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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那一场合乎『规矩『和『传统『的『家法『仪式之后，我们母子算是正式获得了大母亲的承认了。从此我算是范家的子孙，是这个家道中落的望族的一员了。我以前曾经梦想著做豪富子弟的各种幸福，现在的现实和幻想相差得实在太远了。如果我能够，如果我母亲允许我，我真愿意立刻就离开这种所谓富家，我宁愿间到黄埠的山野去过著贫穷但是自由自在的生活。可是母亲并不允许我有任何的表示，她坚持我必须忍耐著，做一个顺从的范家子孙。
    『并不是为了要回来分遗产。』她说：『而是为了要获得经济支持，完成你的学业。』
    她不只一次地向我这样说，也向家中的人如此解释，但是家中没有一个会相信我们不是为了想分一点祖父的遗产而回来的，他们的这种疑心，可以从每一个人的眼睛中看得出来。他们的眼光是含有卑视和敌意的，连仆人们丫头老妈子都用傲慢轻视的眼光来看我们。
    在这个家里，很奇怪地，我很少听见过有欢笑的声音。房子光线的昏暗，造成了深院大宅的阴森气氛，人的态度也跟著变成冷冷冰冰的，我几乎没有看见过一个开朗的面孔，每一个人都隐约地在眉宇间有著一些忿怒不悦的表情，住了一段日子以后，我才知道这种表情原来是范家的特产。多疑的小眼睛，扁塌鼻梁，狭窄的眉心，厚而小的嘴唇，已经成为了范家正统血统的标识。而锱铢必计，拘束，更是范家的传统风气。吃饭似乎是唯一共聚一堂的机会，平常大家都是各顾各的，而在这吃饭的见面机会里，长辈总是在骂人，边骂边吃，没有捱骂的人则幸灾乐祸地欣赏被骂者的食不下嚥的情形，骂人最多的就是大伯父，在我的记忆中，我从未看见过他笑过，也从未听见他和气地讲过一句话。
    大伯父是个非常瘦小个子的人，可是他的声音和脾气，使人想起美洲的蜂鸟。那时候他已经不经营生意了，他把一切都交给了我的大哥，但他都是每天要看看账。他自己只有一个亲生的儿子，他的四个大儿子都是抱来养的。他将事业交给三房的长子管理，可能是为了这个原因，每天，他在饭厅的一张太师椅上蹲著坐，他的脚是从不下地的，他像一只猴子般地蹲著，头上戴著一顶褪尽了颜色的呢帽，这一顶帽子很少看见他取下来，无论在室外室内，他都戴著，吃饭的时候也戴著，也许睡在床上的时候也离不了它。他身上穿的永远是那一套土布的唐装，那衣服的质料并不坏，颜色却早已褪掉了，他从不穿袜子，总是光了脚丫，蹲在红色的椅垫上。他可以整天一声不响地蹲在那里，深陷的，十足像猴子的眼睛不住地眨动，好像老是在想些什么。他的鼻子是鹰鼻，和范家的一般的扁塌不相同，然而那传统的范家特色仍然可以从他的眉，额和唇颊部份看得到，他对于打算盘似乎有著特殊的爱好，他虽然已经不管生意，每天还是要把一个沉重的黑亮亮的算盘放在身边，随时拿起来拨一会儿，有时候拨完了一声不响，但更多的时候是骂人。
    『我一死你们就‘滴’——喽！』大伯一开口骂人就是这句，他讲的是一口不折不扣的台山话，道地道地的家乡话，』滴『就是广州话『知道『的意思。我一直以为广州就是我的故乡，直到回了家，才知道范家的原籍是台山。大伯父尽管在广州经商了数十年，他的乡音和他的乡人装束是永不会改变的，他似乎也无意去改变。他一向经营的是碾米生意和肥田牛骨粉生意，接触的人可能都是四邑同乡，而且，他有非常强烈的排外观念，他根本就不要和广州人接近，他是个十足的『吾乡第一『论者，一说到什么事情，他就说：『我们乡下『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他用这一种乡土观念来衡量世界的一切。
