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机场，报社青工部的两位编辑迎接了我。许是因为当时出国还是一件大事，方规定了这种礼仪?或是由于我的干部级别已达到一定水平?总之我对于这种礼节式而非自发性的欢迎，感到大不舒服。朱志焱一如去年此时（那时我们两人还都没有挨整），看不到一点无辜受难半年的痕迹。楼静波兴奋地告诉我：《在桥梁工地上》发表了，反应非常热烈，一片赞扬。《人民文学》主编秦兆阳还特地为这篇作品写了按语，向读者推荐。

我并未期待它会产生这样大的效果。我自然很高兴，但也颇镇静，并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后来当我又听到更多的赞美声时，反觉得有愧了，因为自知我至少在文字表达能力上是有弱点的。也可能是由于在我心中，我把目光投向了未来，想着我的下一篇作品。
这种状况，二十三年之后又重新发生一次。我也不明白这是一种什么心理。是小时便有的那种自卑吗?

回到北京的第一件事，便是到团中央机要室去看赫鲁晓夫的那个报告。规定必须是十三级以上的党员干部方允许阅读，我这时刚刚晋升一级。那时还不知道，从此我也跻身于“高级干部”之列了。

在我的一生（？）中，再没有第二个事件令我这样震惊过!我读着赫鲁晓夫关于二十年前那几起大屠杀的叙述，激动得几乎颤抖起来，我为那些无辜的革命元勋和将领的惨遭杀害，悲痛得流下热泪。仔细读了两遍之后，我心中的很多事改变了原来的样子。

原来苏联给我留下的印象总是不那么晴朗和轻快，并不是它常常被冰雪和乌云所笼罩而造成的，而是由于苏联人长期生活在压抑和某种恐惧之中。从一九四九年起，那些被安排来欢迎欢送我们的青年男女，那些陪同我们工作、相互已经发生感情的青年翻译，为什么相别时一概不肯给我们留下通信地址呢?原来是他们还未从父辈惨死的记忆中苏醒，唯恐同外国人的交往会使自己有一天被疑为敌人的间谍而惨遭不测。原来对德战争初期苏联遭受的惨重损失并不是不可避免的。我对俄国历史上一代又一代精英为了从沙皇的黑暗专制下解放俄罗斯而前仆后继付出的沉重代价是比较熟悉的，因而对于革命后斯大林的血洗就越发难以理解和不能容忍。而这个暴君多年来竟被推到至高无上、全世界共产党人都必须顶礼膜拜的位置。

不久，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件，继之又是“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读过后，我觉得不满足，因为对斯大林没有给予充分的否定。对于毛泽东后来多次讲过，并至今决定着中国共产党对斯大林与对苏联那段历史评价的所谓“三七开”，即斯大林有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的提法，我始终不以为然。

同时，对斯大林犯下的罪恶又始终不许公开，我也是不同意的。赫鲁晓夫的报告对于全世界大部分地区早已不再是秘密，在中国（还有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却还是国家级机密，绝大部分共产党的干部对于影响苏联和各国共产党深重的那一段历史完全无知。一年以后中国有的大学生从《纽约时报》上译介它，仍然是一个罪过。这是为什么呢?林希翎因为从胡耀邦秘书的手中借得这个“秘密文件”传播了其内容，而使那位秘书被打成右派：这也是林成为右派的一个原因。

是出于什么动机，基于何种政治需要才这样做的呢?我当时未去细想。其效果倒是很快就察觉到了。很多党员，包括党内知识分子，只知赫鲁晓夫否定了斯大林，却不知否定了什么，同时又见中国共产党人并未采取同样态度，从而怀疑赫鲁晓夫，甚至视之为异端。一九五七年夏季，当电台广播苏联处置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反党集团的新闻时，《中国青年报》的党员们大都反对赫鲁晓夫而同情被处置的反党集团。这种反应的一致性，使我一惊，因为他们对于苏联党内斗争的实情知之甚少。这时我是站在赫鲁晓夫一边的，我想，这和我读过他的秘密报告不会没有关系。不久，傅来西方各国共产党有许多党员退党的消息。这个动向和赫鲁晓夫推行的一套新的国内外政策后来统统被视为“修正主义”这种思想，能够在二十年中深入中国人心，大约和中国人依然视斯大林的一套为正统，甚至把斯大林看作杰出的革命领袖与马克思主义者，自然是分不开的。到八十年代中期，斯大林的巨幅画像依然屹立在天安门广场，外国人认为是一大怪事，而中国人却习以为常。

