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不肯赎掉原罪

我心向往之的本来是上海，却来到了北京。我读过的当代中国作家的许多作品都是在那里写的，因而上海在我心中成了自由的象征。正如我四十年后喜欢上纽约一样，我爱从电影上看到那种热热闹闹、丰富多采而又变化多端的大都市生活。北京却正和上海相反。这里一切都透露着周而复始的停滞。我讨厌北京比比皆是的灰墙，甚至对它小巷中的幽静和闹市的嘈杂我也同样不抱好感，因为它们永远代表着中国的过去，我似乎能闻到陈腐的气味。我感到窒息。

然而北京也不喜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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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既无力升学，又找不到一个可以糊口的职位。我不能老是自学。我产生了去解放区追随共产党抗日的愿望，但找不到去那里的途径。到了一九四三年九月，我才能够和我自幼的同学邓迈一起来到天津，有人答应从那里把我们带入解放区。但后来我们得知天津也需要人从事地下抗日斗争，便答应留了下来。我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天津抗日救国联合会。为数不多的年在二十岁上下的、大部是未读完高中的学生，便是这个组织的骨干，这时还没有一个是共产党员，我们都必须自己混饭吃。那时我为什么没有选择国民党而投靠了共产党呢?并不是没有另一种可能。从小学起最要好的五个同学，只有我一人是家境贫困的，其余四人甚至都可以归为资产阶级，然而几年之内，竟有三人自愿投入中共领导的地下工作，都成为共产党员。四十年代初期，国民党在我们心中的形象，并不比共产党坏多少。我见到汪精卫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尽管知道这旗上端那个写着“和平建国“的三角形黄布条已表明它是汉奸政权的旗帜，却仍然站在它下面感动得热泪盈眶，在北京冒险偷听重庆电台的广播，更激动万分，并不认为国民政府的声音就不代表苦难中的祖国。然而我毕竟没去西安参加战干团，虽然在姐夫的家里不难找到这种机会。现在回想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对于青年人所具有的魅力。中国的苦难实在是太深重了，中国人对于改变自己奴隶地位的愿望实在是太强烈了，因而越是主张激烈、彻底、变革的思想，便越是富于吸引力。而国民党却始终拿不出一个纲领，一套口号使青年人热血沸腾。

一九四三年冬天，天津的市民通过我们散发的传单知道了“抗联”这个组织的存在。这些传单，有时从天津劝业商场（市中心一处很高的建筑）向下撒，有时是在拥挤的有轨电车中把一迭传单悄悄塞进车的门缝，行驶中的电车便会顺风使传单撒得很开。我参加的几次行动，是趁黑夜把传单贴到街旁墙上，或塞进人家的门下。有时情绪激动起来，我们就忘记安全，把传单塞进行人手中，甚至打开贫民区居民的房门，径直把传单送到居室之内。经我提议，我还承担了向日本侨民投递日文传单的工作。这项任务，整个过程由我一人包揽下来：我自己草拟传单文稿，自己刻蜡版，由我从当时我在那里工作的日本银行偷出一种印有表格的纸张，自己油印，然后找一个晚上，把一张张传单塞进日本侨民门下。

竟然没有想到可能暴露和被捕，也没有商议过一旦被捕，应该怎样对付日伪当局。在这种活动中，也几乎没有感到恐惧：心头倒是充满一种庄严感和因为冒险行动而感到的激动和喜悦。

这时倘若有人问我们为了什么目的聚集到一起，第一句回答就会是“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要打倒它呢?并不是因为我们很爱这个即使没有日本人的中国，因为它也是不自由的。

我参加革命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解放自己，实现自我。我并不清楚这个“自我”是什么，只不过有一种朦朦胧胧的感觉，好像我身上有一种什么东西，虽然还不成熟，但有一天它会爆发出来，那时我便会做出别人做不到的事。从十几岁到三十几岁，我老是在为这么一个模糊的目标做准备，同时老是觉得自己不行，但将来却会很“行”。我认真地从事我必须做的工作，同时不放弃一点可以用于学习的时间。