    『我一死你们就‘滴’喽！』他伸长了颈预，发狠用劲地把『‘滴’喽『两个字拖得特别长，他的额上露出了青筋，颈子上的血管也凸现了起来。他的态度与声调使人觉得他这句话是充满了谴责和恼怒愤恨的，又像是将毕生的力量都集中于这句话上面了。
    『你们这些人！就知道吃！吃！吃好的！穿好的！你们以为范家有金山么？用不完的么？吃不完的么？』他一面吃饭一面骂人，指指点点那些菜馔：『天天都吃大鱼大肉，花样翻新，炸什么，炒什么，猪肝汤，牛肝汤……你知道乡下吃什么？就是一碟蒸咸鱼，一碟豆豉！其实有这两样再加一点青菜豆腐，什么都足够啦！营养营养！我吃了几十年咸鱼青菜下饭，乡下人只有两片腌萝卜干，不都吃得结结实实肥肥大大的？也没都死光了？你们这些人，天生的败家精！叫你赚钱，一个也不会，提起吃，比什么人都精明，什么肥的不吃，隔餐的不吃：还要什么维他命，吃的不够，打针，今日补，明日补，也没有看见你们补出个名堂来！好吃懒做，吃饱了就睡，就‘行街’，看戏，男不男，女不女的打扮，满街乱跑，看见什么新奇的就买，什么垃圾废物，能吃不能吃的都买一大堆，多走几步路就会死了人，动不动就叫车仔，我在乡下，天天跑几十里路去买货，又挑又担，颳风下雨一样去，大毒日头下一样走，听也没有听过你们，平坦大路，又不是翻山越岭，又不挑又不担，两步路也懒得行走，动不动就叫车！哼！你们当范家有金山，我一死了你们就‘滴’——咯！』
    他骂起人来是没个完的，从开饭一直骂到收桌子，滔滔不绝，他的筷子不停，嘴不停，他能一面吃一面骂，他的骂人的独自就是每一餐的必备的助膳音乐，骂来骂去总是那些事，一碟炒芙蓉蛋就可以惹起他最少一个小时的雷霆，一碗红烧蹄膀就足以使他发足三小时的议论。他自己也爱吃，他吃的不比任何人少，他是一面骂人一面吃的。
    『淡而无味！多放一些盐会蚀了本吗？这样大的一条鲤鱼做一顿吃掉？简直是「阔佬」，太阔了！那些咸蛋为什么不放些酱油腌一腌？叫你们买一百斤萝卜回来自己晒咸萝卜干，不听！现在去买？现在还买个屁！八毛一斤的时候不买，弄到一块二才买！』他拾起桌面上每一粒掉出来的饭米，就是掉了一根豆角也要拾起来，用开水洗洗吃掉，有时候连洗都不洗，用口气吹一下就算了，一面吃一面在教训人：『粒粒皆辛苦，你知道吗？你们这些败家精，知不知道当初我们兄弟两人怎样创业起家的！你以为我们是中了大马票？还是在金山发现了金矿么？一文一文都是捱更抵夜得来的，翻风落雨都要出去收牛骨，半夜三更都要磨牛骨粉、
碾米，辛辛苦苦，积成的家当，你们保不住都罢了，还要尽量花！尽量去败！败吧！我一死你们就‘滴’咯！我看你们都得去做乞儿！』
    我发觉很难能够在宁静中吃一顿饭，每一顿饭我都得忍他受著所给予的精神威胁，虽然他骂的往往并不是我，他的声音和冷酷的面孔总使我肉跳心惊。我勉强地默默扒著饭，连菜都不敢夹，我真宁愿去和女人们同一桌，这家人的规矩真多，吃饭是男女分桌的，女桌距离大伯父稍远一些，精神上的威胁也少一点，然而我不能逃避，我每一顿饭必须正襟危坐，一面恭听一面吃。
