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读六年级的时候，我们家搬到芷江中学最上端靠城墙的一个大院。这个大院原来是杨永清的宅院。在描写湘西剿匪的《擒魔纪》纪实小说中专门有一章讲杨永清的。说杨永清是土匪真有点冤枉。他曾经是北伐军的师长，参加过北伐。因为不是蒋介石的嫡系而被排挤，觉得不得志，很窝囊。北伐之后，一气之下领着队伍回了芷江老家。他住在县城，民国期间还当选过县议员，算是芷江的名人。与那些打家劫舍，盘踞山寨的土匪不一样。他没有跟蒋介石去台湾，解放军来了，把他抓住当土匪给枪毙了。

杨家大院很大，有六栋房子。其中正面一栋是两层楼房，本来有高高的院墙，但后来撤除了。因为紧靠芷江中学，就变成了学校的房子了。我们那一栋，是最东面的房子。我们住东厢两间，学校厨房的邓师傅一家住西厢两间，中间是堂屋。唐姐住后面一间偏房，就是把房顶斜着延长，再辟出一间小房间来。她的房间与我们隔壁，堂屋后面用板壁隔了一个小间她的厨房。

唐姐当年二十五六多岁，大眼睛，长睫毛，嘴角上有颗黑痣，身材不高，健康丰满。唐姐属于外向型，说话比较率直，总是面带微笑。她当时谈了一个男朋友易老师。易老师是中学的中文老师，精瘦白净，沉默寡言。与唐姐的性格相反，是那种互补型的情侣。易老师只是偶然来来，来了也是闷在房子里不出来，我们常常不知道他来了。

没有听她说起妈妈，可能过世了。知道她爸爸在贵州都匀，有了新家，还有同父异母的妹妹和弟弟，比她小十岁以上。有时放假会来看她，但她爸爸从来没有来过。

我爸爸妈妈都是干部，很忙。我上无姐姐，下无妹妹，只有两个弟弟，于是做饭做菜的任务就光荣地落在了我的肩上。我当时十二三岁，虽然买菜主要还是妈妈买，有时候妈妈没有空，我也得去买菜。当年买肉得有肉票，一人一月一斤。买粮得有粮票，一个月每人24斤。买油用油票，每人每月4两。只有买菜不用菜票，但只能在国营菜场买，因为没有自由市场。而国营菜场的菜很少，还很差。但也不得不买。那时我就觉得买菜好难，比做菜还难。

唐姐很会做菜。而她家的厨房就在堂屋后面，板壁才两米高，一炒菜香味就飘出来了，让我们流口水。其实她的那些菜大家都可以买到，但她就做得很好吃。有时候她会给我送一点她炒的菜解馋，有时候会告诉我怎么炒菜。

唐姐在县工商局市场管理科工作，主要任务是监管市场。那个时候，没有农贸市场，或说自由市场，所有的市场都是国营垄断。粮食有国营粮店专卖，肉食有国营副食品公司专卖，蔬菜由国营菜场专卖，日用商品则是国营百货公司专卖。任何个人的买卖都是非法的。

其实农民是没有粮食卖的，因为他们自己都吃不饱，但他们有蔬菜，鸡，鸡蛋卖。因为农民一个人有一分自留地，一家四五口就有四五分地，加起来也算还可观。自己吃菜就靠自留地种了，还可以养鸡，养猪。养猪因为要吃粮食，还得有猪圈。一般一家就养一口猪，过年杀了自己吃。养鸡比较容易，就在屋前屋后散养，鸡窝也不需要很大。鸡下了蛋才有一把米的奖赏，粮食也不需要太多。

农民很穷，饭都吃不饱，就靠这点自留地种点东西补充一下。

为什么农民当时吃不饱饭呢？

原来传统上芷江山区农民种的是单季稻，后来也叫中稻。单季稻都是高杆稻。因为山高缺水，春天把田埂拢高。春雷一响，堵上出水口，春雨过后两尺深的水就蓄上了。再将两尺多高的秧苗插下去，秧苗大部分在水里，但尖尖露在水面上。就靠这水让禾苗长大，即使天旱，这水也够稻禾抽穗，灌浆，壮籽。水干时也差不多到了九月底收割的时候了。生长期130多天，一亩打个500斤左右，米质很好，饭很香。这样种地人很轻松，旱涝保收。虽然不富，但吃饭没有问题。

