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報紙上做書的廣告，常有“不要在電車上讀”之句，意在宣傳此書催淚或逗笑。這幾日讀遠藤周作的《狐狸庵閒話》，常被引得開懷──電車之於我意味著寶貴的看書時間，心有羞怯，也只得一邊窺視車廂是否有人側目，一邊繼續埋頭偷著樂。
遠藤氏在《樂天主義之長進》裡，曾寫過他極愛惡作劇，並將惡作劇分了好幾種──此書已還給圖書館，我只能述大意，是惡作劇有惡性與良性。舉惡性例，是遠藤在諾貝爾獎發表日的晚上，接到號稱是《朝日新聞》編輯的電話，告訴他，那位蘇聯作家驟死，約遠藤寫一篇評論文章，5頁稿紙即2000字。因次日一早需見報，故當夜11點登門取稿。遠藤不疑，伏案疾書，夜裡10點半一青年上門取走稿子，卻連人帶稿如黃鶴杳杳。
良性惡作劇，是遠藤所愛、所為，試舉一例，看是否能博讀者會心一笑，一如我讀這些隨筆時那樣。
遠藤曾住院，他住單間，但住久了，其它四人病房的病人也都成他朋友。每當有新病人入住，就有人來通風報信：“ 先生，新人來了！”遠藤便迅速脫去病號服，穿上西裝，再套上白大褂，胸前掛一個聽診器（這些都是深知他習性的友人探病時送來的道具），就去看新病人了。
病房裡其它病人都是他同盟，見他如此打扮進來，便故作恭敬狀，俯首呼“ 先生”，蒙在鼓裡的唯有新病人。遠藤一臉正經給病人把脈，聽診，嘴裡則動不動蹦出幾個德語單詞。最後，告訴病人，我的徒弟一會兒還要來看看，你有問題，到時候問我就是。遂轉身出門去。
遠藤又有一本剪報簿，裡面都是些怪怪的小新聞，比如，1，一個小偷在要逃走時正遇主人回來，只得躲入壁櫥。主人一家晚飯時開電視，是“如果幸福你就拍拍手”的歌曲，小偷就習慣性地在壁櫥里拍起了手，因而被捕。2，奈良東大寺大佛前眾人虔誠跪拜時，忽有人爬上大佛，在大佛掌心跳起了舞。3，一家庭合家晚餐時，忽然房頂破了一個洞，掉下來一個滿身蜘蛛網的男人，那男人見人舉家驚愕，滿面笑意問，“ 哈哈，嚇了一大跳吧？”諸如此類，遠藤稱這本收集了“笨蛋”新聞的剪報簿是他在心情鬱悶時的解藥。
如果我寫了這麼多，讀者一點都不覺得好笑，那我也沒有辦法了，是我轉述的水平太低──這不是自謙，我已經發現，我認為十分好笑的笑話，由我再告訴朋友們時，他們都不笑。開始我還以為他們故意氣我，後來實踐多次，並且我家的那位先生也在我說了好幾個笑話以後居然一點都不笑，我因此不解並沮喪。不過，他說你不用說笑話了，你平時說話倒挺好玩的，算是挽回我一點受挫的自尊心。
且說我之所以對遠藤共鳴，是因為我也喜歡充滿笑意的惡作劇。只是，因年齡不小了，並且現代人都越來越一本正經的緣故，我已經十分老實，偶爾還能嚴肅。其實，我也做過一些惡作劇，或者說壞事，今日手邊有遠藤的隨筆作鼓勵，且提一提當年勇，是我上初三或高一時的事情。
長話短說，當時我們歷史老師很嚴格，出的考題，是要叫我們背一個天昏地暗的。忽一日，我和幾個女生下課去她辦公室交作業，她不在，抽屜虛掩，屜內白紙字跡隱現，我眼明心快，看出那是即將到來的期中考試的試卷。說時遲，那時快，我讓一女生到門口望風，然後以驚人速度抄下了全部試題。當夜我做出了標準答案，由幾個女生分別用細小的字抄在小紙條上，一道題是一張紙條，分發給周圍相熟的同學們。結果可想而知，老師春風得意，我們喜上眉梢。
為自己辯解一句，此事我已坦白從寬了。1993年我回上海探親，我的歷史老師已退休回紹興，我的母親去看望她時（她們本是好友），我托母親帶去了遲到10年的檢討書──我的老師這才知道好學生也會做壞事。回想起當時老師得意地說:“世上無難事，只要用功，還是考得好的嘛。”──我可體驗到什麼叫偷著樂了。
我曾問一個朋友，人要如何活著，朋友告訴我，自己哄著自己玩兒。這話要在我年歲漸長方愈見準確。事實是，一個成年人，須會得自得其樂。我認為我這項本事見長，看書看報紙，聽音樂，回想一些有趣的事情，我都能傻笑起來。
我唯一擔憂的，是我這樣傻笑著介紹了遠藤周作先生，會否有讀者因為我低劣的轉述能力而誤以為遠藤先生的著作就是這樣傻乎乎地偷著樂一類的──那是我的罪過了。他有嚴謹寫純文學的“正業”，作品有《海和毒藥》、《沉默》等早被譯作中文。我前面寫到了他在醫院愛惡作劇，需要補充的是，他長年患病，住院3年余，其間多次徘徊在生死邊緣。他在1995年獲文化勳章，1996年辭世。與病友一同度過的漫長黯淡歲月，他讓病房經常充滿了笑聲。在他寫醫院的一節里，還有這樣的句子：醫院裡我以每周一次左右的頻率目送其它病人的死亡。我望著藍天，想著，一個生命消失了。這藍天依然這樣藍啊，街頭人們川流不息，電影院裡坐滿了人，咖啡店裡響著一如既往的音樂。對於這項事實，我總是（愚蠢地）感到難以抑制的眩暈。
在我為這篇文章結尾的此刻，外面下起雪來，紛紛揚揚十分好看。生命是這樣美麗這樣憂傷，怎麼可以不沒事偷著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