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時這篇文章值得一讀， 左右基本在胡扯 ，as usual.  呵呵。 40年前或70年前或者100年前甚至2000年前的思維。沒有什麼東西是2000年不變的， 連基因都變了。在所有至今的貼子裡面， 沒有一個在乎過中國民營中小企業和農民工因此受到的損失，甚至吃飯問題。 

裡面指出，中國的許多技術能力其實都被誇大了， 這於我對中國物理發展現狀的客觀的基於數據的分析結果和60年來的親身觀察一致， 而不是只是喊口號， 自封世界大牛，還到打一耙。 拿出你自己的數據分析出來。萬維20年了，你的數據分析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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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五，白宮把價值2000億美元中國進口商品的關稅提高到了25%。周一，中國提升了自己的關稅作為報復。現在，貿易戰已全面展開——不過它實際上並不真是針對貿易的。

在美國的貿易逆差中，中國的確占據最大的份額。但許多專家好像並不認為雙邊貿易赤字本身是問題——貿易赤字只是其他問題的症狀而已（如果算是症狀的話）。曾任美國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的馬丁·費爾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認為，“美國全球貿易全面失衡是美國經濟狀況的結果——投資超過儲蓄。”他還說，假設將美國與中國的貿易不平衡消除，這種不平衡只會轉移到其他國家去。

不管特朗普總統堅持不懈地追求關稅是搞錯了，還是裝模作樣地把它們作為對中國政府的籌碼，美國繼續堅持加征懲罰性關稅與其說是為了解決貿易問題，不如說是為了改變中國的投資規則。特別是，特朗普政府把這些規則看作是強迫外國技術向中國企業轉移，不公平地幫助它們。

但就連把貿易與技術問題如此明確地區分開來的美國談判人員，往往也忽視了一個極其重要的事實：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建立起來的國際貿易和金融體系，包括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更晚出現的世界貿易組織，都是在美國的主導和扶持之下，積極鼓勵從發達國家到發展中國家的“技術溢出效應”。在世貿組織有關知識產權的協議中，發達國家有“義務”向本國企業提供激勵措施，鼓勵它們向欠發達國家轉移技術。

這種轉移也被認為符合西方的利益：人們認為，貧窮國家實現自給自足的經濟增長，要比依賴外國援助好得多。但中國的表現要遠遠好於實現自給自足的增長。

到本世紀頭十年代末，中國似乎變得過於成功，成為一種威脅：當時西方正在艱難地應對一場重大的（很大程度上是它自己製造的）金融危機。如今，知識轉移對所有方面都好的長期原則正受到質疑。它們是否繼續為全球利益服務，並應該繼續受到鼓勵嗎？即使是中國這種情況？還是應該把中國當作一個例外呢？中國的體量加上國家對經濟的參與，讓它自成一類。

長期以來，美國談判代表抱怨中國對待外國投資的做法不公平。美國知識產權防盜委員會(Commission on the Theft of American Intellectual Property)2013年發布了一份後來經常被引用的報告，據該報告估計，所有國際知識產權盜竊案件中，中國占50%至80%。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在其2018年的報告中指責中國利用合資企業向中國公司輸送技術，未能保護外國公司的知識產權。

但現實情況要複雜得多。

的確，美國公司已經獲得了進入中國大約35個受限制行業的准許，比如汽車生產、石油勘探、核能、電信、銀行和醫療機構，條件是它們必須將技術轉讓給當地的合作夥伴。中國企業正在雷諾-日產(Renault-Nissan)和福特(Ford)的幫助下研發電動汽車。亞馬遜(Amazon)和微軟(Microsoft)被要求與中國企業合作並分享技術之後，才能在中國銷售雲計算服務。

沒錯，杜邦(DuPont)和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已起訴中國合資夥伴盜用商業機密。有時也發生過公開的盜竊，包括在國防部門，比如關於轟炸機和導彈系統的信息。

但是，把所有這些事情相提並論，就有可能把不完善的規則與違反現有規則混為一談，把政府政策與私營行業的行為混為一談。特朗普政府的官員暗示，中國對外國投資要求本身就相當於盜竊。然而，在許多情況下，公司之間的技術轉讓是在兩廂情願、經過談判的商業協議環境下進行的。

此外，在一個國家的某些發展階段，違規或幾乎違規是司空見慣的事情。這一事實並不能讓違規被人接受，但為思考如何最好地應對違規提供了有用的背景。其他快速增長的經濟體，包括20世紀80年代的日本和韓國，也曾遭到不公平地從外國合作夥伴那裡獲得技術（或補貼本國出口）的指責。但隨着這些國家的收入增加，以及自身創新能力的提高，它們開始遵守規則，這通常是在人均收入達到2.5萬美元時。

以目前的增長速度，中國距離達到這個收入水平還有10多年的時間。然而，在保護知識產權方面，中國已經做出了比通常公認的更多的事情。中國美國商會的2019年《中國商業環境調查報告》指出，在接受調查的300多家美國公司中，59%的公司說，中國的知識產權執法在過去5年中有所改善；37%的公司說，中國的知識產權執法沒有改變。（中國在其他方面也在成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美國財政部最近都認定，中國政府沒有操縱人民幣匯率。中國的經常性賬戶盈餘已基本上消失了。）

儘管如此，中國對侵犯專利權等行為的懲罰力度仍然很弱，執法也不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今年3月通過了《外商投資法》，但實施方面的內容太少。實際上，美國提高中國商品的關稅是因為，它認為中國政府背棄了之前的承諾——將結束兩國貿易戰的協議草案中的主要條款寫入法律。

因此，根本的問題是：考慮到過去的國際做法以及中國的非凡發展，中國目前的技術轉移政策是否公平？或者，更具挑釁性的說法是，中國的經濟發展是否破壞了國際經濟秩序？

答案在一定程度上取決於是否存在全球公認的指導方針。就在去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世界經濟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報告中再次強調技術的全球擴散對推動全球增長的重要作用。據彭博社(Bloomberg)報道，中國現在幾乎貢獻了每年全球經濟增長的三分之一。

更具創新性的中國並不意味着競爭力更弱的美國。首先，正如哈佛大學經濟學家羅伯特·勞倫斯(Robert Lawrence)所指出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通常不在同一類產品上競爭。經濟學家張軍等人也認為，中國的許多技術能力其實都被誇大了。中國向西方出口的產品（比如iPhone）中使用的許多更為複雜的零部件都是在其他地方製造的，只不過產品在中國組裝而已。

限制美國“新興和基礎技術”的出口，尤其是與人工智能或第五代(5G)電信網絡有關的出口，將減少知識向中國的流動。但按美國技術專家的說法，這也將損害美國的創新能力。（同樣，特朗普本周以國家安全為由，禁止外國技術設備進入美國電信系統的決定，可能也會損害美國公司的利益。）

從最發達國家向較不發達國家的技術轉移仍是全面有益的事情，包括對最發達的國家而言，即使中國顯著增長的獨特特點要求調整現有規範和管制機制，以便更好地管理這些轉移。

特朗普政府對多邊倡議有本能的反感，不太可能想求助於世界貿易組織或世界銀行。（不過，它應該那樣做，尤其是因為美國通常在世貿組織的裁決中獲勝。）至少提出這些問題的下一個最佳時機是6月在日本大阪舉行的20國集團峰會。中國的經濟增長似乎是對世界經濟秩序的挑戰，但威脅到這個秩序的可能是其他國家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