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看过这样一则新闻报道：湖南某地一名叫邹丽君的女子，与夫君感情甚笃，后来她不幸患上了凶险的“脑胶质瘤”。当得知此病随时可能夺走自己生命的真实情况后，她毅然做出决定：“抓紧时间为夫君生个孩子，把生命延续下去，也把夫妻情爱留存下来”，于是不顾医生劝阻，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病痛，冒着生命危险生了个女婴。当孩子仅一岁多时，邹丽君安详地含笑而逝。……当时媒体是用赞颂的口吻报道这一“舍生求子”事件的。
我深切同情这位不幸的妻子，也惊讶她的执着。同时对此事产生了一些想法。
让我们透过感情的迷雾，冷静分析一下这“舍生求子”壮举给这一家三口带来的结果吧。
首先，对这位身患绝症的女子来说，违反医嘱，带病生育，进一步损害了她的健康，促其早亡。况且，带着重病与药物生孩子，不利于优生。
其次，对那位丈夫来说，本来照顾病妻就够辛苦的了，又添了个婴儿，妻子病故后自己又当爹又当妈，更加劳累。而且，带着小孩将来重新择偶很不方便。试问这位病妻，“舍生求子”究竟是爱夫君呢还是害夫君？希望我们大家都承认现实，说真话，不要感情用事。
第三，对孩子更不公平。一出世就没了亲娘，真可怜。自古有妈的孩子是个宝，没妈的孩子象棵草。如果胎儿有选择的权利，他会愿意投胎到一个没有母爱的环境中来吗？
所以，我认为，“舍身求子”有百害而无一利。仅仅为了“把生命延续下去”这一个虚无飘渺的愿望，就做出这个重大选择，付出沉重代价，太不明智了。
类似情况在现实中相当常见，只是表现程度不同而已。在这些事情上，媒体推波助澜，着实“功不可没”。前一阵子不少报纸把贵州“艾滋女”结婚一事炒作得沸沸扬扬，有好心的医生说要想办法帮助身患艾滋病的新娘生个孩子，我更感到不可思议。
我认为：“艾滋女”在治愈疾病之前，不应该考虑生育。
有人反驳说：每一个女人都有当母亲的权利。
我说，确实如此。但是，每一位母亲都有把子女抚养成人的义务，权利和义务是相伴而生的，明知自己无法尽义务了，还奢谈什么权利呢？再说，做为一个公民，我们拥有很多权利，是否每一项权利都要付诸实践呢？工作、享受不也是人的权利吗？

在现实生活中，为孩子奉献一切的例子太多了。
可是，我也曾见过这样一位独特的女人，本来也怀着做母亲的美好梦想，可在怀孕两个月时不幸被确诊为严重心脏病，于是，她毅然做了人工流产，说自己既然随时可能撒手人寰，她“不愿让孩子在没有母爱的残缺环境中成长，更不愿夫君将来再婚择偶受小孩拖累”
同样一种情况，却有着完全不同的选择。究竟谁是谁非？
在讴歌母爱的同时，我们是否可以尝试从另一角度思考问题：人生一世，难道一定要生孩子吗？甚至宁死也在所不惜吗？
我们的周围还有一些不孕不育症患者，成天四处奔波求医，庸医游医借机骗钱发财。在科学高度发展的今天，大多数不孕不育症都可治愈，实在不行还有试管婴儿。问题是，假如这些患者把求医问药的时间精力用于建设自我，享受生活，他们的状况一定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不要孩子，象宋美龄、李银河、杨丽萍、关之琳、潘虹……不是也活得挺好吗？

“每个人都只能活两万多天，许多人辛辛苦苦把全部精力奉献给了子女，那属于他们自己的生活是什么呢？在这个缤纷世界上，值得投入精力的事情太多。不生孩子，我确实有一个遗憾，可是，生了孩子，势必会放弃其他许多宝贵东西，我将会有更多遗憾。”
这是长篇小说《丁克家庭》开篇的一段文字。小说真实塑造了这样的白领丁克一族：他们身体健康，经济宽裕，事业成功，生活充实，却唯独不愿生孩子。
“丁克”是英文“DINK”（Double income no kids）的音译，特指无子女、双收入的夫妇。 据调查：全国约有1700万成年人赞同丁克生活方式。每16对没孩子的夫妇中，除6对是因为生理原因不能生育外，10对是有意放弃生育的。
据上海市妇联一项最新调查显示：结了婚却自愿不育的丁克家庭已经占到上海家庭总数的12.4%
在国外，丁克现象很常见，比如美英两国自愿不生育的夫妇始终保持在15%左右。
也许，那些整天在医院奔波的“不育症”患者，或是因某种疾病被告知生育有危险的病人，都应当读一遍《丁克家庭》，这本书并不厚，是中国第一部反映丁克不育文化的长篇小说，起码能提醒人们：在人生的旅途中，还有丁克这一条小路可走。
曲径通幽，丁克路上同样也有绚丽动人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