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永怀希望者与永处绝望者——胡适与鲁迅

作者：班布尔汗 提交日期：2003-6-24 15:32:00
　　
　　胡适与鲁迅，两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锋，在文化层面上，若说“激进”，可以说是针尖对麦芒，不分轩轾。但在随后的日子里，两人从隔膜到生疏到分道扬镳，直至近乎敌人。如果以官方的说法，那是因为胡适逐渐被国民党反动派收买，成为“过河卒子”，是“与有权势者相勾结，扼杀中国的新生力量”，而鲁迅，则一直是站在“劳苦大众”一方，决绝的与有权势者作着毫不妥协的斗争。两者一个是在后退另一个是在不断前进。成为敌对，那就毫不奇怪了。
　　可如果历史人物或是历史事件都是如此概念化的，如教科书般的解释，容易倒是容易，浅陋却也是一定的了。到现在为止，《鲁迅全集》可以买到，但其中被抽掉的文章或章节却不在少数，《胡适全集》虽在市面上也有销售，但被阉割的更不成样子，在“继承文化遗产”的婊子牌坊之后，有着极为卑鄙的“取其糟粕，去其精华的”的用心。但既然已经把东西摆在那里，虽然没有鲁迅来特意标出“党老爷的蹄印”，不想欲盖弥彰，也是困难的。
　　两人在文化层面上有着相同的追求。都曾经希望用文化改变国民性，然后在国民性改造的基础上，改变中国的政治。一个从诗入手，一个以小说作先锋，都从默默无闻而名声大噪，成为文化上的“旗手”。文化是他们的当务之急，而政治则仿佛还很遥远。而最初的志同道合，由于他们年轻时所不同的经历，很快就出现了变奏，终于在不断深的介入到政治而凸现出来，分道扬镳的命运已经是注定的了。
　　鲁迅早年留学于日本学医，起因是父亲被中医所误，要去学习先进的西医科学，但在一次看电影时，受到了强烈的刺激，明白了“治疗精神比治疗躯体更为重要”，于是决定弃医从文“改造国民性”，但因为父亲的死，他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已完全的不信任，并进而对于一切都有着深刻的怀疑，他这时已经准备好要对一切丑恶开战了。从始至终，他都没有走出文化的层面，文化是追求完美的，于是他设想了一个“乌托邦”，然后以此为基础用医生的眼睛来审视自己的国家，洞察力之惊人连他自己都感到不堪负重，他发现了太多的丑恶，揭露得越多自己便越陷入绝望。终其一生，他单枪匹马的与黑暗战斗，但如何去寻找光明，至死也没有寻到道路。
　　而胡适早年就读于上海中国公学，办《竟业旬报》，读梁启超、严复的文章，认为自己所长就是在人文科学，要救国自己也只能走这条路。留学于美国后，所学先是农业，但他压根对于农业没有兴趣，只是迫于二哥认为文科太虚，不如学农科对国家建设有利的压力才被迫为之，但期间不停的到文学院听课，最后，在一次“果树学”实验失败之后，他想到“我勉力学农，是否铸成大错呢？……我对这些苹果还是可以勉强分类和应付考试的，但我深知考试之后，不出两三天——至多一周，我会把那些当时有四五百种苹果的分类，还是要忘得一干二净……，所以我认为学农实在施违背了我个人的兴趣……因此我在后来的公开演讲中，便时时告诫青年，劝他们对他们自己前途的选择，千万不要以社会时尚或社会国家之需要为标准。”。于是不顾兄长的反对转学到文学院，一学就是七年，受了完整的西方人文教育，期间，参加各种活动，包括美国总统的选举都“比一个美国人都兴奋”的参与，从而不但从学理，而且从实践坚定了对于民主制度的信仰。
　　两人从文的经历相同，但胡适并不是因为刺激而有了在文化上的责任感，而是首先服从兴趣，在学习的同时，把自己“全盘西化”了一遍，之后觉得“古老中国这位绝色美人，一旦接受全面现代化的洗礼，登上世界大舞台，必定会处于不败之地”。他已确定，在现在世界，欧美式的民主虽然不是完美，但却是最好的制度，中国要有这样的制度才能富强，在改革制度之前，必须对习惯了几千年专制统治的国民性进行“全盘西化”也就是全盘现代化的改变。他的目标明确并且相信这目标总会实现，为实现目标而要走的路也矢志不移，因此他的一生都充满希望。