    蹲在椅子上吃饭的大伯父把一切的人和事都骂遍之后，他就会将目标转向我的不在场的父亲：
    『人家那一个去留学回来不是做大官赚钱寄回家里的？就有这样不争气的人，去日本留学，学了些什么回来呢？学了没学，那都不管了。你回来总得做一番事业，轰轰烈烈，不说能光祖耀宗，也要有点样子！做那么久才升一个空头少将，比芝麻酱还不如，芝麻酱有香味，辣椒酱有辣味，你香不成，连臭也没有，甜的没有，辣也没有！二十年来没有见过你寄半个钱回家，老婆儿子都要人替你养活，养一辈子！你还经常写信回家要钱？你要讨小的你自己不想办法，不会赚钱讨什么小老婆呢？留学！呸！留学回来又有什么用呀？白银一箱箱替你汇到日本去，一心以为你有莫大前程，做了十几年中校上校……司令也搞不到一个……人家多少人盖了洋楼，买了汽车，你呢！临去海南岛，去接收了，还要从家里拿出一大笔，我看你搞得出什么名堂回来？……老母死，你不回来，老豆（父亲）死，你也不回来！回来见到牌位不跪又不拜！一滴眼泪都没有！……讨了小老婆，也要我替你养活！……』
    听到大伯父这样骂我们，我心中更不好受了，往往一顿饭只吃得半饱，就吃不下去了。吃过饭还不得擅自离桌，一定要坐著听，他骂得过足了瘾，饭也吃饱了，把筷子在大理石桌面使劲一拍，那时候全桌的人都吃饱了在等他，他才停止了，于是他把残羹剩菜，从这个碟倒到那个碟，从那个盘拼到这个盘，口里还在琐琐碎碎地讲个不休。
『这个鱼头不要丢掉，今晚买两个钱豆腐来煮一煮……』
到了下一顿，他是必定会问的，他的记忆力特别好。
    『中午叫你留下的鱼头呢？岂有此理，什么没有肉可吃了？那个鱼头的滋味有钱也买不到！叫他们来问问，究竟将我的鱼头放在哪里去了？倒掉了么，岂有此理，为什么我讲的话你们总是不听？败家！败家精，通通都是，你们有一天会堕落的！阿庄！叫你阿姐来，我来问问她，是什么人这样阔，倒掉我的鱼头？骑马过海！』（『骑马过海『是台山语他妈的比的谐音）
    阿庄是他的最小儿子，是『小老婆『生的，』阿姐『就是这一家人封『小老婆『的称呼。小老婆在这里是只比丫头老妈子身份高一点点的人，谁都可以差遣，谁都可以骂。
    毕姐从女桌那边给叫来了。
    『是那一个倒掉我的鱼头？』大伯父对她大声咆哮！』那一个这样阔？你妈的比！骑马过海！阖家铲！』
    『我哪知道是谁倒掉的呢？』毕姐黑著脸说：『要问厨房的老妈子才知道呀！』
    『骑马过海！你们吃饱就困！什么事都不管！』大伯父咆哮地叫！』喊厨房那几个老比来！』
    范家一共有五个女仆，其中两个是从小养大的丫头，一个叫彩云，一个叫彩霞，据说本来不叫这名字，那是父亲改的。还有一个是老得驼背蒙眼的老妈子，都是没有薪金的，只有饭吃的佣人。至于那个看门的男仆，大小姐叫他替狗洗澡的老王，也都是从乡间出来投奔倚靠的乡人，拿到的工钱也不会多。
    老妈子叫来以后，大伯父又追问她鱼头在哪里。
    『是冼姐倒掉！』老妈子说：『冼姐说这条鱼吃了三四餐，变了味，臭了，不卫生！吃了会中毒的。』
    所有的人都注视著我母亲，除了二姑之外，几乎每一个人都是带一种幸灾乐祸的态度，好像是在等待一场好戏的上演，我的哥哥姊姊们表现出来的故作冷淡更使我看了不舒服。
