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吴靖：面对方便的事实，我们需要谨慎——评《穹顶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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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靖，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按：我们似乎都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判断力，因为我们有自己的眼睛可以看，自己的耳朵可以听，自己的大脑可以判断。但事实远比这复杂，因为时空的限制，很多的事实都超过了我们的感官之所能及。而媒介所充当的就是我们延伸的感官，帮助我们去看、去听、去判断，但是这种「感官」是独立于个人的，它是我们与事实的「中介」，因此独立的判断者不应该不假思索地接受这种「方便的现实」。

  打开纪录片《穹顶之下》，不少对环保运动和环境文艺有些了解的人都会不约而同想到美国前总统戈尔拍摄的那部环境纪录片Inconvenient Truth（《不方便的真相》，又译《难以忽视的真相》）。两者的可比性并不局限于题材的相似，而是两片异曲同工的制片背景和名人策略：前者是政治家“转型”做公民环保运动家，后者是体制内媒体人变身“自媒体”拍摄纪录片；两人都使用了之前身份所获得的声誉、名望、社会资本和动员能力来推进自己的“全新”事业，又都或多或少强调了自己当下的成功完全是出于“公民的责任”、“个人的恩怨”、“想做就做的勇敢”和“深入处理材料的能力”，总之和他们之前所享有的平台、资源，背后为他们服务的团队，以及可能的利益集团支持，毫无关系。这样的“切割”对于二人形象的塑造和作品的商业包装是有效的、方便的，但是对于公众理性地看待和回应他们所提供的观点却制造了华丽的烟雾和误导性的框架。正如华师大吕新雨教授所提醒的：以名人效用代替体制化新闻所提供的信用保证，这后面资本操控的隐患值得警惕。

  作为一个媒介研究的学者，我想提醒公众的是，这是一个媒体全面产业化、资本化的时代，也是媒体的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政治资本、社会资本充分相互渗透、相互交换、相互关照、相互转换的时代。网络上一片欢呼《穹顶之下》的超高点击率是“自媒体”的胜利，是“划时代”的标志。但是，我们需要去思考一下这个“方便”的结论背后那些“不方便”事实：所谓的“自媒体”成功如果不是前央视著名主持人的声望、这么多年新闻调查工作带来的制作团队、人脉资源、社会关系，以及各大主流媒体不知是出于真诚的欣赏、对前同事的善意，还是有什么政治任务而一致的深度报道与推广，还有可能发生吗？所谓“自媒体”的概念出现也该有十几年了，“成功”的到来如此突然又如此美丽，难怪许多人都会情不自禁地接受一个“方便”的解释：是柴静的爱心、理想、执着、优秀，加上自媒体的技术潜能，造就了这个“公民行动力”的奇迹。相信奇迹是方便的，但是思考的任务却如戈尔所说，需要追寻“不方便”的真相。

 有人可能要问我们为什么要关心片子制作背后的复杂事实，只要片子的内容数据真实、充分，揭发了重要的问题、引发人们的关注就可以了。这听上去确实很方便，因为我们都有自己的经验和判断力，我们有自己的眼睛可以看，耳朵可以听，自己的大脑可以判断。但不方便的事实是，现代传媒可以制作非常强大的视觉效果、画面剪辑、声音组合，同样的原始素材在经过不同的编织组合之后，会表述出全然相反的意见或结论。当一个片子动用所有的声画资源、所有的修辞手段，用来营造一个我们熟知的世界和习以为常的逻辑，就对我们批判性地回应此片带来了非常大的困难。我们很难在信息完全不对称的情况下意识到哪些关联是巧妙嫁接的、哪些数据和意见是被掩藏的、哪些人说的话经过了剪辑和处理，从而制造出一些特殊的效果。比如那段对贴假国四标的车企老板的电话采访，语无伦次的声音之上用字幕营造出特殊的滑稽效果，我们方便地鄙夷和嘲笑这个在记者连珠炮似的追问下丑态百出的、看不到面孔的声音，方便地认可90%的车辆油品标号全都是假的，我们之所以受雾霾困扰，就是因为有唯利是图的车商、石油企业和监管不严的政府与法律。至于货车环保装置不合格率是怎么得出来的、车的油品到底对雾霾贡献程度有多大，油品升级的成本扯皮背后的实际情况是什么，机动车过多、我们依靠私家车的生活方式是否就不成其为问题了等等等等，这些不方便的议题就在片子的情绪引导下被方便地轻描淡写或者干脆忽略掉了。它给了我们发泄的对象、指责的标靶和行动的快感，但却没有提供真正的解题思路。我们在演讲台上风姿绰绝和镜头中犀利睿智的记者的带领下，完成了对于困难问题的想象性解决和对雾霾风车堂吉诃德式的进攻。

