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爱自己的祖国不是无条件的。否则我们无法解释爱因斯坦离开德国的合理性，也无法说明数千万海外的中国移民的生存选择的合理性。人出生在某个地方，和阿猫阿狗出生在某个地方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如果是一条狗在他的圈子里，老是遭欺侮，我们就会充满同情地说，怎么不赶紧跑啊！可是我们对人，难道就不能也是抱着这样的同情之心？如果仅仅因为出生在那里，就必须无条件地热爱它，那么，为什么我们要以国界，而不是以乡、以村、以家庭来作为划拨“热爱”的最高标准？谁能够回答这个问题？祖国不是无形的镣铐。

　　　当奴隶在苦难中逃离家园时，谁有权利说，他们是背叛自己的祖国？有良知的人会说，他们只是为了逃避奴役和不幸。如果他们离开的自由，祖国就成了他们的牢狱。他们又无法反抗强暴，难道就只能任人宰割？如果他们只能得到和屠宰场的猪羊一样的命运，为什么他们要和屠夫一样热爱猪圈羊舍呢？憎恨人奴役人的国家绝不可以称为祖国。哪里有自由和人权，哪里才有祖国。

　　　如果像张献忠那样，把四川人杀得“几无噍类”[1]，当吴三桂的军队为满清效力时，四川人还会为张献忠卖命，抵抗外侮保卫大西国吗？面对大西国这样的国家，老百姓连逃命都惟恐来不及，哪里谈得上去爱它呢？除非热中于抽象的国家，否则一般百姓是巴不得他早点完蛋！此时你去抱怨人民不爱国？！

　　　爱国和人权是不可分离的。如果不讲人权，爱国就蜕化成了爱统治者、爱政权。鲁迅说，中国人只有奴隶的时代和连做奴隶都不可得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国家可能很强大，但是却没有人，只有宰割的和被宰割的，只有奴才和主子之分。国家越强大，奴才越渺小。面对世界，只有合群的自大，敢对世界说不。对内，却是一向逆来顺受，被迫害了连声都不敢吱，还要说胳膊扭不过大腿。可作“亡我奴”，让国家骑在自己的脖子上为所欲为。但决不作“亡国奴”。对岳飞、对袁崇焕们来说，他们的国在哪里呢？他们不想当亡国奴，但是他们在专制朝廷面前，都是不折不扣的亡我奴。爱国不过就是忠于一个主子的代名词罢了。没有人权，爱国主义就是有嘴皮无骨头的勾当。虽然没有跪在张三的面前，却跪在了李四的脚下。文化大革命中，这种现象得到了登峰造极的表现，那时，中国人有过围攻外国使馆的“英勇”，但面对史无前例的浩劫却没有多少人气壮如牛的说“不”……其实奴才是没有国的。因为受一个黄皮肤的人侮辱，就要忍气吞声；而受一个黄头发的人欺负，就要拼命。是何理由呢？一个人最需要的是敢于对一切奴役，无论它们是以何种名义，都能够坚决地说不。可有的人却认为是由于鸦片战争的爆发，历史才残酷地拐了个弯，“由此，文明古国步入被奴役，受耻辱的历史轨道。”[2]

　　古今中外不乏利用爱国的旗号来奴役自己同胞的例子，这和山大王没有什么不同：不让别人染指自己的势力范围，为的是自己能够在领地里为所欲为，并且美其名曰主权、内政。

　　比如，朱元璋的北伐檄文就说：“自古帝王临御天下，皆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显示是强烈的民族优越感。提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以“雪中国之耻”的口号，认为“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我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在檄文里，蒙古、色目都不是华夏族类。[3]萧公权认为“此檄词旨激扬，实为二千年中创见之民族革命宣言，而亦中国最先表现之民族国家观念。”[4]在当时看来，中国只能是汉族的中国，不能由夷狄染指。蒙古人当政，就是“冠履倒置”。毋庸讳言，民族革命的色彩强烈，族权论者应该欢呼雀跃才是。不过檄文控诉元朝“使我中国之民，死者肝脑涂地，生者骨肉不相保”。换了汉人统治又怎样？一样残暴--只要想想东厂、西厂、锦衣卫，想想仅胡惟庸案，就诛杀了一万五千人。

　　　比如，著名的黑人领袖马库斯·加维在1920年出版的《世界黑人民族权利宣言》就宣布，“非洲属于黑人民族”。[5]难道除了对白人全部被赶出非洲，就别无选择了？按这个逻辑，南非的印度人、白人、混血儿们怎么办呢？加纳共和国总统恩克鲁玛说过：“在殖民主义的最后痕迹在非洲消灭以前，我们的任务没有结束，我们自己的安全也没有保障。”[6]这位被尊为非洲人民的“解放者”、“救世主”，被推举为加纳人民大会党“终身主席”的人，却将加纳弄的民不聊生！1966年最后加纳人民大会党一党专制的政权被推翻，连他自己也被迫流亡几内亚。