后来上面一刀切要求改种双季稻，理论是“两个矮子总比一个高子高”。说如果早，晚稻各打400斤，就是800斤，当年叫纲要标准。能不能跨纲要，是当官政绩最重要的指标，也是更上面的要求。种不种双季稻是走不走社会主义的路线问题，所以大家都不敢不种。反对的干部轻则警告，重则开除或批斗。农民更没有发言权，只能服从。

当年还专门培育了一种生产期只有90多天的矮稻种，说可以抗倒伏。其实倒伏的问题是平原地区的问题，因为平原风大，容易吹倒已经垂穗的稻子，造成重大损失。但山区因为山的阻挡，加上树木多，根本没有大风，没有倒伏的问题。但上面不管，也得种矮杆，种高杆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当年一个响亮的口号是“插完早稻迎五一，插完晚稻迎八一”。三月就得做早稻秧田，必须是薄膜秧田，因为薄膜可以保温，不然秧苗就冻死了。四月中开始插秧。但四月中，山脚下的田早晨水刺骨寒，而山上田的水则一天都刺骨。因为是矮秆稻，山上蓄水时田埂不能高，不然不到一尺高的秧苗会完全淹没在水里。所以只能蓄几寸的水。一遇到天旱，秧苗还没有成熟水就没有了，造成禾苗旱死，颗粒无收。晚稻在7月底种下，夏天以后，下雨很少，山上的晚稻如果缺水，没法灌浆，最后都是空壳，也是颗粒无收。所以，双季稻只有在风调雨顺的年景还勉强可以，稍稍有点旱，则不是早稻颗粒无收，就是晚稻颗粒无收，如果大旱，则两季全部颗粒无收，农民自然就连饭都吃不饱了。

农民就靠点自留地种点蔬菜，地瓜，土豆来弥补，也指望能卖点蔬菜，鸡蛋，鸡，换点钱，买些日用品，油盐酱醋，布匹，农具。但政策规定个人不能卖蔬菜。卖就是资本主义，非法。一经发现，蔬菜被没收，甚至卖菜用的称也会被没收。

唐姐和她的同事的主要工作就是发现并惩罚那些卖菜的农民。

我在读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曾经在一个老干部夫人组织下利用业余时间帮助管理市场，也就是协助唐姐他们的工作。抓“坏人”，而“坏人”就是卖菜的农民。我们人小管不了，但带着红袖章，加上可以通风报信，农民看见我们也会害怕而赶紧走。。

当时觉得自己在做一件很令人骄傲的事情，心里充满了正义感。对于那些非法卖菜的农民，和城里的买菜的主妇为什么知法犯法感到很不解，也比较看不起他们的做法。自己也参与赶过几次卖菜的农民，但没有报告给市场科，没收他们的东西。

我们邻居之间关系很好，出门从来不上锁。夏天的时候，唐姐喜欢吃饭时端着碗到堂屋里来吃，有时我们也端着碗出去吃。大家就边吃边聊。一般是比较轻松的话题，但唐姐有时也会批评社会上的一些问题，很直接很尖锐。

记得有两次唐姐和我爸爸妈妈谈起她的工作，抱怨说她的工作让她很矛盾，很纠结。一方面，国营菜场菜的质量很差，数量也很少。城里的家庭主妇在国营菜场买不到足够的菜，却又不准农民卖自己种的新鲜又便宜的菜。农民没有地方挣钱，就靠卖点鸡蛋，鸡鸭，蔬菜赚几个钱，去买需要的商品。所以让农民卖菜是一举多得的好事，但却要禁止，非常不合理。而她却不得不做，这让她很难受。

