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王炳璋是学医出身的，“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王是六五年入学的，所以在学校学了一年左右的基础课就发生文化大革命，以至于学校停课，大串联，斗走资派，偌大的中国竟然没有一块乐土。所以，虽然以后学校复课，然而已经不是文革前的秩序，王在校的学习不足，不正规是不可避免的了。

但是，另一方面，在校的学习只是人生的一方面，最主要的学习是学校毕业后开始工作以后的社会的学习，是一生的学习，也是更为重要的学习。对于先天条件比较优秀的人来说在校学习不足是可以被弥补的，王就是这样的情况。然而，由于在校学习期间不足，以至于影响后来的发展方向，例如做临床还是做基础，这个也是必然的。好在当时大家并没有什么选择，完全由组织决定，而最大的组织领导就是毛主席，一句话顶别人一万句的，一句 “到乡下去” ，绝大多数毕业生就义无反顾的被分配到乡下，大西北的山沟去，并在那里磨练了意志，有些失去了生命，当然，很多人也荒废了学业，或者说停留在赤脚医生的水平。如果没有后来的邓小平“回炉" 的决定，那么这批人的命运如何真让人不能想象。同时，中国知识界的断代空白必将更加严重。

从某种意义上说毛的决定出发点可能是好的，因为毛想帮助那些穷苦的农民，帮助他们改变一无医二无药的悲惨状态。然而，毛老先生没有想明白的是，一无医二无药的实质是一穷二白，说句大白话就是没钱，不改变这个经济基础，那么农民缺少医疗照顾这个上层建筑是无法改变的。

严格地说王炳璋是我的后辈，两年的后辈，在学校教学秩序正常的时候很难认识，因为上学期间大家每天忙碌于上课，不同年级之间课程安排差别很大，认识的机会不多，除非一些学生运动员什么的，认识的人可能比较多。而且从三年级起大家陆续进入临床实习，见面的机会更少，甚至想到低年级去泡女生，找对象的机会都几乎没有。

然而，文化大革命改变了这一切，因为大家都不上课了，全都到校本部停课闹革命了。所以，原来的班级编制被打破了，高低年级的差别也似乎消失了，一切取决于你是革命派（造反派）还是保皇派。在这种情况下不同年级的人互相认识变为可能，尤其在运动中比较活跃的人，或者所谓的学生领袖更是如此。我因而也就认识了王炳璋，因为王是比较活跃的，但是并不熟悉，不是亲密的战友，所以我对王的认识只能说是近距离观察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