖是瘦，是学医还是学文，迟早会从我疑惧的迷雾里显出原形，一一走上前来，或迂回曲折，嗫嚅其词，或开门见山，大言不惭，总之要把他的情人，也就是我的女儿，对不起，从此领去。无形的敌人最可怕，何况我在亮处，他在暗里，又有我家的“内奸”接应，真是防不胜防。只怪当初没有把四个女儿及时冷藏，使时间不能拐骗，社会也无由污染。现在她们都已大了，回不了头。我那四个假想敌，那四个鬼鬼祟祟的地下工作者，也都已羽毛丰满，什么力量都阻止不了他们了。先下手为强，这件事，该乘那四个假想敌还在襁褓的时候，就予以解决的。至少美国诗人纳许（Ｏｇｄｅｎ Ｎａｓｈ，１９０２～１９７１）劝我们如此。
他在一首妙诗《由女婴之父来唱的歌》（Ｓｏｎｇ ｔｏ Ｂｅ Ｓｕｎｇ ｂｙ ｔｈｅＦａｔｈｅｒ ｏｆ Ｉｎｆａｎｔ Ｆｅｍａｌ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之中，说他生了女儿吉儿之后，惴惴不安，感到不知什么地方正有个男婴也在长大，现在虽然还浑浑噩噩，口吐白沫，却注定将来会抢走他的吉儿。于是做父亲的每次在公园里看见婴儿车中的男婴，都不由神色一变，暗暗想：“会不会是这家伙？”
想着想着，他“杀机陡萌”，便要解开那男婴身上的别针，朝他的爽身粉里撒胡椒粉，把盐撒进他的奶瓶，把沙撒进他的菠菜汁，再扔头优游的鳄鱼到他的婴儿车里陪他游戏，逼他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而去，去娶别人的女儿。足见诗人以未来的女婿为假想敌，早已有了前例。
不过一切都太迟了。当初没有当机立断，采取非常措施，像纳许诗中所说的那样，真是一大失策。如今的局面，套一句史书上常见的话，已经是“寇入深矣！”女儿的墙上和书桌的玻璃垫下，以前的海报和剪报之类，还是披头，拜丝，大卫·凯西弟的形象，现在纷纷都换上男友了。至少，滩头阵地已经被入侵的军队占领了去，这一仗是必败的了。记得我们小时，这一类的照片仍被列为机密要件，不是藏在枕头套里，贴着梦境，便是夹在书堆深处，偶尔翻出来神往一番，哪有这么二十四小时眼前供奉的？
这一批形迹可疑的假想敌，究竟是哪年哪月开始入侵厦门街余宅的，已经不可考了。只记得六年前迁港之后，攻城的军事便换了一批口操粤语少年来接手。至于交战的细节，就得问名义上是守城的那几个女将，我这位“昏君”是再也搞不清的了。只知道敌方的炮火，起先是瞄准我家的信箱，那些歪歪斜斜的笔迹，久了也能猜个七分；继而是集中在我家的电话，“落弹点”就在我书桌的背后，我的文苑就是他们的沙场，一夜之间，总有十几次脑震荡。那些粤音平上去入，有九声之多，也令我难以研判敌情。现在我带幼珊回了厦门街，那头的广东部队轮到我太太去抵挡，我在这头，只要留意台湾健儿，任务就轻松多了。
信箱被袭，只如战争的默片，还不打紧。其实我宁可多情的少年勤写情书，那样至少可以练习作文，不致在视听教育的时代荒废了中文。可怕的还是电话中弹，那一串串警告的铃声，把战场从门外的信箱扩至书房的腹地，默片变成了身历声，假想敌在实弹射击了。更可怕的，却是假想敌真的闯进了城来，成了有血有肉的真敌人，不再是假想了好玩的了，就像军事演习到中途，忽然真的打起来了一样。真敌人是看得出来的。在某一女儿的接应之下，他占领了沙发的一角，从此两人呢喃细语。嗫嚅密谈，即使脉脉相对的时候，那气氛也浓得化不开，窒得全家人都透不过气来。这时几个姐妹早已回避得远远的了，任谁都看得出情况有异。万一敌人留下来吃饭，那空气就更为紧张，好像摆好姿势，面对照相机一般。平时鸭塘一般的餐桌，四姐妹这时像在演哑剧，连筷子和调羹都似乎得到了消息，忽然小心翼翼起来。明知这僭越的小子未必就是真命女婿，（谁晓得宝贝女儿现在是十八变中的第几变呢？）心里却不由自主升起一股淡淡的敌意。也明知女儿正如将熟之瓜，终有一天会蒂落而去，却希望不是随眼前这自负的小子。