我爸爸妈妈听了以后都沉默不语。唐姐说：我知道你们是领导干部，不敢随便评论，怕犯错误。我其实也不应该说的，但这是确实让我想不通，因为这非常不合理。

其实我妈妈也经常买农民的菜，因为国营菜店没有什么像样的菜卖。鸡鸭就全部从农民那里买了，因为国营店干脆就没有卖的。唐姐也知道我妈妈非法买菜，但她从来不说。我们也从来不回避她。

唐姐说，她从来不像其他同事没收农民的菜和称，觉得农民活的很艰难，如果再没收损失就太大了。如果她一个人在小巷见到卖菜的农民，她会说：“你赶紧走，不然让其他人看见，你麻烦就大了”。让农民自己走人而不做处罚。

我第一次听到禁止农民卖菜原来有这么多负面影响，那么我们过去赶走农民小商贩是错误的？这和报纸上讲的可不一样啊？唐姐是我很信任的人，她讲得也很有道理。我觉得很困惑。好在我们很快就上中学，没有再做那种事情了。后来想起这些事来，心里很内疚。

到了1973年，邓小平复出，开始允许农民卖菜了。我也大了两岁，无师自通地学会了买菜。先从农贸市场一头走到另一头，问一下感兴趣的菜的价格，再回头找到我最想买的摊位侃价，稍稍压低一点价就成交了。

唐姐不再需要赶人走，只是管理市场秩序，调节矛盾，甚至帮助买菜的农民。她心情舒畅，也开始热爱自己的工作了。聊天时总说还是邓小平的做法好，让农民有活路，也让主妇们不再发愁“巧妇难为无菜之炊”。

唐姐是第一个让人我开始直面人生，思考社会的人。

后来我下乡当了知青，变成了大小伙后，与唐姐的交谈就多起来了，她也不再把我当毛孩了，讲的都是些农村的生活，知青的问题。

1977年年底，我参加了高考，被北大录取。这个消息当时在县城迅速传开了。唐姐下班回来，看见我很平静的坐在家里，吃惊地说：“我还以为你正在高兴地翻跟头呢！”。她很欣赏我的沉着。

大概一年以后，唐姐生了一个儿子。暑假我探亲回家，有一天在堂屋里见到我，她很认真地问我：“你说给孩子取个什么名字好？”。她说儿子要跟她姓，易老师没有意见。看来她在家里是绝对领导。我想了一下说：唐超吧，超就是赶超的超。她说好。

我当时就是一句戏言，心想唐姐不会当真的。她先生易老师是教中文的，取个名字还不是小事一桩。后来爸爸妈妈搬家了，不再和唐姐是邻居了。我回家探亲也是匆匆而去，匆匆而回，没有时间到处走动。一直没有见到唐姐。

1991年来美以后，一直没有回国。但我要了唐姐的电话，给她打电话问候。她问我，你在美国想家吗？我说当然想，你知道我最想的是什么吗？我现在最想吃芷江鸭。她说，你下次回来，我给你做。

我直到2006年才第一次回国。那次比较匆忙，没有去见唐姐。2011年回国时，去见了唐姐。她还在工商局，但已经退休了。易老师也退休了。他们住在工商局的宿舍楼里。到他们宿舍楼需要穿过芷江最大的室内农贸市场，至少有三个篮球场那么大。里面应有尽有，农民，小贩，买菜的主妇，熙熙攘攘好不热闹。

唐姐请我在餐馆吃饭。她和易老师，儿子，儿媳妇一起来的。儿子三十出头了，大学毕业在一个不错的单位工作，儿媳年轻漂亮。最让我吃惊的是，她儿子还真叫唐超。我向他们表示歉意，说这个名字取的不好，我随便说说而已。但唐姐表示挺好，唐超自己也表示很喜欢自己的名字。

唐姐点了一大桌菜，特意点了芷江鸭。

我们谈了很多，但没有提当年不许农民卖菜的事。

我自己孩子的名都是孩子妈取的，一辈子就只给唐超取过名。本是无意，却成了事实，我感到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