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我看见危机，同时走向自己的危机

一九五六年三月，我又一次陪同人民日报社社长邓拓出国，到华沙参加国际新闻工作者协会的理事会。途经莫斯科时，我曾到高尔基文化公园一带走了走。这是斯大林死后的第三个春天了。早春天气，那年暖得很早，街头已见少女们穿上春装了。望着春风吹拂着少女身上丝绸般轻飘飘的白色风衣，仿佛是政治春天的信号，我觉得莫斯科的气氛已经轻松得多了。这时，我还不知道克里姆林宫里正在开着苏共二十次党代表大会。

华沙的气氛就显得低沉一些了。不知是否同贝鲁特刚刚逝世有关。商店的橱窗里摆着他的相片，上面挂着黑红两色的丝带。市内已见不到战争留下的废墟。苏联援建的华沙文化宫，造型风格酷似莫斯科大学，和四周的建筑不大协调。

邓拓早已是闻名于中国新闻界的才子。他出身福建省的书香门第，十一岁起便能赋诗。抗战期间曾任晋察冀边区的晋察冀日报》主编。我是在一九五四年才和他有个人交往的。因为一九五O-一九五一年间我曾陪苏联青年代表团走了大半个中国，并为他们的多场演讲作翻译，北京的知识分子和干部觉得我口译很好，对我印象颇深。我可能有一点口译的才能，那是一种紧张的工作，因为有几个过程--理解、记忆、重新组织必须同时在头脑中进行。我年轻，认真，并且有过讲课和演讲的多年经验，因而比较善于表达，大约也起了一定作用。一九五四年春，苏联《真理报》总编辑谢皮洛夫（Shepirov)邀请《人民日报》派出一个代表团赴苏访问，邓拓便想到了我，请我担任翻译。

以邓拓的资历、地位和才气，他仍然保持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风度是不容易的。这使我敢于向他提出不便向不熟悉的长者提出的问题。在莫斯科的旅馆里，有一次我请他解答我的一个疑问：朝鲜战争究竟是南朝鲜先开火，还是北朝鲜先动手的?他毫不犹豫地作了答复。他的坦率和不顾及可能不利于他的后果，当时使我颇为感动。

他也不向我隐瞒他心里的烦恼。有一次，我向他谈起《人民日报》编得不好--党政领导机关的文件太多，很少见到关于中国下层实情的报导和人民群众的呼声，根本没有对领导机关的批评。他同意我的看法，表示他自己也不喜欢他主编的这张报纸。为什么不能办得更好呢?邓拓向我坦露了他的苦衷：“苏联的《真理报》，总编辑向来都是政治局委员，比如布哈林，现在的谢皮洛夫。我呢，连个中央委员都不是。政府的部长很多人都是中央委员，他们每个人都可以批条子，让《人民日报》发表他们的讲话、文章或会议报导，我明知那些东西都是读者最不喜欢的，可是我拒绝得了吗?”

还要经过很久以后，我才能明白，邓拓的这些话不仅仅是因为不能较为独立地办报引起的，这裹还有一个知识分子在党内的地位问题。在两年以后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邓拓依然未能进入中委，连资历比他更老的周扬，主管文艺和意识形态工作历史最久，这方面党内再无修养比他更高的人物，也是始终连个中宣部长都当不上，到一九八二年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才被选为中委。按工作需要和他个人能力，早该是政治局委员了。

这次访苏的新闻代表团，除《人民日报》的几位编委外，还网罗了中国几大省市报纸的总编辑。后来成为“四人帮” 一员的张春桥，此时是上海《解放日报》总编，也在其中。此行主要目的是向《真理报》学习经验。时间表排得很满，每日上、下午各一场，由《真理报》各部门主任介绍工作经验，主要翻译是我。

代表团的成员们大都认真对待这些经验，准备归国后用到自己的报纸上去。邓拓看来却并不满足。显然，凭多年办中国党报的经验，他并不认为苏联的一套经验很完美。他在思考更深一层的问题：报纸的使命，它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是什么?他企图寻找另外的道路，因此，他委托我去向苏联人打听，能否找到西方国家新闻学的理论书籍，然而遗憾得很，没有，一本也没有。

两年以后到波兰，邓拓又一次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我本以为在这个更靠近西方，比较自由化的国家里，邓拓的需要应该得到满足了。但四处搜寻的结果，竟然也大失所望。

这时，波兰的新闻界已在发生剧烈的变化，邓拓和我在会议之暇访问了《工人论坛报》和《华沙生活报》编辑部，听到的情况是令人兴奋的。哥穆尔卡放宽了新闻自由，报刊对奉行了多年的苏联式新闻制度有了一些突破，对于党和政府工作中错误、缺点的批评更大胆了，不再把报导限制在狭窄的行政、经济领域，而是把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收入视野，在这些问题上许多非正统的观点也公开表露了。对于西方社会状况，开始了客观的真实报导，不再局限于“失业、罢工与犯罪一了。党中央机关报《工人论坛报》上竟设了一个专栏，定期报导资本主义各国科学技术的新成就。仅这一小小突破就令我惊讶。在中国的报纸上，这也是绝不能允许的。

