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网友将中国目前的落后状况归结为中国文化中缺少上帝的信仰，这种说法现在好像比较普遍，值得探讨。其实，儒家信仰和宗教信仰是两套完全不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此人们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达不成同识是可以预见的。然而，总有些人对我国古人的智慧表现得极为不屑，将古代的大儒斥为“浅薄”。如果生活在一两千年今天的我们能看出古人理论的一些弊病没有任何不正常之处，反之倒很不正常，但这就能说明我们比古人高明？当代的科学家、大学生，甚至普遍人都知道一些牛顿不知道的东西，但有几个人敢说牛顿浅薄？牛顿曾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写到：“如果我看得远一些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If I have seen farther it is by standing on the shoulders of giants.）。牛顿，人类历史上屈指可数的伟人之一，却具有这种谦逊的态度，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时时提醒自己的。

中国文化中缺少上帝的信仰，就算真把它看作中国落后的一个症结所在，仔细想想也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因为宗教这东西并不是说从天上掉下来一本书就产生了的，它的形成是个历史的过程。具体地说，首先上帝必须通过某一位圣人来启示他自己（人不能自动地通神）。这位圣人接受了这种启示后，或著书立传，或四方行走传道，经过天长日久地努力，民众普遍接受了这种思想信仰，再一代一代传下来。所以说宗教的形成既是一种机遇（启示），也是一个过程（从传教到被接受）。而所有这些在中国历史上根本没发生过，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出现摩西，也没出现耶稣，也没出现保罗，也没出现奥古斯订。那宗教信仰到底能从什么地方生出来呢？由于地域的隔阂，中国人知道了基督教已经是近代了，那里由于中国古代文化本身就很发达，儒佛道已根深蒂固，基督教义又和中国文化的义理相冲突，所以得不到认可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既然基督教在中国没有得到生根的历史机缘，那么就不能指责谁应为此负责，否则就相当于责备中国人的女儿为什么不能是blonde。如果一定需要有人承担负责 ，那唯一有可能被blame的就是上帝自己－他没有把自己启示给中国人。

那么，宗教信仰是治愈中国文化和社会痼疾的良方吗？有人认为如果中国人普遍接受了基督教，那么一切问题就会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我想先把中国人普遍接受基督教的可行性这个困难暂时放一放，而是釜底抽薪，先检讨一下宗教信仰作为人类社会的行为指南到底具不具备有坚实可靠的基础。

有神论者认为一切人类价值的来源属于上帝。所以，一切人类持有的价值观都是相对的，只有上帝的价值是绝对的。人类只有以上帝作为价值的绝对坐标，才能获得完整和绝对的公义。在这里，上帝是中心和基准，人于上帝是服从和从属的关系，即所谓的神本主义。相对于神本主义的是所谓的人本主义，即人是万物的尺度，一切价值必须以人类的最大幸福为目标和行为的尺度。

神本主义和人本主义，表面上是看确实有一个以谁为本的区别，其实仔细分析一下我认为两者是一回事，我想从几个方向来解释我的理由：

1. 决定神本还是人本要看评判的标准最终落脚在何处

用这个标准来看，即使是宣称以神为本，一切行为的受体最终还是落实到了人身上，比如我们现在普遍坚信不能靠折磨他人来取悦神，这是不是说明你的着眼点是人本的－因为折磨人是不人道的？你可以反驳说神从来不会要求一个人去折磨他人来取悦自己，相反，如果一个人善待他人会蒙神的喜悦。那我认为你的着眼点还是人本，因为以什么动机做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做了什么事和做那事情的后果是什么。如果你衡量做事情的后果最终落脚到人的身上，那就是人本。所以神本主义的盖子底下其实还是人本主义。

在圣经之中也是这个道理。不管是十戒还是耶稣的训导，除了一些人神关系，大部分是人与人的关系，以色列有位长老（名字忘了）当被问到犹太教义的精华是什么时回答说：“已所不欲 ，勿施于人，摩西五经(Torah)里所有内容都是这句话的注脚，去学吧”。这就说明从本质上说人与人的关系比人与神的关系更重要。这也是符合常识的：一个见神必拜但满世界招摇撞骗的人和一个虽然不信神但对他人以诚相待，哪个我们更容易接受答案不是不言而喻的吗。所以，“神本”落到实处的时候就是人本。

2. 神本主义并不能为社会实践提供更多的指导

一个以神为本的个体和国家，和一个以人为本的个体和国家，在社会实践中难道真的存在什么区别吗？根据我前一条所举出的理由，没有区别，着眼点都是人，不管以神为本还是以人为本，在具体的实践中目标原则完全等同，于个人来说是如何公平地对待他人；于官员来说是如何公正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于国家来说是如何实施良好的政策来造福国民。

