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历史，政权兴亡、改朝换代的过程往往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一个新政权兴起之时往往是势如破竹、不可阻挡；一个旧政权灭亡之时往往是一泻千里，不可遏止。新政权的兴起和旧政权的灭亡都是一会儿的事，迅速得很。而且这个过程自古至今，周而复始，形成了任何政权都跳不出的兴亡周期律怪圈---无论是立国八百载的殷周，还是自称万世以至无穷实则二世而亡的暴秦，都没有跳出这周而复始的政权兴亡周期律怪圈。人们在百思不得其解之下，只好把这个似乎不可抗拒的政权兴亡周期律怪圈导致的政权兴亡、改朝换代归因于气数，无可奈何地听凭这个冥冥之中的气数摆布，发出“古今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的慨叹。
尽管自古至今人们始终没能摆脱这个周而复始的政权兴亡周期律的摆布，但是我们先人中的仁人志士却始终没有放弃寻找摆脱这个周而复始的政权兴亡周期律的摆布，建立一个长治久安、人民幸福的永久乐园的努力。
唐代诗人杜牧以自称万世以至无穷实则二世而亡的暴秦为鉴，在《阿房宫赋》中提出“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的以“爱民”为政纲的治国理念，认为只有这样才可以跳出政权兴亡周期律怪圈，建立一个长治久安、人民幸福的永久乐园。然而诗人的美好理想却在中国历代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视人民为草芥的封建专制统治者的倒行逆施中彻底破灭了。
正如常言所说“旁观者清”，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一针见血地点出了中国封建专制政权循环往复的政权兴亡周期律怪圈的症结所在：“中国是一个政治专制国家。家长制政体是其基础；为首的是父亲，他也控制着个人的思想。这个暴君通过许多等级领导着一个组织成系统的政府。个人在精神上没有个性。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这一论断的确振聋发聩、入木三分---打破这个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的中国历代政权兴亡周期律怪圈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民主宪政的社会变革！
中国民主宪政社会变革的先行者孙中山站出来了，他根据民主宪政理念和中国社会具体情况，提出了以“民族、民权、民生”为号召的三民主义（这实际上是美国的“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宪政理念的中国版），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集民族压迫和封建专制统治于一身的黑暗腐朽的满清王朝，建立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共和国，并提出了在中国实行民主宪政的分三步走的“军政、训政、宪政”施政纲领。中国向打破历代政权兴亡周期律怪圈,建立一个长治久安、人民幸福的永久乐园的方向迈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第一步。孙中山先生居功至伟！
令人极为惋惜的是，孙中山先生英年早逝，壮志未酬，在中国民主宪政社会变革的关键时刻留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遗嘱后离开了人世。更令人惋惜的是，孙中山先生的接班人蒋介石在个人私欲的催化下，头脑中封建专制残余思想恶性膨胀，用“训政”作为借口，大搞“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独裁专制统治，独断专行、闭塞言路，导致吏治极度腐败，搞得天怒人怨。平心而论，实现民主宪政得分阶段、得有一个过程，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有数千年封建传统影响、文化、经济水平相对落后的国家更应该如此，这是谁也不否认的。有鉴于此，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在中国实现民主宪政的“军政、训政、宪政”阶段论是很有道理的。但问题是，蒋介石在私心杂念的驱使下无限期地延长训政阶段，永远把人民当阿斗而不还政于民，在这种情况下，“训政”就变成封建专制的代名词了（当年国民党统治区的报纸上就有这麽一幅漫画，画的是一个人在婴儿期就开始接受训政，一直训到成为胡须垂胸的老人了还坐在婴儿车里接受训政呢，讽刺的就是这种情况）。不幸的是，蒋介石出于个人私欲而丢掉了的民主宪政的旗帜却被中共捡了起来作为号召，以民主建国的纲领赢得了国内各阶层人士的拥护，最终将顽固地实行不得人心的封建专制统治的蒋介石赶到一群海岛上去了。