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了“小黄毛”(四)

前两天看了电影《匆匆那年》， 忽然觉得女主人公方茴（演员：倪妮）在中学阶段的形象很接近当年的小黄毛。

清纯、甜美相像之外，小黄毛（刘慧敏）更多了些泼辣和率真。那时候的青年人，比起《匆匆那年》中的红男绿女，生活可要艰苦、单调多多了。也正因为此，小黄毛的清新形象和友好待人的态度才在我们几个哥们儿中流入了一股清泉。

贝德鲁是最为眼巴巴地期待抱得美人归的，也是三棍子打不出个屁的蔫人；我是最愿意保持现状的闺蜜；小民是个善于行动、敢想敢干的汉子，这下面的动向其实是再简单不过了。小民和黄毛儿间持续升温，两人同时回京休息的次数见多（总要有见过双方家长的礼数吧）。这边儿的贝德鲁则不断借酒浇愁，碍着哥们儿的情面也不能说什么。我则装聋作哑，仍然把多数业余时间用在自学英语上。

突然有一天，我们是要上夜班的，但是在下午的休息时间中得到骇人的消息：小民被保卫组的人抓了起来，暴打了一顿！稍后，衣冠不整、额头流血的小民回到了宿舍。他怒气冲冲的说：“保卫组凭什么打人？自由恋爱没犯法！”原来，保卫组是以小民和黄毛单独在一室并有（恋人间的）亲昵动作为由，把小民打了一顿。小民事后向我们叙述，拷打时的问题包括:两人独处一室时，男方有没有去碰触女方的私处？我当时被小民脑袋上的大包和鲜血吓到了，不知说什么好；贝德鲁也不吭声，只有小民像头暴怒的狮子，没有一丝惧色，只是口口声声要依据宪法去告保卫组。（1970年后，厂里有普及新宪法的活动，人们有了些对于宪法和权益的说法。）我清楚，保卫组的后面是车间和厂子的领导；殴打小民是对黄毛拒不接受潜规则而执意与男工恋爱的报复。说实话，我觉得鸡蛋碰不过石头，先自胆怯了，不敢替小民和黄毛打抱不平。

再后来，小民和黄毛干脆去领了结婚证。虽然厂子号召青年工人晚婚（二十七、八岁之后），可是婚姻法却没有如此硬性的规定，所以当时二十一、二岁上的两位恋人，正式地结为夫妻，在工厂西边的职工宿舍申请到了一间房，搬过去过日子了。回头看，要没有保卫组的介入，两人的结合要推迟不少年的，其中有何变故也未可知。

时光匆匆，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我被北师大英语系录取。一天，在骑车上学的路上，在红灯前等灯变绿的工夫，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喊我，却四下看不到喊我的人影。正纳闷儿，路边的沟里伸出一把铁锨，然后有人摘下了安全帽，探出了脑袋。这时我才看清是灰头土脸的小民。原来他托关系调到了民政局，负责下水道修复、挖沟填沟之类的“大城市”工作了！

后来，我在出国前到小民、黄毛处看望过一次。黄毛为小民生了个大胖小子，还是笑眯眯的喜庆样子。不知怎的，我总想起贝德鲁幽怨的眼神，因为我知道老贝比小民用情要深，小民得到黄毛不过是他敢于动手在先罢了。可是话说回来，如果贝德鲁是成功追求到黄毛的人，保卫组那顿暴打，会不会轮到这个腿脚不便的人身上呢？

时过境迁，如果一切正常发展的话，小民和黄毛的儿子都该是奔四十的人了，他们做祖父母也应该有年头儿了。贝德鲁与我一直保持着联系—不知是不是那段伤心史所致，他至今未娶。（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