然而革命却是从否定自我开始的。我们学会的第一个政治词汇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它和“个人主义”是同义语。以后几十年间从没有人告诉我合理的、甚至应予鼓励的个人利益到哪里结束，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从哪里开始。那时我们同志之间是友爱的，大敌当前造成的“同生死共患难”处境也造就了这种感情，因而没有相互猜忌或倾轧。然而对待自己和自己的同志又都是很严格的，因为彼此都有“原罪”，都必须经常进行无形的忏悔。这时我当然不会知道按照毛泽东主义，“小资产阶级思想”只在知识分子身上才有，工人、农民出身的干部天然的免疫，因而“思想改造”的任务便只能由中国知识分子像十字架般背负起来，直到每个人走进坟墓。

我的问题，是“有点像俄国没落的贵族”，并不是严厉的批判，甚至带点同志式的戏聂。但是“不愿去公共厕所，害怕那里的臭味”以及一次长时间步行中我比别人更觉干渴，却是作为缺点提出来的。我也承认，但心里始终不解：我怎么会像个俄国贵族呢?我的长相有点像俄国人倒是真的，但怎么会“贵族”呢?我只能认定自己“工农化”倒是真的还差得很远。还要到很久以后我才慢慢明白，这可能是由于我常常有几分忧郁。不知为什么，我这一生几乎没有一个时候对于我的环境或对于我自己完全满意过，总觉得似乎少了点什么我所需要的东西。

其实在奉献上我并不落后于他人。我能完成一切交给我的任务。我刻过几年毛泽东著作的蜡版。我亲自撰写和刻印向日本人宣传反战思想的传单，张贴和投送抗日传单。我的勇敢使自己都有些吃惊。我们的饮食之艰苦是我从未体验过的：清水煮白菜加玉米面的窝头，有时因技巧太差，还是半生的。我也不觉其苦。

对于我们工作的对象，要求也很严格。那些人多是商人于弟，经过长时间的了解，反反复覆地思量，仍不放心。所以几年之中，“抗联”的会员和会员中的党员都发展很少。其时已是抗战后期，国内外形势于我们很有利，敌人的控制又相当松弛--他们把监视和惩办的重点放到有利可图的经济犯上去了，因而我们是可以放开手发展的。

对于人缺乏信任，对待自己的同志缺乏宽容精神，这时就已经感觉得到了。

我们几个年轻人，因为别无住处，暂时又没有生活来源，最初就寄居在我们的一位同志杨昌炎家里。这里又是“抗联”的活动中心。

主人的父亲是一个大盐商。他既要从经济上接济我们，又要承担很大的政治风险，而中学生杨昌炎自然不会有独立的经济地位。我们却全然不予理会。这样，当我们的主人和同志在父母压力下不得不要求我们把居住和活动地点移到他处时，他的这个举动就被认为是背叛了，从此变为路人。

在我们和杨昌炎的关系中，早有危机潜伏了。在我到达天津以后，在杨家免费食宿的光棍汉至少有三人，白天还有更多的人到此白吃白喝。在百物昂贵的一九四三年，这不是一笔很小的开支，此外每日来来往往到此聚会的抗联成员有十来人，有时还有北京的地下工作者前来联系事情。一个个都是学生打扮，大摇大摆，进步政治书籍甚至解放区的印刷品就放在书包里。离这条粮店后街一里之遥，便是天津伪警察局。那些日伪特务哪怕只有中共特务百分之一的“除恶务尽”的热忱和本领，也早已把我们这些小子一网打尽了。杨昌炎一家能冒风险准许我们在那里活动半年之久，已经很不容易了。杨老先生对于他的长子和儿媳一定早有微词，我们这些不请自来的房客也不是毫无察觉。但是因为第一，杨昌炎既已献身革命，牺牲就必须是无条件的；第二，杨老先生既然是大盐商，是剥削者，耗他一点不义之财，又有何不可?但问题还不仅仅在这里。当我们发觉杨家父子关系因我们而紧张化时，并不设法去减轻他们负担和减少给杨家带来危险的可能，却要求杨昌炎夫妇表现出更大的坚定性和自我牺牲精神。待他们经不住革命的这种考验时，便把他视为叛徒。迈出这一步并不困难，因为日常的观察早已发现杨昌炎有严重的问题：他曾在一天夜里，大雨滂沱之中，一个人站在海河边上朗读诗句。这分明是小资产阶级浪漫主义和狂热性的表现。他曾喜爱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著作，要作个无政府主义者。这样一个人最后背叛革命，是顺理成章的。假如有人不这样想，又怎样呢?那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是阶级立场出了问题!