　　　再比如，扎伊尔自1967年起，就受蒙博托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一党统治，他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领袖。他也是世界上最富裕的人之一！冷战结束后，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夫公开谴责他是“独裁者”、“窃权者”，认为“非洲的未来不是由蒙博托之流的腐败者来决定的”，表示美国决心对那些“违反民主、人权的黑暗角落”予以曝光，并进行制裁。难道国内指责蒙博托是“彻头彻尾的独裁者”、“吸血鬼”、“恶魔”以及一切“祸害的根源”的人，都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7]

　　　而乌干达前独裁者阿明是个地地道道的黑人，可在他统治的八年（1971-1979）里，美丽富饶而又安定的乌干达，变成了人间地狱，至少有30万人惨遭杀戮，为了转移人民的视线和不满，煽动民族情绪，盲目排外。1972年下令驱逐所有的亚洲人，导致6万多亚洲人离去，造成经济萧条。[8]乌干达经济一片混乱，而他却挥霍无度，乘坐的轿车都是世界名牌，不是罗尔斯罗伊斯，就是兰吉罗弗等，对腐败放任不管。[9]对于屠杀国民，他的逻辑是：“在任何一个国家，必须有一些人要死，每一个国家要在法律和秩序上有所成就的话，总要有些牺牲品。”[10]对那些冤魂来说，最可怕的不是霸权主义、殖民主义，而是同胞阿明的监狱、酷刑和枪声。可他也会说，今天在乌干达每个人都是幸福的，不要相信犹太人和美国人的污秽报道。[11]只要是奴役和压迫，就是国耻，而不必看看奴役和压迫的国籍是什么！驱狼不是为了迎虎。

　　　国际公约肯定了国际间迁徙的自由。中国也加入了相关的公约。

　　　爱国不能否定一个人的自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小学课本上的封面是英国国旗，课本上对詹姆斯·沃尔夫少将、威廉·莱昂·麦肯齐、路易斯·约瑟夫·帕布诺、约翰·亚历山大·麦克唐纳爵士以及英王乔治五世说的都是好话。但是这些都挡不住美国好日子、惬意的工作和高得多的工资收入的诱惑。”“我就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人只能限于爱一个国家，就像从前只能爱一个女人一样！”[12]他就是那种为人唾弃的惟恐自己不是美国人的家伙！既然我们鄙视这种离开母国，加入他国国籍的人，那那些进入我国的人，岂不是要像过去皇帝对待前朝的降臣那样，当贰臣看待？！

　　　其实，很多事情只用爱不爱国去解释，是行不通的，而且响应者寥寥！民国十三年孙中山还在讲：“现在中国人的心理，对于本国银行都不信用，对于外国银行便非常信用。”在广东，“一般人民都情愿藏收外国纸币，不情愿收藏中国现银。”他认为是中了外国经济压迫的毒。中国人愿意把中国的钱都交外国银行汇兑，愿多受损失，也是中了外国经济压迫的毒。中国人愿把钱存到外国银行，也是中了外国经济压迫的毒。[13]古人讲的“反求诸己”，其实我们很少实践过。

　　　也正因为这样抵制外国货，在中国这样的人口众多的国家，往往只能虎头蛇尾，不了了之。不是说中国人就特别地不爱国，而是有些人宣扬的“爱国主义”实际上违背人之常情。想想看，谁能做到时时恨洋货？

　　当然，我不是说不可以进行抵制外国货的宣传，但是，不能动辄把反对意见指责成卖国主义。1905年，因为美国虐待中国劳工，国内掀起了抵制美货的运动。用美国商品的人就会被骂为“媚美”、“败类”、“奸贼”、“公敌”。连一首儿歌都唱道：“大家不用美国货，全国儿童学了我，不怕美国枪炮多。使他货色无销路，工商无了行业做，不怕美人不讲和。”[14]辛辛苦苦用血汗钱开了一个小店，难道都将里面的美国货都烧了？一家老小，何以为生？洋鬼子没有对付住，自己的同胞倒被折腾的痛苦不堪。一身正气虽然可敬，却会弄的经济凋敝。这就是爱国？我怀疑。更何况中国作为落后国家，无论是在资金还是技术等领域，都需要其他国家的合作，岂能轻言抵制？眼前之意气，长远之利益，我们不能不谨慎权衡。除非我们能够完全自力更生又不落伍，那我们完全可以禁止一切外国产品，否则我们不用美国货，就要用日本货英国货。蚌鹬相争，渔翁得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