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住到阜平县一个叫西柏坡的山村。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的城市工作部就设在这里。我们一到，就有人叮嘱我们平时在村中活动都必须戴纱布做成的口罩，以免被他人认出。后来我们在村中见到许多年轻人也都带着口罩。原来这时有许多在北京、天津从事地下抗日活动的青年集聚在这里，分别接受指示和训练。为了提防归去后这些人中一旦有人被捕（同时也担心这些人中现在就混有敌人的特务），不致使他人被出卖，才采取这个措施。

同行的三人中，有两位是代表天津“抗联”总部领导我们这几个人的。我一直以为他们早已是共产党员，甚至可能是从解放区来到天津的老党员。不知为什么，也许是因为自认离党员的条件还远吧：我自己从来没想到过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也并未想到在此停留期间可以提出这个要求。看来，同行的三人一直在等待我主动提出入党申请，而我却迟迟没有表示。最后他们才告诉我他们已完成了入党手续，问我有无此意。我自然表示愿意入党。这样我便填写了入党申请书。

同行的三同志先我而走，我必须多留一些时候，一是等候入党审批手续，同时也因为城工部长刘仁有意派我到我的故乡哈尔滨开展抗日工作，须和我谈一次话。我的年龄正是“满州国”服兵役的年龄，因而我若回哈尔滨，很可能被征入伍，因而刘仁放弃了派我去的打算。一天晚上为我一个人举行了在党旗下宣誓的入党仪式。我朗读了入党誓词，印象最深的一句是“永不叛党”。

第二天，我便踏上了归途。行前，告诉我一句暗语：“我是余先生派来的”。我到天津后，要把这句话告诉我的上级，这才能证明我在西柏坡村真正加入了共产党。
一九四五年三月，我穿着蓝布大挂，走进天津的一家贵族学校--耀华中学。以我的初中毕业的学历，我本应来此就学，然而我却成了几百个学生的教师。靠一张伪造的南京中央大学的毕业文凭，我当上了地理教员。

我的实际年龄二十岁，比假文凭上的年龄足足少六岁。为了显得老一些，我常常点起一支烟来装相儿。后来就上了瘾。

我必须每天准备第二天的课程，否则就一句话也讲不出来了。地理课一周只有两个课时，这就使我能够把这个中学男生部六个年级十二个班都作为我的讲课对象了。高中毕业班的学生和我的年龄不相上下。

我发觉我虽然生性有几分怯弱，但在课堂上并不怯场。若干年后我才明白这是由于我能把听众的注意力立时吸引到我身上来，促使我很快地进入角色。原来我是有一些讲演才能的，而这种才能又和表演才能很近似。一个好演员和好教师都善于镇住自己的观众和听众，使他们聚精会神地看你和听你。这种素质，对于我今后为共产党争取群众和十余年后、四十余年后两度散布“反党”的影响无疑都起了很大作用。无论我面前是几十人、几百人或几千人，我都能够使他们连续几个小时鸦雀无声地听我演讲。同时，也只有这样，我才能情绪饱满地讲下去。会场上一个人打瞌睡或退场，都立即会破坏我的情绪。很多人给公众讲了一辈子话，还感觉不到台上台下之间的这种情绪交流，所以他们能把听众讲得一个个走光。

学生们喜欢我的真诚、热情和无拘无束。在这个管理极严、师生关系刻板的学校里，我的到来显然是带进了一股新的气流。我在课堂上讲世界地理时过于坦露地宣传进步的政治思想，大约也使他们既觉得新鲜，又惊奇我的大胆。