    大伯父愣了好半天，起先似乎不好意思责骂我的母亲，渐渐地，他的脸色变了，变得非常难看，眼睛射出恶毒的光芒，就像闪电一般，电闪完，雷就响了：
    『我家几百年没讲究过卫生！也未曾看见那一个中毒死了！那一个命宝贵，那一个不吃就是，没有人逼你吃！瞎操什么心！卫生!你他妈比的卫生！』
    我大哥志文的冷淡的眼色中含有笑意，我发觉他的脚在桌下大腿挠二腿的，缓缓地摇撼著。
    大伯父每骂一件事，必定反反复复地骂，非骂至尽兴不可，骂子孙辈的时候，他眼睛的锐利的光不放过人家，骂平辈之时，他的眼睛就只看著墙上的字画，骂几句，拖长了句尾，用尽平生之力来表示他的愤怒，而且永远不会疲倦，一骂一咒就没有完的。这似乎是范家的优良传统，后来我看见其余的人发作骂人也是这种方式，非骂得淋漓尽致，骂到挨骂的人上吊自杀不足以过瘾释怒，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一家人。房子和花园大门不调和，内部的布置不调和，人与人之间更不调和，吝啬小气多疑的家风更是令人心中终日惶惶不安。
『卫生！你他妈的卫生！你懂得几个钱卫生呢？当了几天臭看护，就回来讲这个卫生！那个卫生！』
跟著是一连串的乡下最粗俗下流的骂人话，我从来没梦想过这样辉煌的门第里会有如此粗鄙的语言，更想不到年高德劭的老人竟比乡下的野孩子的嘴更脏，我的命运为何如此不济啊！这样的家庭！
    母亲在那边给骂得抬不起头来了，看见她的委屈的样子，看看这家族中各人的食腐尸的鹫鹰般的态度，我伤心得很。我知道母亲正以无比的忍耐来接受一切的凌辱，为的只是我，为的只是使我能够有受教育的机会！她以病弱之身来忍受一切，我自己应该怎样做才能对得起她呢？假如我真的能够上学，我必须极力用功，这里没有枪，也用不著我去打鱼，我唯一的报答只是用功读书罢了。
    『鱼头案』不过是一个开始而已，像这一类的事情以后几乎无日无之。几个所谓『小老婆』——大伯的翠姐，二伯父的吴姐，勉强加一个我母亲，是轮流地要下厨和上街买菜的，老妈子只管妈子只管烧柴火打扫之类，女佣人——其实是从小养大的丫头——跟著去买菜、洗衣服、干粗活，倒水给少爷小姐们洗脸洗澡，抹桌擦地板等等工作，小老婆们就是天生的贱胚子，天生来是受气的，几乎没有一天买的菜不受挑眼的。不是这一个嫌东，就是那一个嫌西，毕姐和吴姐似乎多年来已经成为全家的出气筒，就连她们自己生的孩子都欺负她们。至于我母亲，她虽然委曲求全，但在态度和素养上，她绝不是目不识丁的毕姐吴姐可以比拟的，即使是胖妈妈，二姑和小春姐姐，也不见得比我母亲的风度更好，她无论如何看起来总不像一个所谓『小老婆『，她朴素和气，可是看起来更像是这一家的主妇，其余的人只像是乡下出来的亲眷，然而这样子更加促成了全家人对她的敌视，她采买和配菜的那一天，各人似乎不敢像对待毕姐吴姐那般地张胆明目地骂，但是所表现的怨恨却更深，也许这是由于他们不敢太狂妄表示，敌意在隐藏的恶感下更加迅速地增多。
    『呵——咳！这是营养餐！专家研究出来的！』大伯的最长的养子阿金一坐上桌就说，他是个体格魁梧但其像貌毫不讨人喜欢的青年，已经十九岁了，头发梳了很多香气浓郁的油，额前老是吊下几根长度足以扎入眼睛的头发，狮子鼻，大嘴巴，有一双像猪般贪佞而狡猾的眼睛，年年留级，仍然在上初二，对于男女性生理的智识远较课本为多，一天到晚在屋子里高谈阔论性学，桌前摆一本永远停在那一页上的课本。
