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个人走上什么样的生活道路，往往并不取决于自己--既不决定于他的天性，也不以他的愿望为转移。至少，在二十世纪动乱频仍的中国是如此。

我生来是一个爱幻想、有几分怯弱又不善社交的人。在正常环境下，我多半会成为一个离群索居的诗人，或埋首古籍的学者。我的父母、我童年的伙伴和我本人，绝不会想到我在三十岁上卷入中国的政治漩涡，成为全国闻名的政治罪人之一。更不会有人猜到，三十年之后，我会重蹈覆辙，第二次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在全中国遭到最剧烈的谴责和批判。

除了暂短的出国访问外，我一直生活在中国：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汉人。然而汉人中有如我这样际遇的人，却又很少很少。我做了许多汉人都会去做的事，但我又确实做了一些一般汉人绝不会去做的事。而无论前者或后者，又都是中国的社会潮流驱使我去做的。我一生中的两次政治悲剧，都发生在中国历史的重要关头。

很多中国人为我的不幸感到悲哀和惋惜。我本人呢，却觉得是一件幸事。我的第一次厄运，发生在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历史为中国提供的第一次良机被错过之时。我作为百万名右派分子之一，不过是较早地分享了几亿人一九五八年之后的厄运。我第二次遭难的一九八七年，中国已走上任何人无力扭转的改革道路：中国命运的这一转折，使我这个“受难者”非但没有遭到什么苦难，反而得到了我愧于接受的许多恩宠。因而此刻当我写这几行字时，我觉得自己是中国最幸运的一个人。

因而回首往事，我并无悔恨。我从生活中得到的东西，远远超出我所付出或我所失去的东西。那些被认为或自认为比我幸运得多的人，他们的墓志铭上是不能刻下这一行字的：“长眠于此的这个中国人，曾做了他应该做的事，说了他应该说的话。”

这样的中国人本来很多，并且也有过和我相似的经历。我的幸运在于我活了下来，并且将活到二十世纪末，因而有机会看到光明终于在中国大地上升起。

第1章: 暂短的梦

政治过早地闯入了我的心灵。我童年最早的记忆，是张作霖被谋杀的事。日本人爆炸张作霖的专车时，我只有三岁。皇姑屯离我所居住的沈阳很近，曾引起极大的轰动，人们曾议论很久，我大约是听到多次别人的追述才记住的。我曾把“专车”误记为“砖车”，十几岁以后才纠正过来。
另一个可怕的记忆则是我亲眼所见了。四岁时，母亲抱着我去看一起凶杀案的现场。我至今还清晰地记着在一座宽敞的院落里并排摆列的五口大小不等的棺材，一律漆成黑色。那家主人是即将赴任的县长，凶手深夜潜入那一排灰砖平房，手持斧头，砍倒睡中惊起的主人后，又将他睡梦中的妻儿一个个砍死。据说凶手对这家人的财产一概未动，因而可以断定是仇杀，这就使这起凶杀案更富戏剧性。我特别可怜睡卧在那三个小棺材中的孩子，想象他们睡在炕沿上的小小头颅被砍断时的惨景。

大约就在这一年，母亲又抱我去看另一场热闹。被枪毙的人是一个三十几岁的女人，据说是个女土匪。人们并不仇视她，而是以惊羡的口吻传述她如何勇猛，双手都会使枪。
我不敢断定，中国人聚众围观处决犯人的风习，是不是历代统治者有意培养起来的。这对于“以儆效尤”自然是最有效的办法。死囚在临刑前游街示众，我想就是为了警戒百姓必须作守法公民。三十年代初期，已经是日本占领之下，我在哈尔滨曾几次见到这种场面：一辆载有一名即将被处决的犯人的马车在闹市通衢上缓缓驶过,前后都有军警簇拥。车上，在左右方各有一名警察挟持之下，一名壮年男子（往往都身强力壮）伫立车中，五花大绑，背后插一个纸标，上写“××犯某”，朱笔勾销了犯人的姓名，表明这条生命的消失是经过合法程序的。我见过的死囚个个都挺胸而立，毫无惧色或愧意，甚至怒目圆睁，傲视马路两侧的观众，大有视死如归的气慨，并且一路上不停地唱着我听不懂的歌，间歇时便大骂当局。这是他们最后的呼声。当时的统治者竟有这种气量，允许犯人在死前的片刻公开发泄其愤怒，恐怕是五十年代以后的中国人所难以理解的。（到了六十年代，在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监狱面前竟出现一个难题：如何防止死囚在临刑前发出呼声，使中国人民对于“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发生动摇?发明出种种器械，直至割断罪犯喉管这种最可靠的技术）。那马车还随时应死囚的指令停下来，有求必应，由沿途的商家赠予酒类或食物。

然而母亲和她的同代人如此兴致勃勃地去观看他人的死亡，或许是出于对于死亡的神秘感和好奇。中国人生活中娱乐实在太少，只有很少人家有乐器，即使富裕人家，去剧场看戏也是件奢侈的事。留声机和收音机则直至我十几岁的三十年代，在中等以下人家也仍很少见。这种生活中真实的惨剧也许取代了舞台上的悲剧所起的作用。

中国的动乱，就这样闯入我幼小的心灵。五岁时我第一次听到炮声，并体验到死的恐惧。那已是在北满，我寄居在外祖母家的时候。我们接连几天躲避在地窖里，不得不出来便溺的时候，舅舅指给我看窗纸上留下的斑斑弹痕。但事后我吃惊而且失望地听到这次战斗并不是发生在中国人和入侵的日本人之间，原来在南山与北山上对垒的都是中国人。

那时我当然不会懂得，中国人内部之争永远要比反对外国人的抗争热闹得多的。

远在四岁以前，我就开始旅行了。父亲在铁路上工作，随着他的出差、调动和全家的迁移、逃难，我便有了很多乘火车的机会。我乘过讲究的二等卧车，乘过普通的三等车（即现在的“硬座”），也乘过装载牲畜或货物的所谓“瓦罐”（俄语音译）车。即使和四十年后的中国孩子相比，我的旅行机会也是最多的。但与人群的频繁接触并没有去掉我的腼腆，不断变换的车窗外的景物，却使我更爱幻想了。

但是必须靠理性去解决的疑问，也开始闯入了我的生活。

我童年旅行的终点是哈尔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