蒋氏父子兵败大陆退居台湾后，痛定思痛，总结了在大陆失败的教训，励精图治，摒弃了一党一己的私利，以台湾人民的福祉为依归，实行了土地改革；以台湾人民的诉求为目标，逐步开放了党禁、报禁，尤其是在蒋经国先生的大力推动下，台湾在政治民主化、经济现代化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中国人有史以来第一次品尝到了民主宪政和经济繁荣双喜临门的硕果。这也使得台湾在摆脱了封建专制制度而进入了民主宪政社会的同时也打破了周而复始的政权兴亡周期律的怪圈，使得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建立一个长治久安、人民幸福的永久乐园的美好理想成为现实的可能。
反观中国大陆，我们不得不极为遗憾地说：中共在取得政权后失去了一个将中国建设成政治民主、经济繁荣的民主宪政国家的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从而也失去了一个将中国建设成打破了周而复始的政权兴亡周期律怪圈的长治久安、人民幸福的永久乐园的大好机遇。
有一桩历史公案，今天人们读来仍会唏嘘不已。这桩历史公案说的是1945年7月年近古稀之年的民主同盟领导人黄炎培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访问延安，他与中共领袖毛泽东作了一次彻夜长谈。黄炎培以敏锐的政治嗅觉察觉到中共将很有可能取得政权，他在中共尚未取得政权之时却向毛泽东提了一个中共如何能跳出取得政权又丢掉政权的历代政权兴亡周期律怪圈的高水平的问题。黄炎培坦率地向毛泽东说道：“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语出《左传》‘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也许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吧？” 针对黄炎培提出的这个高水平的问题，毛泽东的回答水平更高。毛泽东斩钉截铁地回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这桩历史公案的两位主角毛泽东和黄炎培现在都已作古。时光不能倒流，历史不能重演，但在我们的想象空间中时光是可以倒流，历史是可以重演的。假设毛泽东在日后真按照与黄炎培谈话中所说的那样去做，带领中共走上跳出取得政权又丢掉政权的历代政权兴亡周期律怪圈的民主新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人人起来在民主宪政的国家中负起自己的责任，今日之中国必是政治民主、经济繁荣的民主宪政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的永久乐园，这是毫无疑义的。
但令人扼腕的是，毛泽东及其继任人犯了与当年蒋介石所犯的同样的错误---在个人私欲的催化下，头脑中封建专制残余思想恶性膨胀，用“稳定压倒一切”作为借口，大搞“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独裁专制统治，独断专行、闭塞言路，搞得天怒人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今日中国大陆在畸形的经济改革单兵推进、政治改革停滞不前（甚至大幅倒退）的瘸脚鸭式的社会演变进程中危机四伏---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表象下，吏治极度腐败，贫富极其悬殊，社会治安极端恶化，自然环境破坏极为严重，社会道德极端堕落，社会矛盾的激化程度已经达到了极点，整个社会像座冒着滚滚浓烟的火山，随时都会因偶发事件引爆而崩溃，今日中国大陆的人心向背与当年国民党垮台前夕何其相似乃尔！周而复始的政权兴亡周期律怪圈眼看着又要发挥作用，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天命乎？气数乎？周而复始的政权兴亡周期律怪圈的魔力使然乎？抑或三者兼而有之乎？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在中国大陆大厦将倾之时人们的出路只有两条：一条路是投入到争取民主宪政的斗争中去，挽狂澜于既倒，将中国大陆建设成政治民主、经济繁荣的民主宪政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的永久乐园；另一条路则是随波逐流，眼看着中国大陆大厦坍塌，被埋在其中，非死即伤，成为旧政权的殉葬品。舍此没有第三条路可走，何去何从，不言自明。
中国历代政权的兴亡更替，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中国难道就跳不出这个周而复始的政权兴亡周期律的怪圈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