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在家，没有计划上班。早晨小盖儿妈妈来电话，他们在电话上聊了很长时间。我们的早餐推迟了，小盖儿照例在厕所蹲了很长时间，出发比平时晚了半个小时。刚出门一会儿，他又敲门，说到了地铁站发现没带车票，回来拿。我则继续工作。没过几分钟，他又回来了，说根本走不了，地铁出事了。我说你是懒驴上磨，不想上班吧。他说，是真的，并赶忙找遥控器打开电视，没等调准台，电话响了，又是小盖儿的妈妈。她已经从以色列的新闻上听到了消息，担心小盖儿正在地铁上。

电视上一片混乱，大大的一行“爆炸性新闻”。屏幕上到处都是警察戒严的黄带子。事情刚刚发生不久，记者有些不知所措，站在现场一遍又一遍地唠叨着同样的几句话，显然他们也闹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也赶紧往家里打电话。老妈还没看新闻，加上女儿没事儿，她也没有受到惊动。我又拨打朋友们的电话，都是占线。终于拨通了一个，却又不知说什么。其实就是为了问个平安，听到对方在电话上，也就没有了问的必要，只是匆匆说一句：既然活着就好，多保重吧。于是又开始疯狂地拨打其他人的号码。拨不到的就发短信。果然收到了回信，多数人都在家。只有马克出事时在一辆地铁上，稀里糊涂地给轰出来了，找不到回家的车，现在正在大街上晃悠。

BBC上在讲可能是电路的问题。我说那不可能，电路出了问题，那么多车站同时出事的可能性不大。另外，电路的问题最多闹个急刹车什么的，不大可能有这么厉害的爆炸。小盖儿看我俨然一副电工的表情，表示半信半疑。小盖儿有经验，赶快上网查其他国家的新闻，他说一般出了恐怖活动，国外的新闻往往会更快一些，他们会连所有的谣言一起报；可是在恐怖活动发生的国家，则会更谨慎一些。果不其然，纽约时报附了更多的照片，而且断言是恐怖袭击。以色列的报道则比伦敦快了好几拍，伤亡人数大大超过伦敦的两个，爆炸的地点也很多，仿佛全英国都给炸得稀里哗啦。小盖儿说，看来一时半会儿也弄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还是等到下午再查查看吧。

我开始接着工作，但是不可能集中精力，一个劲儿地跟小盖儿说，以后你上班我也上班，要出事一起出事。万一你今天提前走了半了小时，出事的时候就正好到了Russell Square。那我不就该急死了。小盖儿又想起一个朋友在UCL工作，离出事的地方也不远，赶快打电话过去，老兄早晨根本就没起来，也谈不上什么出事。

没过四十分钟，我们就又不约而同地做到了电视前。一辆公共汽车也炸了。这下不可能是电路的问题，肯定是恐怖袭击了。小盖儿开始买我的帐。看着血淋淋的人从救护车上下来，我忍不住和小盖儿挤在一块。我也开始任由自己的想象力驰骋：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你的福气以后会多起来。另外，我是大地震的逃生者，应该已经很有福气了。这样，我们持平了。小盖儿说，没有必要把他跟这件事联系起来，要说大难这根本算不上。他在以色列服兵役的时候所在的岗哨遭到巴勒斯坦人扫射。那时他刚刚调离一星期，没赶上，应该算是万幸。

午饭时看了布莱尔的讲话，觉得他看上去老了很多。出了这样的事，布莱尔说不要惊慌，有事他来想办法解决。我觉得听他的讲话时，自己象个孩子，有了家大人的一句话，仿佛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了。

小盖儿要去超市买灯泡儿。我说不能出去。小盖儿要坚持，那我就决定跟着一块去。

出了家门，雨仍然淅淅沥沥的，从天到地都是又阴又湿。这哪里像7月天，甚至冷得有些刺骨。有了雨水的润泽，那园子里的鲜花都开得水灵灵的，一切仍然那么平静，倒是给人一些安慰。

大街上仍然有车，121路公共汽车不穿过市中心，仍然在跑。虽然看不见几个行人，但是都在一边步行一边打手机。地铁站的大栅栏门关得紧紧的。我想起昨天出地铁站的时候看见门口树了两个牌子：左边是祝贺伦敦申奥成功；右边是警方捉拿抢劫犯的通知。当时就来了灵感，想写一篇《这就是伦敦》的文章。对伦敦人的“酷”作一番调侃。今天那两个牌子已经撤去，换上了地铁停运的牌子，还是那么工工整整的小字，站得远点儿几乎看不清写得什么。

到了超市一切照旧。卖东西的人还是那么慢悠悠。我和小盖儿排在队尾，看到店门口放了两叠报纸。申奥成功的那叠已经让人拿得剩不下几张了，恐怖袭击的那叠几乎没有动。怎么会这样，我分析，恐怖袭击的那张肯定是新出的。加上有这么多的电视直播，又没有必要坐地铁，也就没有什么人去拿那报纸了。队排得很长，人们的脸也拉得很长，周围很安静。小盖儿说，这种情况在以色列不可能。以色列每次出了恐怖袭击，生人见了面也一定要谈两句，主要是大家都情绪紧张，都需要倾吐。

从超市出来，我们又去附近的一家小店。小店里的电视正在播报伦敦金融市场的消息。受访的人说金融市场价格只在今天开盘时下跌了一些，但是到这个时候已经反弹了。交易商们很难就此判断还会有新一轮的袭击，所以他们不会恐慌。伦敦的金融小子们很有韧性。我说，还不如说死几十个人惊动不了交易商，他们很缺乏仁性呢。

店门口几个半大小子晃来晃去，平日里这个时候他们都该在学校。几个人操着很重的伦敦口音，交换着什么地方死了几个人的信息。尴尬的年龄，尴尬的谈话。进进出出的大人们都忙着走路，无视他们的存在。

回家路上，忽然想起上周末在大卫家吃饭，说他的小儿子星期四要演出话剧。趁着同事都在，大家七嘴八舌地给他的服装出主意。小孩子要演的角色是二战期间德国轰炸伦敦时的一个小男孩，所以他应该装扮成四十年代小学生的模样。裤子要剪到膝盖，上衣要穿白衬衫，外套是一个大人的西装，头上顶着个小鸭舌帽，书包是个很旧的学生皮包，手里要拎着一个行李箱。都装扮齐备，孩子就变成活脱脱的一个小大人儿，实在可爱。忽然一个同事说，二战的时候的孩子都该有一个行李卡，上面写上名字和从哪里来。如果出现紧急疏散，所有的孩子都给送到乡下。这个行李卡就是最重要的身份证明，孩子回家认亲就靠它了。今天恰好是星期四，伦敦真地给炸了，孩子当然不会给疏散走，但是他的话剧不知是否演成了。我没有打电话去问，不想惹得那个万一没演成戏的小孩子沮丧。

到了家，电视还在连续播报，新闻上的恐怖气氛更强了，更多的消息透露出来，更多的人接受采访。有多少人恨不得在出事的时候远离爆炸现场，在出事后又恨不能把自己跟这事件拉得近一些？为什么会这样，不知道。也许是像我一样，期望能有后福吧。现在，这恐怖事件的效果正在慢慢渗透，电视上的英国人个个低头，仿佛要把所有的惊惧都压在脖子低下。有报道说，WH Smith的伦敦街道地图已经一抢而光，看来大家都要走路回家了。住得远的人则在附近的酒馆坐下来，给旅店打电话订房间。不知道走路的人今晚几点才能到家，住店的人能不能找到地方，明天他们还上不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