几十年后我仍被人称为“嘴上不设岗”的人，从不善于矫饰和伪装。二十岁时，我自然更为稚嫩。日本人统治的后期政治上相当松弛，我认为学生中不会有敌人的特务，并没有猜错。我的年轻、真诚和全无老师架子，立即换来了学生的信任感，而我又把这种亲近看作对我的期待，于是便忘记我的使命是以教师的身分从事秘密工作，情不自禁地想把这个世界的真情告诉他们，学生的反应--聚精会神、屏气敛声又使我兴致更浓。两三个高中学生曾故意站起来提一些显然是刁难我的问题，我也不看作政治上的敌意，以为是顽皮，一笑置之，照旧按既定方针讲下去。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日本投降前不过几天，我忽然接到从哈尔滨发来的电报：“母故速归”。我像遭到雷殛一样，木然良久。我丝毫没有关于母亲健康状况的预感。怎么办呢?哈尔滨属于“满州国”，归去须办入境手续，而我又是一个有政治使命在身的人，还要经党组织同意。况且，母亲既已故去，我归去又有何用?但是，住在青岛的姐姐也接到噩耗，她决定和寄居她家的父亲一起返乡。

那天晚上，我痛哭了一场。记忆中的母亲，总是满面愁容。由于父亲既缺乏生活能力，对家计又很少用心，全家的忧患便由母亲承担起来。五年前我到北京上学，母亲送我到车站，便分手了。一九四三年这一次分手，她却送我到车上。车开了，她没有下车，一直拉着我的手，流着眼泪，乘了一站车才下去。现在回想，她似乎预感到那将是我们的诀别。

我不记得母亲年轻时是什么样子。分手时她不过四十三岁，已经显得很老。三十年后每当我见到四十几岁的女子还很年轻而富有魅力时，我便会想到母亲，她老得太早了。

日本投降以后，学校里有了三青团组织。我的窗子几次被石块打破。三青团学生公然在课堂上擦枪，有时甚至拿着棍棒追随我身后，直接进行威胁。我不觉恐惧，因为眼见越来越多的学生站到共产党一边来了。

特务学生每天到天津市警备司令部密报我的形迹。终于，一九四六年七月初，我接到党组织的命令：敌人即将进行大逮捕，我是主要对象之一，必须撤离。我丢下全部财产，只携带两本托尔斯泰小说的英译本，匆匆离开校园。

在躲避在一个学生家阁楼里的一个晚上，我和耀华中学的一个进步女学生相互倾吐了爱恋之情。我们站在窗前默默看着天上的明月，约定日后相会。没有拥抱也没有亲吻。我本来早已成熟，不知是什么力量约束着我，使我迟迟未能越过中国人古老道德规定的界限，虽然我并不是一个孔夫子的信徒。

按照党组织的安排，我应该在两个月之后再回到天津。那时华北的党对于国共和谈是抱着希望的，甚至还准备了与国民党竞选天津市长的人选。很难想象倘若国共两党真能在和平竞争中共存，或分别统治中国的半壁河山，中国会是什么样子，两党本身又会怎样。我想，谁要吞并谁恐怕都是困难的，相互竞争和互相监督只能阻止或减缓党的腐败过程。后来的中外历史也证明了和平土改并不是不可能的。那样，几千万人将不致死于内外两场战争（不算文化大革命）和六十年代的饥馑。而只要中国的经济和文化能够正常地发展，中国人口疯狂大繁殖的灾难也许就可以避免了。

然而中国历史却选择了另一条路。

我决定到哈尔滨和久别的父亲与姊姊一起度过暂短的假期。

哈尔滨这时已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森严的军事管制，使萧条的城市更显得陌生，好像所有的窗和门都封闭起来了。这种景象似乎象征着市民在心理上对于共产党的猜疑和疏远。他们在暗暗期待国民党的到来。

回到哈尔滨，最令我震惊的便是关于苏联军队进入东北后犯下的奸淫中国妇女和抢劫等暴行的传说。起初，我不肯相信--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出兵的目的又是为了从日本人占领下解放中国人，这怎么可能呢?然而那么多的人都众口一词，有些人还目睹了苏军在哈尔滨的抢劫活动，这就不能不相信了。学生和市民们对于共产党的疏远和对蒋介石的出于正统观念的崇拜和向往，这一点起了很大作用。我和哈尔滨本地的年轻共产党员都为此感到困窘。中共军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为什么苏共的军队竟如此野蛮而毫不顾及政治影响呢?一种解释是：因苏德战争中苏联损失惨重，兵源匮乏，进入东北境内的军队是从刑事重犯中募集的：第二种解释是：苏军兵士把中国人当作了日本人。然而这些理由连我们自己都不能说服。

