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国文化部部长王蒙广州中山大学，与大学生们探讨中国文学问题，提到有数据显示，作家的自杀率达7%，远远高于画家及音乐家，一语惊人：“中国作家为什么伟大的不多？就是因为作家自杀的太少了！”

普通读者可以说“欲成伟大先需自杀”，但是王蒙先生在说这句话前，显然是没有考虑到自己的立场。在他说完这句话后，可能想到了这么说会危急自身，又立即补上了一句：“我也属于可怜的愚昧者，做不成也不会去自杀！”既然如此，该谁去自杀？想成为伟大作家的年轻人？

　　从日本的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西方的茨威格、法捷耶夫、叶赛宁、杰克·伦敦，中国的屈原，王国维，邓拓，傅雷……确实有许多作家，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

　　有的作家很伟大，也有的伟大的作家自杀了，但是以为自杀了就能成为伟大作家的，无疑是和“欲练神功，挥刀自宫”一样的妄想，其结果很可能是“纵然自宫，未必成功。”

于是有网友问：“王蒙先生，你为什么不自杀？”

　　从王蒙先生的身份来说，他不是没有自杀的机会：他年轻时写了《组织部来的年轻人》，写《青春万岁》，一举成名。不过那时他似乎没有想过通过自杀来成为伟大的艺术家。之后他又写了一系列大作，声名日隆，自杀成名为真正的大家的时候来了，然而他当了文化部的部长；九十年代末，他不再做部长了，应该可以自杀了吧？谁知有一个叫海子的诗人，先在北戴河自杀了。直到二十一世纪，2005年，他跳出来说“中国没伟大作家，是因为作家自杀的太少了。”然后，可能想到了这么说会危急自身，又立即补上了一句：“我也属于可怜的愚昧者，做不成也不会去自杀！”

虽然有人称，用艾森克个性问卷（EPQ）对艺术家、作家进行测试，发现作家在概念过度包涵、怪异思想上和精神病人极其相似。并列举了人类历史上300名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得出的结论是：小说家中有46％患有严重的精神病理毛病，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福克纳、海明威、普鲁斯特、劳伦斯、卡夫卡、司汤达、福楼拜、莫里哀、托马斯·曼等不胜枚数；更有7%著名作家自杀：包括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茨威格、法捷耶夫、叶赛宁、杰克·伦敦……

然而，并非偶然的是，这些作家恰恰是在一生中最健康的时期创作出他们最好的作品，他们是在完成了伟大的事业之后才得精神病的。

在《你往何处去》中有一段情节，暴君尼禄感叹他没写出荷马似的巨著，就有佞臣谄媚说，“那是因为没有一座燃烧的特洛伊”给他，之后就发生了著名的“暴君焚城录”。当然，就算再烧掉十座同样伟大的城市，尼禄也还是写不出一部《奥德修斯》或是《特洛伊》。

古今知名者论自杀

著名的法国哲学家加缪曾经在他的随笔《西西弗的神话》中这样说道：“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加缪本人并不赞成自杀的，但却对它给予给大的关注。

　　英国的J.K.哲罗姆在他的《智者谐话》这样说：“我们30岁上既不憎恶，也不悲凄，既不欢乐，也不失望，不再像我们十几岁时那样了，我们失意却不会去自杀，我们畅饮成功的美酒却不会喝醉。”

　　弗洛伊德则指出，“死的本能的本性是缄默的”，死本能既表现出毁灭对手的愿望——这种毁灭也许仅限于愤恨，怨恶，也表现为自杀，自虚，自我惩罚和自我谴责等以自身为对象的破坏欲。（《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

　　维特根斯坦这样解释他的入伍动机：“因为我有自杀倾向，而没有比战争更好的自杀方式了。”

　　纪伯伦说，“当你解答了生命的一切奥秘，你就渴望死亡，因为它不过是生命的另一个奥秘。生和死是勇敢的两种最高贵的表现。”

　　海明威则是这样说的。“一切故事，讲到相当长度，都是以死结束。”

　　比起西方的哲人，中国传统中的儒家将着眼点放在现世的生命上，强调生的价值与意义，孔子曾说，“不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同时儒家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也。”

　　虽然儒家也提倡“死有重于泰山”，《孟子·尽心上》指出：“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孟子·告子上》更提出“舍生而取义”的价值观，以为“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然而从中国的整个哲学上来说，是倾向“好死不如赖活着”。

近年来自杀的作家包括

著名诗人海子。于山海关卧轨自尽。
　　著名诗人顾城在移居新西兰某岛后，砍死其妻并自尽。
　　北京大学诗人戈麦在圆明园附近投水自杀；另一位北大诗人海语在山海关附近卧轨自杀；
　　以“报告文学之父”著称中国文坛的诗人、作家徐迟在医院跳楼自杀身亡。
　　以《南京大屠杀》而“终结了日本对南京的第二次强暴”的张纯如女士，在家中饮弹自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