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知青

心言

二姐领董姐第一次来家里，母亲就立刻看出这两姐妹不仅面貌相似，而且性格脾气都很接近。董姐身材高大，四方脸，眼睛既大又亮，浓眉似剑，鼻粱挺直，唇角方正有形，若不是当时流行的齐耳短发，远看就一定会以为是个壮健小伙子。

董姐每每随二姐来家，两人就在西屋里嘁嘁喳喳聊，直到母亲把饭烧好让我叫她们，否则绝不出来。

董姐其实应该去公社青年点，只是那时凡有门路的知青都千方百计回了城，村里人见公社青年点女知青不多，便好意留她住在村里。二姐这边，每天催父亲为她在县里安排工作。眼见父亲安排的几个都是村里孩子多的困难人家，便堵气整天把自己关在家里，田都不下。母亲虽然不高兴，却也觉得她本不该受到这种无辜牵连。

二姐大我八岁，我出生时就已经被娇宠惯了，我长大倒时常让她几分。不过她心地十分实在厚道，遇到事情往往我出主意，她付诸行动。直到现在仍然如此。

二姐有时也会趁母亲不在家时领董姐到东屋来。那时我写父辈们的故事已经有几章了，她便拿过来向董姐展示。我的隶书，草书等字帖也被她翻出来吹嘘一番。有自己姐姐向外人吹捧毕竟是件美事，我便乐得享受。只是她俩不该把我那一摞搜集的素材笔记翻乱了，再来时我把狗尿湿的座垫放在椅子上，结果招来母亲一顿烧火棍。

冬天队里出车拉来两千斤煤，那晚母亲特意做顿饺子，心想二姐吃过高兴该会帮我把煤担回来。可是她和董姐坐桌旁边吃饺子边夸我长大了，几十斤煤担在肩上根本不算回事。她俩就那样边吃边笑着夸，直到我把煤都担回来。晚上十点钟了，还是坐那没动地方。等我进屋洗漱过再想吃饭，这姐俩才发现饺子光了，再急忙给我做饭。我们老家乡下冬天并不很冷，担煤时热了我就只穿件小褂，结果受凉患上肺炎，那时至今为止的第一场大病。母亲终于认识到她不能再宠爱二姐了。

二姐这样在家里罢工最急的是大姐，因为父亲始终不为其所动，她便在县里跑来跑去，背着父亲要来一个大学招生名额。眼见二姐顺利通过政审，考试和推荐几关，父亲知道了，便说服二姐把上大学的机会让给董姐。这个董姐也是老实到送礼都不知门路的，让她自己去争这种机会绝对不可能。二姐倒无所谓，只要能解决她工作的事情就行。可能父亲觉得我的几个哥哥姐姐都因为他上不了大学吧，总算豁出脸找教育局长要了个中专名额，这才解决二姐的就业问题。

二月里刚开春，太阳暖烘烘地烤得水边的芦花飘起来，道上白絮繁纷。我开上手扶拖拉机，和二姐一道送董姐去青年点。这是她临走时最后一个行政关口，既然是知青就必须住在青年点。我们沿着河边道路走着，心情也像那条顺畅的河流。我那时看到董姐笑开心的样子很美，洁白的芦花飘落在她头上衬得她那么妩媚。河畔旁飘扬的芦花让这两个姐姐顿时显得那么轻逸，活泼。她和二姐相约着互相通信，永远都是最好的朋友。就在五里路走了一半，转上沙洼路口的时光，迎面撞见从公社回来的村支书。支书面色严峻地让我们转头回去，说不必去青年点，那个地方以后就关闭了。我们回来的晚上村里召开党员大会，才传出原来当晚青年点发生了意外。公社负责知青的副书记和人武部长趁夜深人静时窜进去，蹂躏了当晚只一人留在那里的一位女知青。

董姐后来知道事情原委来到我家，和二姐抱头痛哭。那时没回城的知青都是最没本事的，如果不是村里人留下她，她就可能是这种恶劣事件的受害人呀。几天后她回城里家中，带回来很多布料，给村里很多困难人家的孩子做了身新衣服。她上大学以后也始终保持这个习惯，每到过年都会给村里孩子们寄来身新衣服。村里人收到时便把布票收到一起给她寄去，有人去城里也会带些新打下来的粮食。

这个老实巴脚的董姐，就这样成了全村人的女儿，孩子们的姐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