我冒称自己是回乡探亲的北京大学学生，配合地方党组织到青年中进行工作，以我的亲身经历揭露国民党的腐败和宣讲共产党是唯一能够拯救中国的政治力量。

国民党的统治从未到达过这个省份，共产党的抗日军队和地下组织却在日本占领时期还活动过几年。然而青年学生和市民们把国民党视为正统、崇拜蒋介石的观念却很顽固。

我又一次发现自己有演说家的才能。在“东北民主青年联盟”成立大会上，我的演讲使我赢得了最多的选票。由于我共产党员的身分还留在天津，我只能作副主席。
我想，我演讲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我的真诚。我真正相信国民党已腐败透顶。我和两名共产党员在天津耀华中学几个月的工作就能使几百名学生（他们中很多人是军阀、汉奸和大官僚的孙男孙女，或商人的子女）改变政治态度，倾向共产党或党所领导的民主运动，使我对党最终会在全中国取胜毫不怀疑。但是我在一九四六年哈尔滨的演讲活动也遇到一个大难题：对于家喻户晓并引起当地居民极大愤慨的红军一年以前的暴行，怎么办呢?必须使人们相信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好的，第一个执政的共产党也是好的，然而它的军队却对中国人进行抢劫和强奸，遇到这个问题我就只能搪塞了，唯一拿得出来的解释是：那支军队是苏联的死囚，不能代表红军。这时我和我的听众还都不知道那些并非死囚的红军在东欧和德国做了些什么。

我到哈尔滨不出十天，国共两党军队的全面内战就开始了。我回天津的计划已经告吹，地方党委决定我留下来工作。我此后的职业也仍然是和与我年龄相仿的青年、学生打交道：当中学教导主任、青年干部学校的辅导员，同时作“东北民青”和青年团的工作。

一九四六年冬，我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对人的轻信，使我几乎犯下一个大错误。有一天在街头，我忽然见到一个自称过去曾和我在中学同学的人，姓田。他正受失业之苦，表示要靠近共产党。我轻率地介绍他参加大、中学生寒假补习班去学习，之后又介绍他到新华通讯社工作。这时正逢军事形势于我方不利，我军准备撤出哈尔滨之时。田某为保险起见，暗地与国民党特务组织挂上钩，而我还在相信他，把一本为准备入党的人而写的小册子交给他看。我为此受到批评，但并不严厉。

我把我见到的所有人都当作好人予以轻信并倾吐衷肠而无任何戒备的毛病，此后也没有改，但回顾几十年生涯，我因轻信个人而上过的当并不很大，因轻信党组织而遭受的损失却不知要大出多少倍。 ．

然而对于党组织我又不是没有怀疑的。一九四七年年初我参加哈尔滨郊区的土地改革。一进村，我们那个工作队的队长就下令把一个地主吊起来毒打，逼使他招认与土匪勾结、隐藏枪支，并要他交出浮财。那人说没有，便打个不停，直至血肉模糊。这是我头一次目睹人对人如此残酷的场面。我没有权力制止，只能躲开。彻底搜查的结果，并未找到枪支，也没有浮财，只搜出一堆破破烂烂的旧棉花（絮）。那个所谓地主也很可怜，不过占有十几亩土地。每个村庄都必须有一个可以作为斗争对象以激起农民仇恨的地主，他是这种需要的牺牲。

一个疑问将留在我心中久久不能解决：从理论上说，中国无地农民渴望得到土地是无庸置疑的。但是一方面，也确有一些地主是经几十年的辛勤劳动，省吃俭用以自己的储蓄购置了小片土地，同时贫农中也不乏游手好闲因而一文莫名的人。和许多地方一样，我们进行土改的地区，穷苦农民也须经过工作队员反复发动，苦苦劝说，才肯到大会上去诉苦和要求平分土地。当时，我们认为这是出于一种恐惧，担心国民党军队可能打过来，害怕遭到报复（这种报复确实是很残酷的）。然而是否还有另一种可能：认为以暴力手段平分并非靠剥削致富者的财产是有悖天理良心呢?