人类社会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再谈“以神为本”已经是一句空话，如果真的是以神为本，必须能在实践层面提供区分，即对任何一件事，不管是公事还是私事，如果以神为本应该这样来做，如果以人为本应该那样去做，也即神本比人本在实践层面能够提供更多有效的指导，但是我认为在现代社会中并不能找到这样的例子。如果神本主义不能提供更多的指导，人本和神本就等价了。

如果以“信仰”这个词来等效地代表神本主义，以“理性”这个词等效地代表人本主义。我想提出这样一个原则：凡是能够用理性作出决断的事情，都不需要也不应该诉诸于信仰。理由是理性较之于信仰更加稳固可靠。我认为当今社会中，基本上没有不能运用理性来解决的问题。

通过以上两点我从社会实践的层面将神本主义还原成为人本主义。即在当代社会中，神本主义充基量是打着神的名义实施的人本主义。那么在哲学这个层面，神本主义是否还存在什么意义呢？比如人们很爱提到的就是所谓的“绝对坐标价值”，是说人作为一种有限的存在，可行善亦可行恶，其价值观并不牢靠，所以需要树立一个绝对坐标。只有神才具有这种超越性，才是全善和全义的，那么神本主义就比人本主义从哲学意义上来讲就更坚实可靠，具有更大的优越性。

但我的想法是神本主义在这哲学方面同样也不存在优越性。这需要从上帝的公义性谈起。

3. 关于上帝的公义性

人们常说上帝是全能、全知又全善的。我觉得这个提法存在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如果上帝是全能和全知的，那就不应该是全善的，因为善与恶对立，上帝如果全善了就意味着有上帝不能或不愿做的事，也就是说上帝本身也会受到限制，如果存在这种限制，就不能说上帝是全能的。何况，善与恶这种东西是人类的一种属性，将属于人的全善属性和全能、全知排列在一起看上去象是人们的一厢情愿。

其实上面这种语意上的文字游戏意义也不是很大，我只想指出：所谓的神义论是过于乐观了，明显无法解释世间的恶。早在战国时期，荀子就发展出一种朴素的唯物观，他指出:"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 即天道和人道是互不相干的，上天有上天的规律，人间有人间的规律，说人间一有妖孽上天就会降灾通常是忽悠。用犹太教的话说大概是“太阳既照好人也照歹人”（可能与原话有出入）。虽然很多人也信神，但更多的是一种非人格化的自然神，而不是那种无时不刻不在关注人的神。如果神是非人格化的，那也就不能作为价值观的来源了，那么神的公义，全善也就无从谈起了。

正是由于人们对非人格化的神不满意，因为无法提供“绝对坐标价值”，所以就把宝压在神是有人格的，关心人类命运的，会有最终审判的。于是，以一个爱人且公义的上帝为中心，人们发展出种种价值理论，比如“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4. 关于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具体的陈述是“既然人人都是上帝的子民，所以大家就应该是平等的”，表面上看很清楚，其实仔细追究并不是一清二白的。休谟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哲学问题：is-ought problem，就是说，人们从事实（is）一步就推导出了价值（ought），这个推导的过程中间找不到任何理性的桥梁。“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就是这样一个命题。上帝创造了人在这里是个事实，但是人人都应该平等可并不是事实，也不是神的命令，而是人自己的判断，即人替上帝做了决定。所以，从上帝造人的事实（is）并不能简单地导出人人平等（ought）的价值观。

不仅理论上导不出，人类的历史也从来不是这样的写的，不要说奴隶社会中，就是在中世纪的神权统治的时期，神职人员和平民也是不平等的。人人平等的观念是近代启蒙运动之后的产物，但是即使人人平等的思想产生后，也并不是真的就适用于全世界所有人了，显然殖民地的人不算，印地安人不算，黑奴不算，这些人因为不是同一宗教同一种族，不是“上帝的子民”。真正现代意义上的人人平等也就是近五十年的事。

可见，真正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是我们人类通过漫长的社会实践后，发现了这个价值的重要性，然后再以上帝的名义的给合法化了，也就是说，“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论断是从社会实践中总结得来的，是个归纳，而不是演绎！不是从上帝的存在推导出来的。

我认为人类社会中的大部分价值观念都是通过这种方式得来的，也就是说，随着社会的演进，每当发现一个好的价值，就将之归与了上帝，久而久之，上帝就成了所有价值的来源，其实价值的真正来源还是历史中的人，是人以上帝的目光在审视自身。如果人是一切价值的来源，那就又一次说明了神本主义只是一种“正名”，因为并不存在纯粹意义上的超验价值。故此，我认为从哲学的层面上来看，神本主义也并不如想像中的坚实可靠，无懈可击。

如果从理论上看神本主义并不完备，那么就只有从实用价值的角度来看待它了。也就是说，如果宣扬以神为本，能不能比宣扬以人为本在社会治理中取得更好的效果呢？再有，如果抛弃神本主义观，人本主义会不会造成天下大乱；诱发人类的整体堕落；人本主义能不能担当起人间的道义。这些话题由于这次没时间了，只好留待下次讨论。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