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命运的预演

一九五五年的夏天，是我记忆中北京最炎热的一个夏天。夜晚，小巷子中的居民都到街道上来露天过夜。不断传来行人中暑而死的消息。
我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个超级危险：我成了个反革命嫌疑！对我的审查就在这个夏天达到高峰。

事情是从我本人对于“反革命分子”缺乏警惕开始的。在我领导的青工部里，有一位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的青年编辑朱志焱，他父亲曾是国民党中将，他本人也是肥头大耳，一派武将的长相，到电影里扮演一名国民党将官是很合适的。他业务能力强，工作中点子多，也看不出什么异常表现，我便把他看做为同志了。年初，党委向我打招呼，说此人政治上可疑，使用上必须注意。我没有表示反对，但也没有真正重视。不久，第一机械工业部要开个什么会，通知我们去取记者证，我就把朱派去了。他本应在上午回来，却迟迟不见踪影。原来他取记者证时同时取回一大包会议文件，自己跑到宿舍看去了。下午快下班时，他才到办公室来。青工部的积极分子是从未在文件上划了些红道道断定他偷看了文件的。这时我发觉自己办错了事。我为自己辩解的理由是：我是让他去取记者证的，谁知道那边同时发了文件!心里则仍然认为朱不是坏人：他若是为窃取机密而偷看文件，还会拿红笔在那上边乱划吗?

当我察觉对我的不信任时，我以为就是这件事引起的。肃反运动开始后，朱被隔离了，关在我当时居住的那幢红楼的二层楼上。我每天进出自己的家，都要经过正对着楼梯的他那个房间。我知道秘密审讯还在进行。十年前我就听到关于延安整风期间“疲劳轰炸”式连续审讯的传说。 每当我经过那间临时囚室时，我的心情是复杂的。朱志焱真的是反革命吗?我怀疑。但是我又不能完全不信肃反领导小组依据他们所掌握的材料而做出的判断。对于这种审讯方法我不以为然，但倘若朱真的是个敌人，那么为了“革命的需要”就任何手段都是合理的了。

青工部当时有八名编辑，五名都不是党员。我知道，朱和其余四人确实不同，他并无加入共产党的迫切要求，因而并不努力“靠拢组织”，做出进步的表现。在当时，有那种家庭成份的人，一般也根本不能入党，所以也不奇怪。他有才，自信，不肯随人俯仰，这就会使人认为他对于共产党缺乏感情，怀有二心了。而那些积极要求入党的人，就要像党员一样要求自己对党组织坚信不疑，保持强烈的阶级斗争观念，因而对于朱的日常表现就不能不保持警觉。肃反运动一开始，这种状况就加倍浓烈化了。

我的那个部里，肃反工作是由一个姓丁的女党员负责的，我和另一名党员并不参预其事，肃反人员自成系统，照例也并不把有关情况告知我们。但我们可以参加揭发朱的问题的会议。大家一起凑材料：朱的平时表现有什么可疑之处?由于朱这个人言行随便，现在又用的是“放大镜”，可疑迹象是不难找到的。比如，一九五四年夏季中国一些河流泛滥成灾，北京霪雨连绵，朱就表示过嫌雨还下得不够，希望下得更多一些。这不就是敌意的流露么!然而他的话当时是否可能有其它含义，比如说“天气太闷，雨下透了就好受了”?还有：一个真正的敌人，他会毫不掩饰自己的敌意吗?这就不予考虑了，也永远不会有人在这种场合提出异议的。对于朱可能是反革命的最有力的论据，是每当胡耀邦到报社来，朱总要去跟胡的司机搭讪，以致和他混得很熟。朱还常常坐进胡的汽车。这是为什么?若不是企图窃取机密或杀害胡耀邦，他会这样做吗?

这种讨论，同时也是肃反人员观察和测验所有人对于肃反运动以及如朱这样已断定为反革命分子的人的态度的机会。当时，我却还没有领会到这一点。

没过多久，我便发觉自己也成了被怀疑和审查的对象。一些会议不让我参加。一些文件不给我看了。我以为不过是怀疑我和朱的关系呢，这确是一个原因，但不是主要的。

忽然，有一天在一楼至二楼的环形楼梯靠墙的一侧，张贴出我的两篇未获准发表的文章的校样，和我正在写作中的一篇作品的初稿。这张墙报的标题是：“请看刘宾雁的反党思想”。这是我的姓名第一次和“反党”的字样连在一起。我不免有些惊讶，颇感不快，但不知为什么：心中却并无惊恐，相当镇静。