离开杨家以后，我们四个单身汉迁到同一条街上一间木制小楼中居住（脚下是一条小街的出口）。十年以后，即中国已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这时作为一个小学的校长的区政协委员，他？应该至少是爱国民主人士了。但当我们到他家作客时，不但仍然不觉得我们对过去的决裂负有责任，还念念不忘他当年的“背叛”，自视高他一等。

四人中间，除一名残疾人外，三人分别、轮流有过短期的职业，靠这点收入和家在天津、家境较为殷实的同志不时给予一点接济维持生活。生活的困苦和不稳定，并不使人愁苦，反倒增添了生活的浪漫情调。我们的工作是传播进步思想。分别对一些个别人或组成读书会的几个人进行工作，先是把进步的文学作品给他们看，然后组织对进步政治书籍的学习。这两类书，绝大部分是抗战前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出版的，现在仍然能成为共产党反对日本和国民党的思想武器（可见国民党也和日本人一样太不成熟了。既然执掌政权，有武力和特务在，为什么就不能把报刊和出版印刷业牢牢控制起来，只准宣传有利于自己的思想呢）。最后，见对象可靠和比较成熟了，我们才把解放区印刷或我们自己刻印的毛泽东著作拿出来。

一九四四年初春，我们那间光棍楼里发生一个事件，使我大为震撼。

一个可怜的舞女引起了我们几个光棍的同情。她姓蒋,幼时被拐卖到上海，受过很多虐待，后来流落到天津，以伴舞为生，常受人欺凌。终于找到一个可以委身的人--一个商人子弟，先是同居，后又嫁到他家。但那人的父母嫌她出身低贱，不肯承认这门婚事，她被逐出家门。我们四人出于同情，收留她暂住到我们的小楼里。用一张床单把一个角落隔开，就是她的居室了。

这时我们四人中有三人早出晚归，只有一个人因患肺病，休养在家。他是我们这个“抗联”支部的主任G，比我年长两岁，相互之间情同手足。蒋做为我们之中唯一的妇女，照顾病中的G，很是周到。一切都很自然。

忽然，我们被告知：G犯了严重错误，不能留在我们中间了。原来他病中与蒋产生感情，并发生了性关系。此外，他还向蒋透露了我们的政治身分。不久，G就去了北京，然后到晋察冀解放区去了。

没有一条明文纪律，规定从事地下工作的人不能恋爱和结婚。也许，婚前性关系在那时已被认为是不道德的?我们接受了对G的处分决定，我还继承了他的职务，但心中却留着一个疑问：是否处分太重了呢?他和蒋之间发生的事，是我第一次在自己身边有这样的经历。我能够理解那是很自然的，既不觉其悖理，也不觉有什么肮脏。我只有谅解和同情。

几个月以后，我随同四位同志一起跨越冀中解放区，到平汉路以东的阜平县中共晋察冀分局城工部去接受任务。人间太少这样的奇遇了：我们正在太行山中向西步行，忽然在一个小树林中遇到了G!我又惊又喜，急忙走上前去握手，急切地问他别后情况。他说现在华北联大学习。当我重回到同行者中时完全出我意料，那位领导我们并主持惩办了G的同志，竟疾言厉色地斥责我不该去见G!我愕然了。对待一个同志和友人，怎么可以这样无情呢?无论如何，G并不是敌人呀。

还要过很多年，我才得知G当时从天津的撤离是很惨的：并不是像我想的那样由天津的组织介绍他去解放区。他是完全被逐出了组织，无依无靠，个人到北京重新找到门路只身去解放区的。

这是我第一次对党的决定发生抵触，也是第一次暴露了我的人道主义感情同革命需要的矛盾。要到我身在解放区以后，这种矛盾才会频频出现。我不得不常常警戒自己必须同这种“资产阶级”的感情疏远，因为不然它就会使我同无产阶级专政疏远，而那是很危险的。我心中逐渐出现一条自我警戒线：不要轻易同情别人的悲哀与痛苦，这种同情和爱只能寄予整个被剥削阶级，否则就容易犯错误。千万不要轻信任何个人，而对于党，则应该绝对信任。

就是在这次太行之行中，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