　　 两人都从文化起步，但鲁迅始终注视着文化，而胡适则更多的关注政治，一个追求完美，一个只图“不要太坏”。完美导致绝望，而“不要太坏”则总会激发希望，他们之间有了不可逾越的鸿沟。
　　有着“乌托邦”情节的鲁迅是孤独的，因为有心中的“乌托邦”，他的目光太敏锐了，他的言语也最为让人难以接受，中国在面对鲁迅时是崇尚中庸的国度，何时能够容忍如他这样对于国民的性格挖掘得深入骨髓的人？何况，他还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人们开始对于他进行围剿和封锁，尽当时所能够使用的手段让他闭嘴，直至窒息。鲁迅不断的被刺伤，也不断的用手中的笔去回击，但越回击心中的困惑也越大——中国的前途在那里？蓬勃兴起的共产党是中国未来的希望吧？但它名下的“左联”却仍是由翻了身的奴隶作“奴隶总管”来进行压迫。鲁迅一面出于道义而支持共产党的革命，一方面却也怀疑自己所支持的会是走向自己所希望的“乌托邦”。他钟情于苏联这个新生的“工农国家”，在无法得到苏联真实情况的前提下，对其进行赞美，但对其文化专制却表现出怀疑与不满，甚至对于早已被斯大林打入十八层地狱的托洛斯基的文学思想表示赞许。他不愿意把宣传和文学等同起来，因此在“左联”中，他始终是“横站”着的，在向前冲锋时，还不时的防备身后射来的毒箭。无论是原有的奴隶主还是通过“革命”而获得的奴役他人权力的奴隶都容不下他，他同时面对着两方面的压迫
　　希望中国真正建立民主法制并从而保障自由的胡适，也是孤独的。他的民主、法制思想不为当权者所接受，也不为“革命者”所接受，那么要想影响这两大团体所控制的民众更是难上加难。中国要么隐忍于黑暗，要么在黑暗中进行更为黑暗的破坏，而进行光明的建设却总是没几个人愿意去干。革命先驱孙中山一生受尽打击，但在死后却被自己的党徒塑造为“伟光正”的无上完人，他的“三民主义”也被奉为圣经，以此来进行“一党专政”。胡适对这种以党专制代替家族专制的行为，进行批判，结果被骂为“反革命”，差点被“查办”；好朋友陈独秀成立了共产党，主张民众暴力革命，1925年北京抗议段祺瑞政府的民众放火烧掉了为段政府说话的《晨报》，陈独秀认为“该烧”，胡适给陈写信说“《晨报》近年的主张，无论在你我眼里为是为非，绝没有‘该’被自命争自由的民众烧毁的罪。因为争自由的唯一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为非，而同乎我者未必既是……争自由的唯一理由，换句话说，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和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而以民众代表自居的革命者，怎么会听这种“为反动政府张目”的言论？由于德国和苏联的强大，中国知识界普遍掀起了一股崇尚 “独裁”的思潮，他的很多朋友都鼓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原本与蒋介石私交不错的胡适几乎是单兵与昔日的朋友们论战，他推崇渐进改良，为了改良也会对政府做出妥协，但在原则问题上却不肯让步，昔日的朋友不能理解他，昔日的敌人也说他“是奴才为主子拍马屁拍在了马脚上。”这样的事情不胜枚举，在对待鲁迅时的 “中庸”的中国在对待胡适时又变得极为激进：你要么完全支持反革命的独裁，要么接受革命的独裁，站在中间，便要腹背受敌。“我的朋友胡适之”在当时是一个流行，却也是一个笑谈，自诩为是胡适的朋友的人极多，而真正与他志同道合者却少之又少。