    『你死去咯——你不要吃好了！你怕吃了长寿的话！』这是我的三哥志武，十八岁，个子很矮，比我高不了多少，梳著自以为美极的阿飞头，两道常皱起的浓眉，一双整天含著恼怒的眼睛，一个扁塌鼻子，厚嘴唇，常常将一根半截香烟或铅笔放在耳上，喜欢穿唐装，从来不把胸前那一排扣子扣起来，大概是要炫耀他打篮球练得来的肌肉，尤其是当四姊绮芬她们的女同学来家里玩的时候，更要卖弄。可是四姊给他的评语是：『像个剥皮蛤蟆一般！』另外再奉送给他白眼一个，于是把他惹火了，他就说：『天下女人皆可杀！』。四姊说：『你去杀妈妈咯！』他就说：『破坏人家家庭幸福的罪无可赦！杀！杀！杀！』
    所谓破坏家庭幸福者，他是暗指我的母亲而言的，他是个血气刚强的人，脾气在一家之中，比谁都大，整天觑著机会就高喊『杀光所有破坏人家家庭幸福的人』。
    『骑马过海！』三哥没事就高声叫喊：『将来我有权，我第一个先要杀破坏家庭幸福的人！骑马过海！叫我妈守活寡十多年，骑马过海！杀！杀！杀！杀完了杀野种杂种！非我族类者一律杀无赦！杀光了杀我‘豆’！』
    『你发了疯？』四姊瞪他几眼说：『老子也要杀！』
    『不杀？哼！』他狂暴地叫喊：『他不养儿子为什么要生儿子？像狗一样！下了种就不管！非杀不可！杀！』
    『你疯了！』
    这样的话天天可以在客厅里听得到。当然母亲和我都不在场，我们在场之时他们就不会公开明白地指著和尚骂秃驴的，最低限度会含蓄一会。
    至于我的大哥，究竟总是成年人了，他对我们母子的态度比较一般人含蓄的。在我们回家的最初几个月当中，他并没有任何特殊的排斥态度。而且在某些场合中，他似乎还或多或少地表示出他对我的友爱，使我觉得他关心我们——最少是关心我。可是日子久了，我渐渐看出来他并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人。他的确有如二姑说的那样，有些狂妄而且目无尊长，他和任何一个长辈，包括他自己的母亲在内，都抬杠，而且傲慢得很可以，但是他对我母亲是从不讲话的，他并不像别人那样地骂她谤她，但他的带著傲慢的冷淡却更加使人难受。
    母亲是不能叫他的名字的，按照范家的传统，他必须称他为大少爷。母亲对每一个人都得称少爷小姐，所有的人都叫我母亲为『冼姐『，连我也不能例外。有一次，我叫了一声：『妈妈』，胖妈妈立刻就纠正我：
    『叫冼姐！』她严肃地说：『这家里只有一个妈妈！』
    『我一向都叫我母亲做妈妈的呀！』我非常不服气，传统传统，连叫自己母亲做妈妈都不许！这是什么鬼风俗呀！这些封建的余孽！
    『我告诉你，你只能叫她做冼姐。』胖妈妈说：『你读书读到了中学，应该懂得道理，分别伦常！如果你连这些都不懂，那你就不要读书了！读书干什么呢？不如跟你大哥去学做生意！』
    连自己的亲生母亲都不能称之为妈妈，我的心中多悲苦呢！母亲听著她自己的儿子被迫叫她为『阿姐『，她的心又该是多么悲苦啊！
    『你在私底下叫她什么都由你吧！』大哥说：『不过在公开场合就不能叫她为『妈妈』，知道吗？』
    我勉强地点点头。我觉得大哥似乎还很能为我著想，我有些感激他。