  不知道在这样一个多小时酣畅淋漓的视觉震颤和追击罪证的狂欢之后，有多少人只记住了12369和那个能显示周边排放超标企业的APP，而没有精力跳出这个片子的强大气场，仔细回味一下片子中的每一个细节，想想在其剪辑和编排之外，是否还存在其他的声音、其他的生活、其他的利益、其他的诉求、其他的合理性？比如那个山西小女孩对着镜头说从来没有见过白云的催泪桥段，是不是有可能找到更多更可爱的小女孩对着镜头哭诉因为北京治霾的政治压力导致河北钢厂强制关闭，父母下岗，自己有学不能上、有病没法治？河北的钢铁产业是几十年积累布局所致，涉及到多少人的生活方式、情感结构和集体记忆，其意义肯定并非超标排放和低端落后产能这种冷冰冰的标签所能穷尽的。如果镜头也能像爱抚柴静的女儿那样爱抚这里的钢铁工人，煽情的方向和效果恐怕就要有所逆转。再比如那个在镜头中只会惹人厌恶地说“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谈标准制定”的石油行业标准负责人，他和柴静就说了那么几句话吗？其他还说了什么？他有没有更充分地解释石油的战略重要性和市场化可能面临的问题？我们无从知晓，因为镜头中的他是一个在记者追问下理屈词穷的形象。

回到上一段提出的问题，正因为整个片子的生产过程与展示形式是封闭的、单向度的、居高临下的、独白而非对话的，我们确实需要在激动之余扒开幕布的一角，去探查一下后台的状况。是谁、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与哪些人合作、获得了哪些资料、哪些机构的支持，怎样完成的制作、怎样确定的发行时机与方式、怎样制定的传播策略……只有知道这些，我们才能合理分析出为什么片子的视角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一些人是正面形象而另一些人是反面形象；我们只有了解创作者的阶层、经历、趣味、视角，才能理解片子所呈现出来的美学趣味和价值引导。

因此，当有些评论者声称片子的主要出品人柴静的私生活——她在哪里生的孩子、开的什么车、是否抽烟——与片子的观点无关时，我并不同意。是柴静本人把一次精心制作的公共传播产品描述为一个与雾霾的“私人恩怨”，她也确实在片中全方位地精致塑造了“柴静”这个个体的私人形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纪录片的最终产品有两个，一个是作为公共话语资源的雾霾调查和讨论，另一个就是这个调查的执行者与传播者——柴静的个人形象。面对公共传播的话语，我们有义务去探查话语生成背后的权力机制和资源配置，以确定这种话语的指向与怎样的利益诉求有关；而面对自我塑造的个人形象，既然这个形象成为了公共传播的发出者，我们也需要质询这个塑造背后的真实性。可惜的是，在早已准备好的各类主流媒体推广与访谈中，我们只能得到进一步神秘化了的、带有光环的主创者的媒体形象，这个媒体形象和纪录片中所展演的形象完全是互文的、一体的，无法区分台前台后，真实和表演。

如果对比一下做了同样事情的崔永元，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差异。崔的纪录片的生产过程更加开放，他事先张扬，在论辩中生产，并且把未完成品放入公共领域，因而他对最终产品和传播效果的把控远逊于全程隐秘、震撼出场的柴静。但是对于公众来说，崔永元是一个具体的人和主体，有性格有特点有缺陷，可以与之论辩、争吵或对话，而柴静更像是一个膜拜和消费的符号，所有的细节都是装饰过的，不是一个平等对话的对象，而是需要去仰视的客体。如果柴静的纪录片能够更加开放一些，她是有这个条件的，让她片子里出现的人物和机构不仅仅作为记者本人英雄行为的见证者和反衬者，而是作为言说的主体多表述些复杂、不方便的事实：环保专家的持续努力与困扰、汽车、石油、钢铁行业转型面临的具体条件和阻碍，北京的中产阶级和河北的钢铁工人对雾霾的个人体验，观众会得到更丰富的有关雾霾问题的知识、辩论、语境和思考框架。但是，抛弃了这些不方便，公众得到的，便只剩下一些关于雾霾的震颤性信息，和对于纪录片制作者鹤立鸡群、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仰慕。公共传播的产品成了个人形象产品的垫脚石。

 一切都被完整包装和设计好的产品都会引发拜物教，尤其是当产品本身与其生产过程被精心隔离和隐藏的时候。在公共传播中，批判的公众在不断打破拜物教，把产品的生产过程置于理性批判之下，而消费的公众在不断维护拜物教，闭上眼睛捂上耳朵拒绝看到和听到与心目中的神话不相符合的画面与声音。我努力做批判的公众，也选择公开唤询批判的公众，因为“穹顶之下”的问题不是一个私人消费选择的问题，而是我们如何更好的生活在一起的政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