这和另一些情况是矛盾的：毛泽东对斯大林从来不抱好感。斯大林曾多次干涉中国革命和党的内部事务：他长期怀疑毛泽东是个民族主义者；毛泽东一九五O年访苏时他曾故意轻慢；中国解放后他的对华政策中又有明显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此外，尤其奇怪的是斯大林死后毛泽东想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袖，彻底否定斯大林对他是十分有利的，然而他却始终不肯。个中奥妙，他的深谋远虑，也许只有到中国人彻底认识毛泽东以后才能了解。

我本来是自幼崇拜苏联，奉苏联为正统的。赫鲁晓夫的报告粉碎了我对于斯大林的迷信。那年夏季，我听到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讲话的党内传达，在此之前，毛已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学术发展方针。但是这修改后的方针，给文艺界的自由，主要仍然限于形式与风格上的多样化，比斯大林时代苏联人所享有的创作自由还差一截呢，因而我的反应相当平淡。《论十大关系》则对于斯大林经济思想的一系列重大原则做了根本修正，甚至完全颠倒，例如工业与农业的关系、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关系等，故使人耳目一新。毛泽东对于斯大林权威的蔑视和大胆创造的精神，令我敬佩，他的威信在我心中立即大大增长起来。我不无自豪地并且相当激动地认为：中国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一条路，而毛泽东不愧为天才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领袖。

然而与此同时，我的目光又盯着苏联所发生的一切，那里的“解冻”事实上也走在中国的前面。我订了苏联几种文学刊物与报纸，密切注视苏联文学界发生的变革。我和苏联知识界一样为《新世界》发表的杜金采夫的长篇小说《不仅是靠着面包》喝采，并大力向中国推荐。有趣的是它不久后在苏联就成了禁书，而中国倒正在翻译。待到中国出书时，则反右派运动已经开始，故只印行了区区一千册，作为“内部数据（参考）”静卧在为数有限的图书馆里，中国的读者，甚至专业作家，三十年后还大都不知道此书的存在。

二十年后，当人们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动乱后，抚今追昔，都怀念一九五六年，认为那是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好的一年，甚至称之为“黄金时代”，只要如果不发生一年以后的反右派运动，中国就会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了。

这一年确实是生机盎然。中国共产党充满自信。从年初起，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出乎意料地顺利完成，几乎未遇到资本家的任何抵抗。毛泽东批评和纠正了前一年农村工作的右倾保守后二局级农业合作社全面推开--取消了农民按投入初级社土地、牲畜与农具分得红利的制度，从而使农民告别了私有制。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建设以更大规模和更高的速度铺开了。这一切，表明我们将比原先的预料更快地建成社会主义。
一九五六年无论对于中国或对于我个人，都是极其重要的一年。它本来很可能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是曾经孕育着巨大希望的一年，同时，最终导致大悲剧的那些危机也在这一年显露出来。

从这年年初起，全国城镇热气腾腾，敲锣打鼓走上街头欢庆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一月十四日我的一篇报导在《中国青年报》头版发表，第一句话就是“今天，北京前门外的一个资本家爬上梯子，摘掉他自己商号的牌匾。那是几十年前他自己挂上去的。”通讯的结尾转录了几个资本家的诗，对于自己终于不再是资本家表示衷心的喜悦。我当时认为资本主义在中国被和平地消灭，是一大创举。我甚至想写一本书，书名是《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消亡》。

我忽略了两个重要事实（我并不是不知道）：资本家个个都知道，既然毛泽东决定要出此一举，又有谁能阻挡得了?为什么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呢?第二，共产党的江山还长着呢!“资本家子女”，这顶帽于将祸及几代，莫如损失几个钱，消灾禳祸，把子孙后代的阶级成份改过来。

资本主义虽然不好，少了它又好像还不行。“三大改造”（农业、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还没完成呢，那年夏季，北京的猪肉价格便开始上涨，鸡蛋在国营商店里也缺货了。全国各地轻工业品和手工艺品的很多品种从商店中消失了。中国在解放后七年，第一次出现了新生的乞丐。

那是我在这年七月赴哈尔滨采访的旅途上发现的。

在长春车站餐厅里，见到一个年轻人躲在门内屏风后向餐厅里探头探脑。我吃罢饭，付了帐走开时，便见那相貌相当清秀的青年人缓缓走向餐桌，和十年后中国多处见到的乞丐不同，他斯文而腼觍地取走了我剩下的饭菜。我不禁一惊：原来是个乞丐!建国以来，乞丐早已消失，怎么会有新生的乞丐出现呢?我等他吃完我的残羹剩饭，走过去和他搭讪起来。他是从安徽省的农村来的，家乡去年收购粮食过头，高级合作化又使一些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下降，因而出现粮荒，他是到东北逃荒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