当然，四个女儿也自有不乖的时候，在恼怒的心情下，我就恨不得四个假想敌赶快出现，把她们统统带走。但是那一天真要来到时，我一定又会懊悔不已。我能够想象，人生的两大寂寞，一是退休之日，一是最小的孩子终于也结婚之后。宋淇有一天对我说：“真羡慕你的女儿全在身边！”真的吗？至少目前我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可羡之处。也许真要等到最小的季珊也跟着假想敌度蜜月去了，才会和我存并坐在空空的长沙发上，翻阅她们小时相簿，追忆从前，六人一车长途壮游的盛况，或是晚餐桌上，热气蒸腾，大家共享的灿烂灯光。人生有许多事情，正如船后的波纹，总要过后才觉得美的。这么一想，又希望那四个假想敌，那四个生手笨脚的小伙子，还是多吃几口闭门羹，慢一点出现吧。
袁枚写诗，把生女儿说成“情疑中副车”，这书袋掉得很有意思，却也流露了重男轻女的封建意识。照袁枚的说法，我是连中了四次副车，命中率够高的了。余宅的四个小女孩现在变成了四个小妇人，在假想敌环伺之下，若问我择婿有何条件，一时倒恐怕答不上来。沉吟半晌，我也许会说：“这件事情，上有月下老人的婚姻谱，谁也不能窜改，包括韦固，下有两个海誓山盟的情人，‘二人同心，其利断金’，我凭什么要逆天拂人，梗在中间？何况终身大事，神秘莫测，事先无法推理，事后不能悔棋，就算交给２１世纪的电脑，恐怕也算不出什么或然率来。倒不如故示慷慨，伪作轻松，博一个开明父亲的美名，到时候带颗私章，去做主婚人就是了。”
问的人笑了起来，指着我说：“什么叫做‘伪作轻松’？可见你心里并不轻松。”
我当然不很轻松，否则就不是她们的父亲了。例如人种的问题，就很令人烦恼。万一女儿发痴，爱上一个耸肩摊手口香糖嚼个不停的小怪人，该怎么办呢？在理性上，我愿意“有婿无类”，做一个大大方方的世界公民。但是在感情上，还没有大方到让一个臂毛如猿的小伙子把我的女儿抱过门槛。
现在当然不再是“严夷夏之防”的时代，但是一任单纯的家庭扩充成一个小型的联合国，也大可不必。问的人又笑了，问我可曾听说混血儿的聪明超乎常人。我说：“听过，但是我不希罕抱一个天才的‘混血孙’。我不要一个天才儿童叫我Ｇｒａｎｄｐａ，我要他叫我外公。”问的人不肯罢休：“那么省籍呢？”
“省籍无所谓，”我说。“我就是苏闽联姻的结果，还不坏吧？当初我母亲从福建写信回武进，说当地有人向她求婚。娘家大惊小怪，说‘那么远！怎么就嫁给南蛮！’后来娘家发现，除了言语不通之外，这位闽南姑爷并无可疑之处。这几年，广东男孩锲而不舍，对我家的压力很大，有一天闽粤结成了秦晋，我也不会感到意外。如果有个台湾少年特别巴结我，其志又不在跟我谈文论诗，我也不会怎么为难他的。至于其他各省，从黑龙江直到云南，口操各种方言的少年，只要我女儿不嫌他，我自然也欢迎。”
“那么学识呢？”
“学什么都可以。也不一定要是学者，学者往往不是好女婿，更不是好丈夫。只有一点：中文必须精通。中文不通，将祸延吾孙！”
客又笑了。“相貌重不重要？”他再问。
“你真是迂阔之至！”这次轮到我发笑了。“这种事，我女儿自己会注意，怎么会要我来操心？”

笨客还想问下去，忽然门铃响起。我起身去开大门，发现长发乱处，又一个假想敌来掠余宅。

 

** 永远的夏娃开场白
    －－三毛