我走进华沙街头的阅报室，窗明几净，也相当宽敞。报架上陈列着多种外国报纸，任何市民可以自由选阅。不但有外国共产党的《人道报》、《团结报》等．还有《泰晤士报》、《世界报》、《先驱论坛报》等我们历来视为反动的报纸。文化和思想上的开放之大胆，超出我的想象。那时我没有想到，再过三十年，中国仍未能迈出这一步。

我们在记者俱乐部就餐。会议的后期，常见一些波兰同行窃窃私语，面露掩盖不住的喜色。有时还见到他们在悄悄传交一个大信封。后来才知道，那就是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波兰的同行向我简要介绍了很多这本文件的内容，我为斯大林的暴行震骇不已。

会后，我们参观了几个城市。一个晚上，在但泽港（战后称做格但斯克》的海员俱乐部我见到一个年纪不轻的波兰女人，面前放着一杯咖啡，独坐在那里久久不走。我猜想她在等待着外国海员饮客。中国也将向更多的外国商船开放。长时在海上航行的海员，停泊时不会不去寻欢作乐的，但以中国在两性问题上的严格戒律，非但政府不会允许娼妓的存在，老百姓也不会准许的。怎么办呢?我认为只能让外国海员规规矩矩在中国海港过点禁欲生活了。这时和以后一段时间，苏联在这方面的限制也比较严格。记得就在这一年秋天，《文学报》还刊载过一首诗，批评波兰的姑娘为一支口红或一双丝袜而出卖自己的贞操。但是不出几年，六十年代初期的苏联报纸上已透露苏联有卖淫现象了。

“社会主义制度下不会有、也不准有卖淫行为”这条不成文的法则，当时在我头脑中还很牢固。

从波兰返国途中，《真理报》请邓拓到莫斯科郊区休养，我则受V．奥维奇金之邀，到库尔斯克他的家中作客。

这时，距斯大林逝世三年，苏联已经发生一些变化。文学界的新潮流--主张作家写生活中的阴暗面和干预生活的潮流已经兴起。走在最前面的是奥维奇金。他从三十年代起开始写作，但并不多产，也没多大名气。斯大林逝世后，从一九五三年他发表批评苏联农业政策的特写《区里的日常生活》起，一举成为苏联最引人注目的作家。

接连几天，白日，奥维奇金在他的书房裹用打字机写作，我则坐在他的客厅裹阅读他收到的各地读者来信。很多信，是斯大林时代寃案受害者向作家倾诉自己的悲惨遭遇的。另一些，则是揭露农村和城市裹的各种弊端，希望奥维奇金去采写的。读者们为他近几年的作品向他表示感谢，敬佩他的勇气，勉励他继续写下去。我被读者对作家的这种感情深深打动了。来信之多，我也印象很深。

每天晚饭后，我便和应奥氏之邀而来的库尔斯克市的作家们交谈，有时是和奥维奇金长谈。他对中国的情况仍然十分关注，对我们的国家有很深的感情。

一九五四年秋季，我曾陪同他和一群苏联的新闻工作者走遍大半个中国，为他们作翻译。在我同他会面以前，已经读了他一九三O年代至一九五三年所写的主要作品。在苏联实现农业集体化后不久，他就公开揭示了农村中的重大弊端。在他战争时期所写的一部中篇小说《致以前线的敬礼》里，他通过一个负伤返乡休养的苏军战士写给前线战友的信件，对于农村干部依恃特权为非作歹和代替出征的丈夫成为农村主要劳力的苏联农妇的艰重负担，作了痛心疾首的揭露。斯大林死后，奥维奇金成为苏联文学新潮流“反对粉饰现实，大胆干预生活”的带头人。他的第一篇特写《区里的平常日子》（中译本书名为《区里的日常生活》）揭露了苏联农村体制与农业政策的弊病长年来对于农村发展的破坏，刻划了后来成为苏联通用代名词的一个区委书记--官僚主义者，在全国引起轰动。从此，他的特写几次在《真理报》的显要位置全文刊载。我听到一个传说：一九五三年当苏共中央召开九月全会通过改革农业政策的重要决议前后，赫鲁晓夫看到奥维奇金的作品，曾惊奇地对参与决策的几个人说：“怪呀，这个人怎么就像参加了我们的讨论呢?他写的这些，正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啊！”

奥维奇金本人的外貌与风度就像个农民。他长期生活在苏联农民中间，以致对中国的农民也怀有深厚感情。他为中国人民肩负的沉重历史遗产和生产力的落后而叹息，而当我陪他参观西川成都郊区一个农业合作社，他听到我们在农村分配上的工分制时又如获至宝，认为这种分配制度可以刺激中国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不致如苏联农民那样陷入长期萎靡与痛苦的一个保证，认为对今日苏联也有价值。

一九五六年访问他时，我意外地听到他对于赫鲁晓夫对他的冷淡的不满。他说他写过几对长信给赫鲁晓夫，提出苏联社会改革的方案，包括把区一级农村工作的干部的工资与农业生产收益挂钩的建议，但赫鲁晓夫却一个字也没有答复!像赫鲁晓夫这样一个改革家对于在苏联社会有巨大影响的作家，态度居然也如此傲慢无礼，我感到惊讶。

“难道在我们这类社会主义国家里，党政领导人就不需要听听作家的声音吗?”我不解。
他送我到库尔斯克车站。临别时他紧紧拥抱我，还掉了眼泪。不会是因为预感到这竟是我们的诀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