张贴出来供批判的有两篇已发表的文章和一篇文章的草稿。我批评一些医生缺乏人道主义感情和经济干部挥霍国家资财，文章的题目是《冷》，结尾的一句话是：
“果戈理的一个短篇里写过一个人清早上班时忽然发现他丢了鼻子。我们这里，却确实有人每天早晨上班时只带了工作证，却把心遗忘在家里。”

有一种感觉，在我心里已存在很久，那就是：在中国人的人际关系中，原来存在的那种正常感情好像逐渐淡薄了。

我最早感受到的冷酷，是医生对病人的态度上。也许因为这是各种职业中最人道的一种吧，从五十年代初期每听到医生的冷漠和不负责任给病人带来的痛苦，我便很激动。一度想提议在所有医学院中设一些人文课程，主张缺乏人道主义精神的人无资格作医生。现在，我把这个想法写进了《冷》，其实远在这篇文章写成之前，“人道主义”和“人性论”已经被党的宣传机器，多次作为资产阶级的敌对思想攻击过了。每个人都是一个阶级的代表，因而抽象的人性和抽象的、对所有人的爱是不存在的。

此文的罪名，是污蔑了社会主义。我们这里既是社会主义社会，就应温暖如春，人和人的关系必然是亲如兄弟，怎么会有什么“冷”呢?

另一篇短文，更重要，因而问题也严重得多，题目是《新的声音》。

“多少次，我想起这个人的眼光：他抬起泛红的、激动的脸，闪光的眼睛像要吐出什么东西。可是环视一下周围的人，这双眼睛又羞愧地垂下去了。这一刹那，我彷佛听到一个声音：不要抢先，别露锋芒；别人未说，你又何必?就是这声音，熄灭了那双眼睛中的火光。”

这篇文章，是我几年来寻找“敢于提出不同意见者”的过程引出的结果。我的动机写得很清楚—“我们的建设事业顽强地提出它的要求：更大胆些，多说些新鲜的、有用的话!告诉我，是什么东西在阻碍我前进?为什么我听到的声音是那么少和那么微弱? 大胆地走到生活的尖端，去发现新的问题，提出新的办法，最好地实现党提出的任务。宁肯要十个也许不完全正确，但有一定根据的新的意见，也不要一百个没有错误，但是鹦鹉似的学舌。”这就有点不合潮流了。

我还批评了一种人：“一张永远为别人微笑着的脸，眼睛谨慎地追随着会议主席的面部的表情的变化，嘴里随时都准备着‘是啊！’‘对!’......我不了解，这种人将长久地成为党的宠儿，和那些“只愿意说而不愿意听”的人结合在一起，在今后的中国历史中将显示其左右一切的力量。

在张贴这张墙报之前，对我的审查是秘密进行的。编辑部大部份人不知道我出了什么事，故仍然一如既往地说说笑笑。我曾以为，经过一番审查，会查明我没有问题。这张墙报的张贴，表明“他们一对我的怀疑又有所加深。我向“反革命分子”的深渊又靠近了一大步。况且，我知道人们会相信张贴墙报的人而不会相信我，因而我会立即被孤立起来。我站在墙报前分析自己的心理反应，很是惊异：墙报上张贴出这些文章，是一种公开羞辱，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同时又是一种威胁，但是我的心情为什么这样平静呢?

首先，我不相信我的日常言论和文章中的观点是错误的。我有足够的论据和任何人争辩。其次，我觉得怀疑我是反革命分子是荒唐到极点的事。我同朱志焱的关系，他们也可查明。仅仅是时间问题而已。

我并不是一个自信心很强的人，但是这事件荒唐到如此地步--我，一个从我的所有亲属到我本人都未曾受到革命的任何伤害，我本人历史上也没有任何可以怀疑之处的人，我关于自己的历史与现在的政治、思想状况从无任何隐瞒，我为人行事光明正大，怎么会被怀疑为反革命分子呢?这是一个太大的误会，因而不可能持续很久。但是，为了防止妻子为我担惊受怕，我决定把我目前经历的一切向她隐瞒起来，而我的隐瞒居然十分成功，她竟然丝毫没有察觉。

几天以后的一个早上，报社的秘书长找我谈话。他像从来一样和善地微笑着告知我：因工作需要，我的工作需暂时变动一下，到总编室去工作，青工部主任的职务由他人接替。我心里本来作了更坏的准备：他们不是不可能把我像朱志焱那样关起来审讯。因而，工作调动要算是很客气的措施了。青工部经常接触工业建设方面的机密材料，还往往要和政府高级部门打交道，我既已被怀疑为敌人，自然要提防泄密，总编室则是报纸编辑的最后一个程序，只须看各部门已编好的稿件，并且发或不发什么稿件并不由我一人作主，一个阶级敌人从事破坏活动的机会自然要小得多。于是我回以同样和善的微笑，回答说：好。第二天，我就到另一个办公室去上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