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政治生活的冷淡情绪和我对马列主义理论的疏远差不多发生在同时。我自幼理论兴趣很高，去苏联时发点零用钱，也买了一些这类书籍。我从这些书中看到，共产党一经掌权，理论的使命就降低为解释领袖的一本著作或一篇论文，从不提出新问题，很少有作者独立的见解了。贫乏的内容和枯燥的词句令我厌烦。我并不想作个理论家，但当我确认只有革命领袖方能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有所贡献而我们一般人只能学习它和牢记它时，更觉索然无味了。

没有任何决策需要我参与意见。没有什么大的问题要大家去探讨和提出不同意见，一切都在上层决定了。我们的使命就是不停地听和记，然后照办。我感到寂寞了。没有任何民间组织或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团体，全国社会生活事无巨细都由党承包下来统管起来，个人的作用微不足道。

我刚刚结婚的妻子朱洪是政治积极分子。“三反”运动时我们到一个大礼堂开会，团中央数百名干部齐集一堂。台上站着那位被批判的作家萧也牧，是作为贪污分子批斗的。朱洪和大家一起，使劲喊“坦白交代”之类的口号。我问她：你手里有多少罪证材料?原来只有内部传达下来的一丁点儿疑点，要用众人的压力挤出一大堆来。

我个人生活里这时发生一个关系到整个民族前程的问题。我和朱洪不想很快就生孩子。但政府的政策是不准避孕，禁止人工流产。一九五二年起市场上已无任何避孕药品和工具出售。团中央机关一个工作人员年年生孩子，一概给补助，直到生下十一个，过度疲劳为止。毛泽东说社会主义不怕人多。我对人口问题最初还想得很少，但我和我的妻子经常处在她可能怀孕的恐惧之中，而城市里像我们这样不愿生或不愿多生的人是不少的。这使我想到：为什么没有人听听我们的呼声呢?朱洪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去做人工流产，由于是不合法的，她不能在手术后休息。上海的女工和北京的女知识分子中都发生因自己堕胎而死亡或残废的惨剧。

个人有多大自由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呢?随着政治愈益浸渗到每人生活的几乎每一个角落，个人的地位就不断收缩，越来越渺小了。政治利益是以至高无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面目出现的，所以不容怀疑，不容讨价还价，只能服从。我们在办公室、在会场甚至在家里最常听到的词汇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对党（连非党员也是）不忠诚老实（既包括不清楚交代自己的历史或家庭、社会关系中的问题，也包括不坦白自己头脑中的错误思想），自然是最危险的个人主义。没有入党要求是落后的表现，要求入党迟迟不成而情绪波动，也是个人主义。工作中的失误、粗心、对于不感兴趣的工作缺乏兴趣、对于想不通的事情抱有异议等等，也是个人主义。想升学深造，为各种原因而不安心现在的工作，要求调离，甚至夫妻分居多年希望团聚，都属于个人主义。

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是毛泽东在临近全国解放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规定的战略方针中重要的一条。每个人身上都有资产阶级思想，主要又是个人主义。因而每个人都是有罪的，都必须以改造思想来赎罪。而由于“个人主义”囊括了全部个人利益，包括合理的、于革命有利的个人利益，所以思想改造又是没有完结的。

这种思想改造热高涨到什么程度呢?团中央幼儿园里一位女干部，每星期六当她丈夫一周一次回来度假时，首先要他汇报这一周的思想，然后再过夫妇生活。这是个极端的例子，在我们中间传为笑谈，但其实我们不过是以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从这时起，“把个人交给党”，“把一切献给党”，“一切听从党安排”这些口号还要流行几十年，没有多少人怀疑过一个政党有什么权力向一般公民提出这种狂妄、蛮横的要求，更没有人识破，这个对于共产党而言是一种僭越、而对于人民则是一种侵犯、剥夺和侮辱的口号，竟然毫无阻碍的变成至少是大陆城市居民的道德准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现实。当然，一定是有人像我一样对这种宣传感到不舒服甚至厌恶的，但是在那种政治气氛中，又有谁愿意或敢于说出来呢?党的权威是那样至高无上，而这种绝对权威却只能通过代表党的个人来实现。这些个人在执行改造他领导下的许许多多个人时自然无暇也无须改造自己，而他们的特殊地位恰恰对于养成最可怕的、最终会祸国殃民的个人主义是非常适宜的土壤。在共产党掌权后只须几年，这种几十年也医治不好的病症就会蔓延开来了。