    在公开的场合，我绝对不叫我的母亲，我宁愿不称呼她也不肯把『妈妈』降为『阿姐』的。我认为这是极其不合理的事。我叫父亲为爸爸，为什么要叫生母为『姐』呢？这算那一国的『伦常』？叫曾经鞭苔过我生母的人为『妈妈』本来就够我伤心的了。在私底下我当然还是要叫母亲为妈妈的。这是我与生俱来的权利，没有任何一种权力可以把它从我心中连根拔去的。可是，一个人连叫生母为『妈』都得偷偷地叫，多伤心啊！我能够和母亲在一起说说私话的机会也不太多，原因是，我被安置在三楼的一个小房间里，母亲则住在第二层。这是什么道理，我不得而知。我的猜测是，可能因为所有的男孩都住在三楼之故。我和母亲被分开来，我们并非绝对没有自由可以在一起讲话，但总觉得不很方便了。我到母亲房间去，必须经过胖妈妈的门口，她看见我总是要问的，我说找『我妈』，她就不高兴了。
    『你就叫‘阿姐’吧！』母亲有一次对我说：『叫什么都没关系，妈是明白你的。不管什么屈辱，我们都得忍受著，只要你有人供给念书，将来有出头的日子就好了！』
    母亲时常找机会鼓励我，她说她本来是个极其刚强的人，只是因为病魔缠体，不得不忍气吞声，迁就环境，她一方面希望我能够求学，一方面自己也去求医和求职。她在汉民路碰到一个她在护理学校的老同学，那一位太太正在自己开设一间专治各科疑难症病的医院，因为缺少人手，所以就请母亲去帮帮忙。那所所谓医院，其实只是在小巷子里面的一问很小的竹墙竹瓦房子，毫无设备。院长，主治医师，护士，本来都是由那位郑太太一人兼任的。她什么病都敢看，遇著人就送名片，头衔是：『博爱医院院长苏贞。』名片的背后是：『外科、内科、眼科、耳鼻喉科、产科，军公教半费优待，清寒免费义诊。』我曾经到这家医院去找过母亲，我发现这位苏阿姨非常能干，刚刚在房内为一个待产的产妇检查了半天，她立刻就匆匆赶到外面来为一个病人拔蛀牙。她的生意可真不错，请她打针的太太们又来了，于是她那位只在国民大学挂名念过法律的丈夫居然就拿起从不消毒清楚的针头替人家注射，如果有人来求诊，太太忙不过来，郑先生也拿起听筒似模似样地诊听，拿起病人的手腕来『把脉』，讲一大套不中不西的医学名词：『贫血』啦，『虚』啦，『弱』啦，『营养不良』啦，乃至于『亏』啦，『湿热』啦等等，把病人讲得如坠五里雾中，反正来这家诊所的病人都是些劳苦阶级，苦力，车夫，佣人，沿街叫卖的小贩，乃至于乞丐，流浪汉，神女……都是智识较低的人，你可以为他打一针葡萄糖钙而说是特效药，不收诊金，只收回药的成本，给他一些梳打粉也说是圣药仙丹，他绝不会怀疑。苏阿姨差不多都是这样地打发病人。而她收费的标準的确也比任何医院低几倍，纵然她事实上已经赚了昧良心的钱，那些病人还要说她是好人，送她匾啦镜框啦，登报鸣谢的。这样的医院，母亲也愿意为它做看护，岂不是可笑的事！然而母亲毕竟接受了。只因为她需要钱治病。郑太太给的车马费很微薄，但她并没要求我母亲全日工作，她明知她是个病人，究竟还是有多少故人的情分，帮帮忙的意思。母亲得了这一点儿钱就可以不必仰人鼻息，向胖妈妈要钱了。
    然而，这样一来，家中的人话就多了。
    『吃公家的，赚私房钱！』三哥一天到晚鬼叫鬼叫。
    『你还指望分一点么？』二伯父的一个儿子志发说，他是个患肺病的人，二十二岁了，瘦得只剰下皮包骨，脸老是发青，在民大挂名念书，天天在外面胡混，他只在深夜回家，或者将近天亮才回来，谁也不知道他在外面干什么。
    『放著现成的福不享，』胖妈妈在背后说：『跑在外面帮人做下等工作！真是是狗还非吃屎不可！』