分地主浮财那一天，我参加了。那场面很像美国家庭的“车库售货”（garage sale）。几家地主的服装、日用品等摆在一排桌子上，最贵重的无非是皮袄、座钟之类，甚至包括地主家庭最简单的日常生活必须品。事先已经议定，各家农民应该分到什么东西，我们分别发放就是了。场上并没有什么欢庆气氛。我的心情也不好，好像在做什么亏心事。我又一次发觉自己缺乏党所要求的“阶级感情”。

我早就有一个想法：把地主的土地平分给农民也许是必要的。但浮财，特别是并非金银财宝那一部分生活用品，似乎可以不分。土地毕竟是一种生产手段，而浮财则同作为人的地主及其家庭成员的个人生活有更密切的关系。一方面，为生活所必需，同时，有些对象为纪念品等等，还可能带有很多个人感情色彩。我想马克思倘若在世，他是不会同意这样做的。

主管这次土改的领导干部蒋南翔曾一再叮嘱不许对地主动用肉刑，然而那个违背这条禁令的工作队长也未受到任何惩罚。倘使他在这个村庄找不到一个斗争对象，打不开斗争的热闹局面，他就要被指责为“右倾”了。

来自延安的干部把解放区的传统带进哈尔滨。艰苦朴素的作风和忘我工作的精神使人敬服。但是我隐约觉出他们带来的那些在长期战争生活中形成的生活方式与伦理要求中，有一些与我格格不入的东西。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要求人们思想、生活方式和作风的一律化，我觉得这种气氛是对我的一种限制，内心里暗暗抵制起来。

我从来不喜欢打扮，也无意诱惑漂亮的少女，但不知为什么，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五六年我青年时代的最后十年里，我常常想穿一穿红色的衬衫。这是不是对于单调环境的一种逆反心理呢?大家只能穿同一种色彩和同一种式样的衣装，这不仅是军事生活留下的痕迹或苦行生活的传统，而是表现了维持人们精神生活的统一和单一的要求。我本能地不喜欢这种要求。在青年干部学校工作时，有几天我竟穿起一套父亲的蓝色西装，与周围的人显得很不协调。倒是没有人干涉我。但我对于别人受到的干涉表示不平。哈尔滨的夏天很热，本地姑娘都穿裙子。由于参加了革命，女青年不能再穿裙子了，还得在衬衫外面再穿起干部服来。天热，就卷起袖子。有些延安来的人连这点都看不惯，我觉得就未免过份了。他们也看不惯我的作风，甚至还在会上批评过我不该走路、上下楼的时候都唱歌，说这是“小资产阶级情调”。我照旧唱，而且一唱就唱到六十多岁。回顾那二十二年的政治囚徒生活，我还庆幸自己有这么个习惯呢：经常低声吟唱一定是排遣了我内心的许多悲哀和忧愁，并且在没有自由的时候给了我一种自由感。

一九四六年七月在哈尔滨松花江畔举办的“青年之家”大约可以算作共产党在大城市中取得政权后最早开展的青年工作。一个月以后，成立了东北民主青年联盟，一年后才建立青年团。这些工作，我都参加了。那时，由于政权很不稳固，国民党军随时可能打过来。哈尔滨的学生们又不愿和中国共产党靠近，充满疑虑，所以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年轻人的兴趣，尽量用歌咏、放电影、读书、体育等活动把他们吸引过来。四六年冬举办的寒假学习班，是为了进行政治教育，但也尽量运用讨论的方式，允许各种不同意见表达出来，随着政权的逐渐稳固，青年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更多的信赖，青年团的活动就越来越政治化，内部生活的民主就越来越少，青年团本身的官方色彩也就越来越重了。
伴随全国解放，青年团和学生会就变成了党的“工具”，它的活动方式与内容同共产党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像全国人民一样，青年们以入团为荣，现在是由青年团选择他们，而不是寻求他们的支持了，青年团组织的生命力从此便走向衰落。

(第2章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