　　鲁迅在不停的抗争、揭露、还击中精疲力尽的倒下了，倒在中国内忧外患的1936年，他的年纪并不大，但已经耗尽了全部的生命，他用自己的作为蜡烛，希图照亮中国人的心。但在他死去的时候，他对这一切已经绝望了。他似乎已经知道，簇拥在自己周围的人们，只会利用自己去做自己最为痛恨的事情。他的葬礼隆重盛大，数千人来为他送行，而为他送行的人中，就有将“鲁迅精神”踏在脚下，踩着他的尸骨爬上“奴隶主”的位置。他真正的精神衣钵继承者被最推崇他的人打入地狱，他就如自己所批判过的“牌坊”一样，成为了一个牌坊。
　　而这个时候，胡适还很健康的活着。还准备去接受更多的围攻以及失望与希望反复沉浮的折磨。日本的入侵，他以爱国者的热情接受政府委托成为驻美大使，争取美国的对华援助。日本官方舆论惊呼：“日本需要派出三个人一同使美，才可低档得住胡适。那三个人是鹤见佑辅、石井菊次郎和松刚洋佑。鹤见是文学的，石井是经济的，松刚则是雄辩的。”但中国的军队却不想中国的文人那样为日本人所敬畏，抗战进行了八年之后惨胜。中国已经满目疮痍，民国时所取得的成就几乎荡然无存。虽然政府承诺结束“训政”，颁布宪法，胡适为这部宪法呕心沥血，对于中国的的未来又充满了希望，但很快他的希望又被政府的自食其言而击垮。国共内战不可避免了，他咬着牙作着最后的努力，发表《两种根部不同的政党》，希望国共双方在容忍异己的雅量上，采取合作谅解的态度，共同推动中国政治的大革新，度过政治危机，共同把中国建设好。然而交战双方所在以的都是自己的“党国”，中国如何又岂放在心上？四年内战之后，国民党倒台了，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拒绝了朋友的劝说，也拒绝了共产党在西山为他一人播放的劝他留下的广播，匆匆留下了一句：“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的话，南下，之后，又远渡美国。
　　按说，他现在应该绝望了，但他不，大陆没有了他的阵地，他立足在了国民当继续统治的台湾，开始支持《自由中国》杂志和“自由中国”运动，在大陆进行批判胡适的运动时，他发表了《中国共产党清算胡适思想的历史意义》，说道：“依我个人的看法，这六年来大陆上不断的洗脑运动，特别是最近一年来大规模的洗脑运动，都只有一个同样的历史意义，这个历史意义就是：在近四十年前开始的‘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又称作‘新思潮运动’、‘新文化运动’，最普通但是最不正确的名称是‘五四运动’，——居然养成了并且明显的留下了不少抗毒防腐的力量，到今天还被认为作‘马克思主义的死敌’，还被认作马克思主义者在战线上‘最主要、最狡猾的敌人。’”而对于几乎与大陆同步在台湾掀起的不指名道性清算“胡适幽灵”的运动，他更是四两拨千金的说道：“大家不防再提倡公开讨论，我们走的还是到自由之路，还是到奴役之路？……由这一点想，我们还是应由几个人来替全国五万万人来计划呢？还是由五万万人靠两支手、一个脑自己建设一个自由经济呢？……我们应该自己‘洗脑’，被别人洗脑是不行的，我以为我们要自己‘洗脑’才有用。”他还是乐观的，还在自己的心中保持着希望。在国民党镇压“自由中国”运动，逮捕雷震之后，他喊出了：“大失望！大失望！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心脏病复发住院，似乎是绝望了，却也只是对蒋介石政府的绝望，但他在日后不停的生病住院之间，仍然不厌其烦的提倡他所一直推崇的西方文化和制度，他如同一个执拗的宗教徒，在最为黑暗的时候仍然相信自己的信仰是永恒的真理。 1962年，胡适死于突发性心脏病，“文革”与“美丽岛”他都没有看到。
　　 鲁迅死在绝望当中，死在努力一生而看不到希望的绝望当中；胡适死在希望当中，死在努力一生看到希望在远处闪烁的希望当中。无论希望与绝望，他们都已死了，都在历史的风尘中看着后人们进行着希望和绝望的努力。
　　 2003年6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