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报纸上做书的广告，常有“不要在电车上读”之句，意在宣传此书催泪或逗笑。这几日读远藤周作的《狐狸庵闲话》，常被引得开怀──电车之于我意味著宝贵的看书时间，心有羞怯，也只得一边窥视车厢是否有人侧目，一边继续埋头偷著乐。
远藤氏在《乐天主义之长进》里，曾写过他极爱恶作剧，并将恶作剧分了好几种──此书已还给图书馆，我只能述大意，是恶作剧有恶性与良性。举恶性例，是远藤在诺贝尔奖发表日的晚上，接到号称是《朝日新闻》编辑的电话，告诉他，那位苏联作家骤死，约远藤写一篇评论文章，5页稿纸即2000字。因次日一早需见报，故当夜11点登门取稿。远藤不疑，伏案疾书，夜里10点半一青年上门取走稿子，却连人带稿如黄鹤杳杳。
良性恶作剧，是远藤所爱、所为，试举一例，看是否能博读者会心一笑，一如我读这些随笔时那样。
远藤曾住院，他住单间，但住久了，其它四人病房的病人也都成他朋友。每当有新病人入住，就有人来通风报信：“ 先生，新人来了！”远藤便迅速脱去病号服，穿上西装，再套上白大褂，胸前挂一个听诊器（这些都是深知他习性的友人探病时送来的道具），就去看新病人了。
病房里其它病人都是他同盟，见他如此打扮进来，便故作恭敬状，俯首呼“ 先生”，蒙在鼓里的唯有新病人。远藤一脸正经给病人把脉，听诊，嘴里则动不动蹦出几个德语单词。最后，告诉病人，我的徒弟一会儿还要来看看，你有问题，到时候问我就是。遂转身出门去。
远藤又有一本剪报簿，里面都是些怪怪的小新闻，比如，1，一个小偷在要逃走时正遇主人回来，只得躲入壁橱。主人一家晚饭时开电视，是“如果幸福你就拍拍手”的歌曲，小偷就习惯性地在壁橱里拍起了手，因而被捕。2，奈良东大寺大佛前众人虔诚跪拜时，忽有人爬上大佛，在大佛掌心跳起了舞。3，一家庭合家晚餐时，忽然房顶破了一个洞，掉下来一个满身蜘蛛网的男人，那男人见人举家惊愕，满面笑意问，“ 哈哈，吓了一大跳吧？”诸如此类，远藤称这本收集了“笨蛋”新闻的剪报簿是他在心情郁闷时的解药。
如果我写了这么多，读者一点都不觉得好笑，那我也没有办法了，是我转述的水平太低──这不是自谦，我已经发现，我认为十分好笑的笑话，由我再告诉朋友们时，他们都不笑。开始我还以为他们故意气我，后来实践多次，并且我家的那位先生也在我说了好几个笑话以后居然一点都不笑，我因此不解并沮丧。不过，他说你不用说笑话了，你平时说话倒挺好玩的，算是挽回我一点受挫的自尊心。
且说我之所以对远藤共鸣，是因为我也喜欢充满笑意的恶作剧。只是，因年龄不小了，并且现代人都越来越一本正经的缘故，我已经十分老实，偶尔还能严肃。其实，我也做过一些恶作剧，或者说坏事，今日手边有远藤的随笔作鼓励，且提一提当年勇，是我上初三或高一时的事情。
长话短说，当时我们历史老师很严格，出的考题，是要叫我们背一个天昏地暗的。忽一日，我和几个女生下课去她办公室交作业，她不在，抽屉虚掩，屉内白纸字迹隐现，我眼明心快，看出那是即将到来的期中考试的试卷。说时迟，那时快，我让一女生到门口望风，然后以惊人速度抄下了全部试题。当夜我做出了标准答案，由几个女生分别用细小的字抄在小纸条上，一道题是一张纸条，分发给周围相熟的同学们。结果可想而知，老师春风得意，我们喜上眉梢。
为自己辩解一句，此事我已坦白从宽了。1993年我回上海探亲，我的历史老师已退休回绍兴，我的母亲去看望她时（她们本是好友），我托母亲带去了迟到10年的检讨书──我的老师这才知道好学生也会做坏事。回想起当时老师得意地说:“世上无难事，只要用功，还是考得好的嘛。”──我可体验到什么叫偷著乐了。
我曾问一个朋友，人要如何活著，朋友告诉我，自己哄著自己玩儿。这话要在我年岁渐长方愈见准确。事实是，一个成年人，须会得自得其乐。我认为我这项本事见长，看书看报纸，听音乐，回想一些有趣的事情，我都能傻笑起来。
我唯一担忧的，是我这样傻笑著介绍了远藤周作先生，会否有读者因为我低劣的转述能力而误以为远藤先生的著作就是这样傻乎乎地偷著乐一类的──那是我的罪过了。他有严谨写纯文学的“正业”，作品有《海和毒药》、《沉默》等早被译作中文。我前面写到了他在医院爱恶作剧，需要补充的是，他长年患病，住院3年余，其间多次徘徊在生死边缘。他在1995年获文化勋章，1996年辞世。与病友一同度过的漫长黯淡岁月，他让病房经常充满了笑声。在他写医院的一节里，还有这样的句子：医院里我以每周一次左右的频率目送其它病人的死亡。我望著蓝天，想著，一个生命消失了。这蓝天依然这样蓝啊，街头人们川流不息，电影院里坐满了人，咖啡店里响著一如既往的音乐。对于这项事实，我总是（愚蠢地）感到难以抑制的眩晕。
在我为这篇文章结尾的此刻，外面下起雪来，纷纷扬扬十分好看。生命是这样美丽这样忧伤，怎么可以不没事偷著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