保证党的权威在党内是铁的纪律。在战争中和地下斗争中长大的党，从来是下级服从上级压倒了少数服从多数，而上级也就只能是个人。我进入解放区以来常常怀疑的就是这种纪律，一个党员对上级的服从是否应该有个界限呢?明明错的，也要服从吗?这种疑念不是无缘无故，而是觉察到上级并非总是正确的结果。大约是一九五二年，在中国青年报社的编委会会议上不知怎么讨论起这个问题来，有人把可能发生的荒谬推到极点问道：“上级叫一个党员去杀人，他也必须去杀吗?”这时，我的一位老朋友、延安时期的老干部竟然说出这种话来：“也要去杀！”我听了既惊异，又觉得应是意料之中的事，因为我多年来已经感觉到“铁的纪律”在实践中能够变为同它原来的意义全然相反的东西。但那时我还不知道，革命党竟可以变成法西斯，而且就是从纪律这里开始演变的。

这太可怕了。我不能预见几年后的反右派运动中人们真的按照党的领袖的意志去“杀人”--从政治上处决一百万人，更料不到十几年以后文化大革命中真刀真枪的大规模杀人。当时令我感到惊恐的，是已经存在的现实：人们对于按照党的领导的意图推行的一切，全然接受，即使是对于自己命运的不合理的判决。一位二十岁的姑娘，编辑部人公认为很有才干、并且肯定会成长为一个好记者，仅由于恋爱中的过失--和一个已婚的干部发生性关系而怀孕，被开除青年团团籍并被赶出了中国青年报。没人提出异议，她本人也顺从地走了。走得悄然无息，以为自己是犯了无脸见人的大罪。

人们不是不能料到这样将毁掉她的一生。但是即使我，也止于默默同情，却仍然觉得她有罪。传统的性道德观念和党的无情裁决配合得很是默契。

随着“三反”“五反”运动的结束，政治运动暂告平息，举国投入一九五三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我在编辑部分管青工部，而工业建设是全国重点，工作忙碌起来。

学习苏联的作法，我在报纸上连续报导青年工人和技术人员在生产和技术革新方面取得的成绩，用以发动青年投身建设，组织社会主义竞赛。报导中有许多机械工艺、技术词汇和数字。对这些，我没有多大兴趣。

几年来这张报纸（也不仅是这一家报纸）充斥版面的都是各种好消息：政治运动的进展，经济领域的成就，各方面先进人物的英雄事迹，再就是解决青年人各种“思想问题”的讲道理的文章，常是就青年人中一些十分琐细的“错误认识”、“思想顾虑”做一番训诫或说教，目的是引导他们接受党的某一项政策或参加某一场运动。不知为什么我对这种文章十分反感，但五十年代它却非常走红，竟成为流行一时的文体。

在报纸上看不见不同的意见，看不到对生活中除群众的“错误思想”以外任何消极现象的报导。读者只须知道党和社会主义的成就，好像这才不致动摇对二者的信念：只须看英雄们的道德风貌，和倾听各种训诫，这才不致堕落。此外，不必关心和了解这个世界，自己身边和个人生活中的任何事情，“一切听从党安排”了。

报纸的单调、枯燥的面孔和单向宣传，在有一点上却是真实的：我们的生活也是如此。

我不满于此，我要改变这种状况。我试图发过几篇批评官僚主义和工业生产中严重浪费的稿件，通不过。这正是中国在各方面都以苏联为师的时期。我奇怪了：报纸也在学苏联，为什么单单在公开开展批评和反官僚主义问题上却学不得呢?这个疑问今后将烦扰我三十年，我将两次为我的这种企图付出仅次于死亡的代价。

用以后批判的语言，我这时已经开始“自我扩张”和“按个人的面目来改造党”和“顽强地表现自己”了。我认为工人阶级既然是“国家的主人”，就不应是生产的工具。他们应该“目光四射，关心和干预一切有损国家利益的事情”。我决定到生活中去寻找这样的青年人，放在突出地位给以表彰。

