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是中国一个很特殊的城市。它是由中国内地（主要是山东省，少量是河北省）逃荒的农民和俄国人组成的。俄国贵族和商人及其后裔在原俄租界过着与革命前俄国一样的生活：中国人则在简陋、狭窄的空间里繁衍着自己。张学良的统治是开明的，蒋介石国民党的政治势力刚刚开始进入，日本人就来了。
我本人就是山东省农民的后裔。祖父携带全家于二十世纪初越海逃荒而来。父亲在应该上小学的时候帮助俄国人看孩子，学会俄语。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中国参战而不出兵，却派了大批劳工到俄国和法国助战，父亲就是其中一员。一九二一年归国，便在中东铁路担任译员。
贫困的农民远走他乡，也就切断了自古以来的宗法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封建传统。崭新的环境，一望无际的肥沃原野，真正是“天高任鸟飞”，你能否立足和你能有多大发展，就全看你的本事和勇气了。东北人，尤其是黑龙江省人，大都是这样一些开拓者的后代，个人意识、奋斗精神和勇气都比留在本土的血亲顽强了许多倍。哈尔滨市的居民又受到俄国与中国资本主义以及俄国进步文化的影响，自由气氛更浓。
正是这种自由气氛，使文化传统远不如关内各大城市的哈尔滨，在一九三O年代初期短短两三年里贡献出十几名全国闻名的作家。这是包括上海在内的中国任何一个城未曾做到的，也是哈尔滨其后五十年历史中再未出现过的盛况。
父亲从苏联带回了俄国的自由主义，对于我后来的成长起了决定性作用。
我是父母的长子，并且生得比弟弟漂亮可爱，因而成为父母，特别是父亲的宠儿。任何时候，甚至已经到快睡觉的时候了，只要我说一声要吃“洋点心”，父亲便会立即登上自行车，到很远的地方去买来。父亲还一心想把我培养成非凡人物，从两岁起就教我认字。到五岁，我已能认二百多个汉字了。于是我被父母引为骄傲，在亲友面前夸赞不已。然而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我从小就被从邻居的孩子隔离开来，很少户外活动。我的羞怯、懦弱和缺乏生活能力，就是这样造成的。
但父亲也给了我足够的机会去学会海阔天空地幻想。
姊姊刘放是最不幸的。她从很小便被母亲当作料理家务的帮手使唤，又要不离左右地照应我，因而放弃了学习。她只比我年长三岁，却像母亲一样疼爱我。她是我们兄弟姊妹四人中对家庭每个成员感情最深的。她就像前世欠下过债务一样，把自己的幸福一块一块地拿来偿还给全家老小每一个人，心甘情愿地，只能得到很小的回报，甚至全无回报也毫无怨言。
从我有记忆之后不久，日本侵略者就占领了中国的东北部，从此我便在异族统治下生活了十四年。
然而日本入侵前那短短的童年，在记忆中却是很美丽的。那时我们住在距哈尔滨约二百公里远的珠河县（现改称尚志县）一面坡镇。那是俄国人夏季休养地，小镇绿树丛丛，街道也很整洁。蚂蜒河从青山下流过，河水清澈见底。我和姊姊常随舅父去那里钓鱼，看舅父游泳。我们还常到野外采集草莓，给外祖父经营的菜园里捉蔬菜上的虫子，或者去果园里摇动外祖父的杏树、李树，惊喜地去捡拾摇下来的果子。我用小手扒开土地的表层，放进一栒吹脑录净ǎ缓蟾巧弦豢椴ＡВ儆猛谅裆稀５诙煸绯浚一崤艿焦袄矗侔淹涟强频舨ＡВ丛录净ㄓ惺裁幢浠Ｎ抑两癫幻靼孜裁匆稣庵謨儭笆笛椤薄Ｕ馐俏乙簧薪鲇械募父鲈拢哉Ｈ说纳矸萆钤诖笞匀恢小６改暌院螅以俅蔚街泄┐澹丫且桓龃邮吕投脑斓淖锶肆恕�
那是张学良元帅开明统治的最后日子。一切都是宁静而秩序井然的。但日本侵略者的魔影已经在我的生活中出现。那时我是一年级小学生，也和大同学一起，把家里的日货--三角尺、胶鞋等等，拿到校园，扔到火堆里焚烧，看它们化为灰烬。我还和年龄相仿的同学组成小组，到镇上的一家家商店里为关内水灾地区的灾民募捐。我必须先说几句事先学好的话，请他们捐助：他们则觉得我很好玩，常常非让我唱支歌不可。这些活动，尽管也是在老师指导下进行的，但我却觉得是出于自己的自愿。
不久，日本人就侵入了。张学良士兵奉蒋介石之命不得抵抗，纷纷逃散。一顶顶被扔弃到田野里的崭新的军帽，缀着青天白日的帽徽，至今还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日本人强行购买中东铁路使父亲失业了。几年内家境就没落到我付不起学费而必须辍学到街上卖瓜果的程度。我自尊心受到的伤害都是贫困造成的。当学校规定每个学生都必须穿黑皮鞋去参加一次活动时，我却只能穿母亲的女鞋，受到同学的奚落。十六岁的姊姊不得不去酒店当既受鄙视又受欺侮的女侍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更使我蒙受大羞辱。
“这个社会，为什么有穷富之分呢?”--这是我头脑中出现的第一个社会问题。父亲告诉我苏联不是这样，它便成为我向往的天国。但是我要在同周围人们自由的竞争中为自己找到一条摆脱贫困、不受轻侮的道路：我要奋斗!我埋头学习省下午饭钱去租书、买书，兴趣从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开始，很快就扩展到对于变化多端的世界形势的了解。我十三岁时已能读日本出版的杂志，对欧洲战云密布忧心忡忡，对德苏瓜分波兰和苏联进军芬兰感到困惑不解：社会主义国家怎能欺凌弱小民族呢?
买不起新出版的日本刊物，我便到旧纸店的纸堆中去寻找。我的学校太古街小学旁边有一条街，有很多旧纸商，我常常到那里解开一捆捆或一袋袋的废纸，一面担心老板的斥责，一面找寻只须两三分钱就可买到一斤的读物。一天，我打开一个麻袋，大吃一惊，原来里面全是一级违禁品，中文的抗日书刊!又打开一袋，还是。我抑制着自己的惊喜，忖度自己的购买力和携带能力，买回半麻袋违禁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