　《永远的夏娃》是很久以来就放在心里的一个标题，两年来，它像一块飘浮不定的云，千变万化，总也不能捉住它，给它定下清晰的形状来。
　　起初想出这个名字，倒是为了一个西籍女友，因为她的种种遭遇，使我总想到其他许许多多在我生命中经历过的女友们，她们的故事，每一篇都是夏娃的传奇。当时，很想在这个标题下，将她们一个一个写出来。后来，我又不想写这些人了。可是专栏得开了，夏娃这个名字我还是很爱，因为它不代表什么，也不暗示什么，专栏既然要一个名字，我就用了下来，它本身实在是没有意义的。
　　俄国作家杜斯妥也夫斯基说过一句使我十分心惊的话，他说：“除非太卑鄙得偏爱自己的人，才能无耻的写自己的事情。”
　　我有一阵常常想到这句话，使得写作几乎停顿，因为没有写第三者的技巧和心境；他人的事，没有把握也没有热情去写；自己的事，又心虚得不敢再写，我不喜欢被人看视成无耻的人，可是老写自己生活上的事，真是觉得有些无耻。
　　后来我们搬家了，新家门口每天早晨都会有一匹白马驮着两个大藤篮跟着它的主人走过，沿途叫卖着：“苹——果——啊！”
　　每听见马蹄哒哒的来了，还不等那个做主人的叫嚷，我就冲出去靠在栏杆上看，直看到他们走远。
　　这匹马天天来，我总也不厌的看它，每当荷西下班回来了，我照例按压不住内心的欢喜向他喊着：“今天马又来了！”
　　马总是来的，而我的喜悦，却像当初第一次见它时一样的新鲜。
　　有一天，再也忍不住了，跟荷西说：“我要把这匹马写出来。”
　　他说：“有什么好写的，每天来，每天去的。”
　　是很平常的事情，可是我要把它写下来，说我天天看见一匹马经过，不知为什么有说不出的欢喜和感动。后来，我又想到许多我生命中经历的事，忍不住想写，不写都不行，当时，总会想到杜斯妥也夫斯基那句话——老写自己的事是无耻的——每想这句话，心中便气馁得很，呆呆的坐下来看电视，什么也不写了。可是那匹马啊，一直在心底压着，总得把它写出来才好。
　　又有一阵，一个朋友写信给我，他说：“你总不能就此不写了，到底你做的是文以载道的工作！”
　　我被这句话吓得很厉害，从来没有想到载什么东西的问题，这更不能写了，不喜欢那么严重。
　　以后有一段长时间就不写什么了。
　　今天荷西下班来对我说，工地上有个工人朋友家住在山里面，如果我们跟他回去，可以去看看这人养的猪羊，还有他种的菜。我们去了，挖了一大筐蔬菜回来，我的心，因为这一个下午乡间的快乐，又恨不得将它写了下来。久已不肯动笔的人，还是有这种想望。
　　回来后我一直在写作的事情上思想，想了又想，结果想明白了，我的写作，原本是一种游戏，我无拘无束的坐下来，自由自在的把想写的东西涂在纸上。在我，是这么自然而又好玩的事情，所以强迫自己不写，才会是一种难学的忍耐，才会觉得怅然若失，我又何苦在这么有趣的事情上节制自己呢！象现在，我在上面把那匹马写了出来，内心觉得无比的舒畅，这真是很大的欢喜。我做这件事，实在没有目的，说得诚实些，我只是在玩耍罢了，投身在文章里，竟是如此快乐，连悲哀的事，写到情极处，都是快乐的感觉，这一点，连自己也无由解释的，总是这样下去了吧，我毕竟是一个没有什么大道理的人啊。
　　《永远的夏娃》将会是我一些美丽的生命的记忆，在别人看来，它们可能没有价值，在我，我不如不去想它价值不价值的问题，自由得像空气一般的去写我真挚的心灵。其实，它不写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写了对事情还是一样的，可是既然我想写了，我就不再多想，欢天喜地的将它们写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