我向记者们布置去寻找这种人。我在来稿中搜寻。我亲自到天津市工厂和商店中去寻觅。结果是一场空。偶尔找到一个两个，也都是有较多缺点的人。

直到一九五四年，我才终于在沈阳找到了我心目中的英雄。

像每次我来到地方团委的青年工人部一样，在沈阳团市委，人们也照例向我介绍了一连串劳动模范的事迹。这种人是当时报纸上走红的人物，改良一种刀具或机床的其它部件而使劳动效率提高几倍到几十倍的劳动模范，我在我们报纸上就宣传了很多。大约是对方觉察我听得厌烦了，见我不再记录，便不再说下去，但像是忽然想到一件有趣的事，他自己对自己笑了起来，说：“有一个怪人，原来也是劳动模范，现在却不是了。想听一听吗?”

我的精神立即振作起来，他便继续说下去：“这个人是车工，很聪明，常搞技术革新，多次受到奖励。名叫杨有德。他的毛病是不太安份，爱管闲事，老爱指手划脚。下工以后，常到别的车间转游。那时机械七厂正突击制造朝鲜前线需要的一种矿车。杨有德闲下来就常到那儿去观看操作情况。他说，矿车轮子的圆度不够，怕要出问题。技术员不听他的，继续生产。果然没多久，很多矿车被退回来了：轮子都破碎了。工厂生产风扇，他又去看，说扇叶的角度不对，人家还是不听他的，不料又被他说中了。这种事发生了多起，每一次杨有德都得罪几个人，于是他就成了不受欢迎的人物了。”

我决定去看看他。

杨有德二十五六岁模样，穿得干干净净，坐在厂部安全科的办公室里接待我。我心里暗暗惊异：他为什么不在车间了呢?他的相貌也使我意外：面色白晰，文质彬彬，根本不像个工人。尤其是那双眼睛，很亮，但透露着忧愁和不安，很像是个神经质的人。原来他已被调离车间，现在成了专管技术安全的职员了。脱离体力劳动这本来可以被看作一种提升。可杨有德并不愉快，他苦笑着说：“这样，我就被拴在办公室，不能走进车间挑毛病，干部们就放心了。”

杨有德把我领到他家里，一间进深很浅的小小房间，墙上、桌上放满了书，其中居然有一些日文技术书籍。床上放着一满盆水，旁边是没有叠好的被。杨有德见我不解的样子，便解释说：“我是在试验搞一种消声器。”

有一个车间噪音太大，震耳欲聋。杨有德便找来许多技术书，决定自己设计一种消声器。好些天来，他每晚把自己和一盆水蒙在被子里，不断敲锣，观测水面的波动，惹得他妻子很不耐烦。

这并不是厂长或科长交给他的任务。这无疑要耗去他很多业余时间，失败的可能性也许比成功的更大。是不是因为寻找、发现和创造的过程本身给他以很大乐趣呢?可能。但他又不是那种邀游在科技世界里的发明家。他不是车间主任，却比主任更关心车间里发生的事情；他不是厂长，但看见生产出了很多废品却比厂长还焦急。为了改进一种产品的质量，他改进设计，图纸交上去，几次都遗失了，仍然不顾别人的厌烦频频过问，直至产品有了改进。他常常在工厂门口拉住厂长，指出他讲话和工作中的失误。在干部中间他成了不受欢迎的人，以致必须把他调到一个只有很少机会提意见的工作上去。最使领导人不满的，还是他常常把不被接受的批评和建议投到报社去。

我写了一篇通讯，希望杨的这些品质能在青年工人中普及开来。几年以后我才认识到这是很难很难的。五十年代初期正是大批青年农民涌到工业部门之时。走进城市和工厂，能吃饱饭而且是细粮，又有固定的货币收入，他们就非常满足了，生怕失去这个地位。要求具有这种意识而又文化不高、视野狭窄的人像杨有德那样行动，是根本不可能的：又何况中国的政治环境不是助长而是限制和压抑这种性格的发展呢!杨有德是个知识分子化了的工人，他甚至还懂一门外语。

(第3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