    她对母亲也当面警告过：『范家还有饭给你们吃，你为什么要到外面去抛头露面！叫人说起来，不知道的倒说我姓巫的怎样虐待你们母子两个，逼得你要出去做些低三下四的工！』
    『做护士有什么低三下四呢？』母亲说：『我向来就是做这件工作的。』
    『所以我说你们是狗还非吃屎不可啦！』大母亲气得脸色焦黄：『一天到晚和那些穷鬼，苦力，婆妈，下三流的男人包包扎扎，拉拉扯扯，不是低三下四是什么？』
    大嫂也说明婆婆说：『阿姐，妈讲的是对的。那些下级的人太杂，你能够不去做就不做吧！你若是缺钱，可以向妈要，或问志文都行，何必那末辛苦去做牛做马呢？何必出去给人拿范家当笑话呢？』
『这会有什么笑话呢？做看护是很高尚的职业嘛！』二姑说：『人家多少小姐太太不是一样做？』
『那就要看什么门第啦！』大嫂说：『像我们这种门第的人出去做看护，替人洗疮换纱布，整条街都在笑啦！』
『我们是什么了不起的门第家世？』二姑说：『是书香门第呢？是官宦世家？』  
    『我们太爷爷做过官呀，老爷如今也是做将官呀！』大嫂说。她是个很美很纤弱文雅的女子。一双眼睛特别明媚，说起话来声音很好听。听说她曾经念过私塾，所以有满脑子的冬烘观念。她对于婆婆讲的话是屡屡加以阐扬的，而且她面面俱圆，成为一家中最为人宠爱的人，即使是暴躁的三哥，脾气大的大伯父也不会对她讲半句难听的话的。
『我要问你，你为什么非要去看护不可呢？』胖妈妈问我母亲。
『我并不是非做不可，』母亲说：『那些工作不是从容易做的。我的身体不好，能够不做我才不做呢！如果不是为了要买药治病，我也不愿意做的。』
    『要钱治病，你尽管开一开你的金口呀！』胖妈妈说：『你不声不响，那个知道你有病呢？范家连一只狗生病都得给钱看名医，何况是一个人呢，你自己不讲，心里就不知道怀什么鬼胎！』
    这段话听起来可是够冠冕堂皇的。可是，事实上，我母亲是因为病得无法工作然后忍著委曲回范家来的，这一点谁都知道。至于说狗生病都得看名医，那是指小春姊姊而言的。这一家人的关系很错综复杂，小春姊姊本来和胖妈妈很处得来的，可是有时候彼此之间也会有意无意地互相放一点暗箭攻讦一下。
    『三婶！』小春姊姊立刻就有了反应：『你老人家牌桌上失风可别拿我来出气，狗病看医生难道不该吗？你知道一条狼狗值多少钱？没有我这几条狗看家，你想睡得那么安逸呀？』
    『好了，我的大小姐！』胖妈妈似乎就是有一点儿怕小春姊姊：『就算我又说溜了嘴，得罪了你，我向你赔罪，好了吧？』
    『那我可不敢当。』小春姊姊说：『我担不起！』
    『婶婶爱教训教训侄女是天经地义的事。你说赔罪我可要折福折寿的。』
    虽然她们这样地拌嘴互相讽刺，但她们对外的态度还是一致的，只经过几分钟，这两个女人的裂痕立刻就合缝了，并且毫不放鬆地向著我的母亲此呼彼应地联合进攻。
    『现在你们这些读过几天书的人，动不动就是打针开刀，放著现成的好医生不看，好药不吃。总而言之，什么都要赶闹时髦。有钱的时髦住什么洋医院也罢了，没有钱也硬要学时髦。』胖妈妈这样地说。
    小春姊姊就说：『总之洋人放个屁都是香的就是了。不看洋医生不吃西药那能算是摩登人物呀？』
    我真不懂小春姊姊何以会这样地讲，她是个中学毕业生，她又不是刚从乡下出来的人，她的狗病了还带去看兽医呢，而且她还那么洋派！
