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伤痕文学”到满身硬伤的文学

－浅谈文革以后中国思想文化的变迁

心言

序

自从十六年前发生那场风波以来，每年的六月四日在海内外华人心里就有了特殊意义，每年的这个日子也都引起我发自心底的绞痛。十六年后的今天，人们对那场风波的看法见仁见智，两种极端观念之间似乎找不到妥协。特别在海外，任何人文观点和经济观点只要稍微与两种极端观念不吻合，要么立即会被冠以民运某某功的罪名而遭到责骂，要么被什么民运或者宗教人士指为亲共。然而那些某某功某运的领袖人物们又出自何出？又有多少原来的中共干部到海外受洗信教后立刻反戈一击，对中共的指责谩骂远甚于普通人？而华人教会除了抹黑攻击中国大陆外又究竟为当地华人做过些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始终不得其解。

十六年前的那个日子过后不久，在北京的街道上我向一位戒严战士问路，其实不过故意要了解风波过后军队的态度。这位士兵立刻立正行军礼，然后才笑容可掬地回答他不知道。他的笑容十分和蔼，但那种情况下更容易让人觉得不自然。在北京站的候车厅，一位参加过当晚行动的连长痛哭流涕地对我说，解放军是不可以对老百姓开枪的，军队团以上大规模调动也不是随便哪个人下令就可以的。我回到单位把这两件事向同事们讲了，他们大惊失色，问我怎么敢在那种情况下故意接触士兵，难道不怕他们开枪？

而十六年后的今天，人们再看那场风波的态度呢？既使是有人别有用心地诱惑学生们闹事，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学生参加？为什么会得到全社会的支持？既使是某某功也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明明知道不过是气功也情愿当成信仰？而那些曾经是国家高层决策人士智囊幕僚的人们，是什么促成他们毫无传统文人气节可言，堕落到今天令人不齿的程度？

再看十六年后今天中国（甚至可以称其为中文）的思想文化，被禁钴的是什么，风靡的又是什么？难道少数既得利益者的吹捧就可以掩饰社会的缺欠和某些领导人物的过失？难道风花雪夜沉沦不堪的文化思潮会让人永远麻木？

我是个远离政治的自然科学工作者，不过是见到这些现象以后产生一些发自内心的疑问。我的观点未必没有缺陷，诚恳希望大家批评。在我看来，我十六年前在那场风波里死于流弹的校友是无辜的，就是再过二十年也不会改变这个看法。而且我永远不可能理解，一个曾经受到“四。五”运动支持的政治家，如果知道甚至那场运动都没有动用军队镇压的话，怎么忍心会动用军队镇压学生？更在刚刚恢复权力百业待兴的情况下，以建立法制的名义审判“四人帮”？我无法从政治运作的内幕来图解这些事件，因为根本就不知道那些内幕。但是作为这个时代的见证人，我想仅从思想文化变迁过程的角度进行探讨，试图分析在这期间文化思潮究竟有没有推波助澜，今后又如何把事情做得更好？我写这个系列的目的不在于清算谁，指责谁，而是要放眼于未来，在民族和谐的前提下呼吁中华民族的所有份子放弃前嫌，携手共同为今后发展尽力。

一　与“实践检验真理”同步的“伤痕文学”

“四人帮”粉碎不久，随着为“四。五”天安门广场事件平反出现了一系列描写那场冲突的文学作品，随后更发展成为整体反思“文革”的“伤痕文学”。这期间的主流是好的，如果没有这一批文学创作，针对“两个凡是”提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不会有当时那么广泛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但是在反思对“四。五”运动的镇压和“文革”的残酷斗争的这些文学作品当中，很多也都带着“文革”期间遗留的矫枉过正的明显痕迹，往往流于对前一个时期错误的过分描写，而不是从思想深度上探讨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人间悲剧，以及今后如何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比如，描写“四。五”天安门广场事件的文学作品几乎全部提到当时天安门广场的搏斗如何惨烈，有多少人丧生等等。结果后来调查发现当时北京市委是为避免大规模冲突尽了力的，根本就没有一个人丧生。描写“文革”造成悲剧的文学作品就更为人们熟悉了。

我参加工作后曾经问过一位当时因传阅“天安门广场诗抄”受到处分的工程师，当晚他在天安门广究竟是否见到过人死。他那时已经平反担任党委组织部长了，很坚决地回答“没有”。并且不无忧心地告诉我，把任何事情故意夸大将来都有可能付不必要的代价。"六。四”发生以后再想起那句话，我心里始终有这样的疑问，以前“四。五”天安门广场事件没有死人的结论是否所有高层决策人都知道？特别是邓小平先生，以他的身份是否有人斗胆讲过实情？这样就自然引出一个时期的文化思潮会对那个时期的决策起到何种作用的问题；更进一步分析，这种言行越过分越得当权者青睐的文化陋习就有一个究竟应该怎么避免的问题。

同样，公审“四人帮”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也会引起很大的思想混乱。首先，如果从健全法制的目的出发，当时很多社会政治问题都有轻重缓急的先后次序。如果那时首先治理腐败呢？“四人帮”该不该立即审判，“文革”造成的错误是否都应该归罪以他们几个人是很大的事情，在当时容易被误解为政治报复的情况下一意孤行，就可能在以后的政策执行过程中在中下级干部当中产生玩世不恭的心理。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和道德规范在倾刻间毫无标准可言。而同时在反思批判“文革”的文学作品和文化思潮当中，有没有一味媚上的投机心理？这两者间互动的结果又会是什么？

同时期在理论界发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不仅非常必要，而且也是要持之以恒的。令人遗憾的是，这场讨论本身就是以反对“两个凡是”为目的的，随着华国锋下台而消声匿迹了。而此后的一系列决策究竟同样有没有必要经过实践检验呢？随着思想理论转化成“摸着石头过河”，文学创作也在迷失。类似古华“芙蓉镇”那样具备思想深度的创作不见了，几年后出现了跟随政治潮流的“活着”，单纯从狭隘的悲剧角度渲染死人越多效果越好的悲情，而不是探讨这些悲剧出现的原因，其中更夹杂了一些变态性描写做噱头。应该说，今天中国文学一片风月的独特风景的始做蛹者正是过去风靡一时的大牌作家们。而我们的文化思想就在这一波波的演变当中失之于浅薄和媚俗。

中国传统文化孔孟之道的精髓就在于人治，为统治阶层服务。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从赞颂鲁迅的革命精神到今天有人对鲁迅思想的反思，中国文化人的主流还是停在甘为权力奴隶的层次上，抛弃的只是实是求是的探索精神和文化思想本身应该具体的历史观和使命感。而现行政权对文化思想的控制又究竟有几个封建朝代的文字狱堪与匹敌？毫不足奇，高层决策人身边的幕僚们怀揣护照玩弄民意，心里根本不顾及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