    『总之范家就是金山，黄金用不尽，白银搬不完的，那一个到范家来不想法子消耗一点心里总是不舒服的！』
    『我看病可没花著范家一个大钱！』母亲给她们冷嘲熟讽得实在受不了，她也要自卫地讲几句了：『你看我什么时候向你讨过钱啦？』
『你何必向我们这些可怜虫要钱呢！』大母亲说：『海南岛要寄来千千万万都有。』
『寄到什么地方去呀？』母亲把脸都气白了。
『那只有你们自己知道。』
『有钱寄来我为什么要自己去做事呀？』
『戏要唱就唱逼真。』
    『我去看的医院是方便医院，不是博济医院，这也是唱戏么？谁愿意拿命来开玩笑呀？』
    方便医院是慈善性质的医院。博济则是以收费贵著名的。大母亲似乎无话可说了。但是，过一回儿，她又说：
    『你就看博济看什么都好，没有人管得著你。不过，范家虽然是不行了，也从来没有人出去抛头露面，到那些大街小巷去替人洗疮洗脓，到方便医院去像乞丐一样排队等施捨！你既然回来做范家的人，就要守范家的规矩，你要治病，有现成的医生，自己的药铺有现成的药。只要你讲一声，移动你的贵步到药铺去就行。范家五叔公是三代儒医，什么病都看过，不见得就医不好你的病。你治病，要人参要什么药，铺子里都有。另外拿钱看西医住医院，范家不是金矿，担不起谁长年累月住在医院里，你自己在外面胡闹，天天去那些鬼地方，要我担一个不能容人之名，老实告诉你，我也是不能答应的！』
    关于这一件事，全家都在对母亲施予压力。母亲终于让步了，她不再到苏阿姨的医院去帮忙，也不到方便医院去看病了。我真不明白何以个性曾经是那末刚强的人怎么会作这样大的让步，二姑曾经问过她。那些话又给我窃听到了。然后我才知道是为了什么缘故。
    『你以为我是怕了他们么？』母亲对二姑这样地说：『不是的。方便医院的医生看过X光片，说这个瘤非开刀割掉不可，否则就要用放射性的镭锭来治才能好。方便医院没有镭锭，要到香港才有。现在这样的环境，那里谈得到上香港用镭锭治病呀？镭锭治疗是很贵的。可是，要开刀的话，我又不能不重新考虑了。』
    『是什么考虑呢？』二姑问她。
    『第一个考虑，就是虎儿的问题。』母亲说：『我起先在未回到广州之前，自己就知道可能是患了瘤，我心中非常希望能够先把虎儿交给他爷爷，我自己就去开刀，赌一赌命。可是现在我的想法又转变了。医生说我最多还有三四年可熬。知道了我不会在一年半载之内死，我就安心得多啦，我本来以为最多只有一年命，所以才那末急急地想开刀。现在我反而不想开刀啦！我是这样算的：不开刀，我好好歹歹还可以熬三四年，可以照顾虎儿几年。如果立刻开刀的话，成功就好，万一失败，虎兄就没有娘了。他才十二岁呀！我怎么放得下？再过几年，等他长大一点，那时候我才走，我也比较安心一些。开刀的事，谁也不敢担保，医生自己都说最多只有百分之三四的希望，这完全是赌博一样的。我想来想去，总觉得没有下这赌注的勇气。再说，即使这是必定能成功的手术，在我住院开刀的这段时间当中，虎儿难免会焦急的，这孩子什么都懂了，瞒他是瞒不住的，让他知道的话，他那里能够安心温习功课准备考学校呢？他的学业已经荒废了，为著我开刀，他可能最少又要耽误一个学期了。』
    歇了一回儿，她接著说：『我是没有希望看见他长大成人了。但是，我总希望能够看到他初中毕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