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哈尔滨的初夏，这里应该是很美的。但是几年不见，哈尔滨变了很多，它本来的特色更加黯淡了。保留俄国特色最多的中央大街，原来各色各样的俄国招牌，几乎一律涂上了红色油漆，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表示这些商店现在都变成社会主义的了。在夏日阳光下，油漆红得分外刺眼，也使这种单调令人更难忍耐。

街上行人中，外国人很少见了。赫鲁晓夫取消了斯大林时代的禁令，一九四五年后加入苏联国籍的俄侨，可以回国了，也可自由选择其它国籍，只要那里允许入境。许多俄国人选择了有亲戚可以投奔的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美国等国。只有极少数孤寡的人，不再愿更换环境，而留下来不走。

街上行人的衣着，色彩鲜艳多了。哈尔滨是解放最早的大城市，加以这里受俄国文化的影响，姑娘们本来就善于打扮，因而一九五六年党所提倡的衣着多样化在这里实现得最早。同八年前我离去时相比，物质生活也明显地有所改善。饭馆和酒店中，每天傍晚都有很多青年聚集在一起豪饮啤酒。

但是我仍然觉得这个城市缺少点什么东西。或者说，一九四六年我返回哈尔滨时那个戒严时期的某种气味还继续保留着。它是过于宁静和过于秩序井然了。中央大街上牌匾的一片红，是带有象征意义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生活，全都在党的控制之下。这里有两张日报，编辑们自己都讨厌它们每天重复着同一种声音。

一九三九年，在这个已被日本人占领八年的城市里，关沬南还可以自费出版两本小说集，现在作家们都没有这种自由了。党把社会生活的每个毛孔都管了起来，不给民间私人活动留下任何空隙。

哈尔滨已从一个只有少许轻工业的商业城市，变成一个拥有庞大重工业的城市，十年间人口从八十万猛增一倍。但是比工业和人口增长更快的，则是党委和政府的官员。十六年前我离开这里时，市政府的全部机构只占据一幢不大的二层楼，官员人数我想不会超过二百人。现在，人口增长为那时的四倍，政府人员却增加到三千七百余人；加上党、团、工会等机构，高达五千余人。如果把各基层组织中的专职干部也计算在内，数字会更加惊人。这里还未把公安部门的四千余名干警包括在内。

党政机关的过于庞大，已经引起注意，几年前精简过一次，未见成效。我到这个城市时，又一次在设法精简，但遇到很大阻力，各部、局的领导干部都以为自己的部门是不可缺少的，也大都过惯了比较轻松的上层生活，不愿到更加忙碌、辛苦的下层去。
这种努力，还将继续进行三十年，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机关的部门将越来越多，官员的数目也越发膨胀，并且级别也越升越高。

弊病已相当明显。分工越细、人员越多，办事效率反而越低，那时我已听到一种评价：“管事的人越多，办事的人越少。”这是因为：当下级机关必须在更多的上级机关的指挥下工作时，它们的自主、能动性就越少：而上层机构的相互重迭，又使它们尽管都可以发号施令，各自承担的责任却减轻了。对于这种状态的非议--“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过一天”，这时已经出现。

全国都把注意力放到工业上，主要又是重工业。一九五六年是一个高峯，从中央到基层厂矿与建设工地，都照例热衷于速度，它的标志就是产值。工人的热情仍然很高，也仍然很听话。为了完成计划，常常必须连续加班加点：有些青年工人甚至不经领导同意，偷偷加班干活。同时，业余时间还必须参加各种会议，定为制度的文化学习也不能缺课。疲劳，过度疲劳是普遍的。这就使工伤事故增多了。

你必须知道工人们的生活情况，才能充分估计工人能保持这种劳动积极性是多么不易。哈尔滨的物价指数那几年每年上升将近百分之十五，而工人的工资却已有几年没有提高。拿二、三级工的工资而做的四、五级工工作的事，相当普遍。几年收入不变，甚至临时工干了七年仍不能转正，工人们就只能不断压低自己的饮食水准了。有些人只能吃粮而不能吃菜。一九五六年是中国全国衣饰开禁（并无禁令，而是随战时传统延续下来的风习，穿得越朴素，才越“进步”）的一年，到处穿起花衣服和裙子，但哈尔滨的青年女工有些人却必须积蓄几个月才能买一块花布。

像劳动力必须由国家统一调拨，原材料必须统一分配一样，工资和奖金的分配也是企业不能完全自主的。但是这里有一点不同，企业在提高职工的工资上权限受到限制，要压低工资却是可以自主的。企业的工作成效，以上缴国家利润的多少为定，压低职工工资，便可降低产品成本，企业领导人就可以上缴更多利润，从而博得上司的好评。
但是当我听到团市委的朋友告诉我下述情况时，我仍然不免感到震惊：“我们成天对青年工人讲，他们是国家的主人，应该发挥主人翁精神，但是在一些工厂里，工人根本不把工厂看作自己的。已经出现多起工人盗窃工厂物资的情况。当然，这也是因为他们生活太困难了。工人很有意见，但是市委派出的工作组，甚至省委派出的工作组找他们，他们都不肯谈。见到北京来的人，他们才肯谈。”显然这是由于市委、省委的人已经多次使他们失望--说了也不解决问题。我没料到，共产党在这个城市掌权不过十年，已经开始失去工人们的信任。

我住到苏联援建的哈尔滨电机厂采访。为了广泛了解工人的意见，我采取了一个可能会激恼工厂领导人的做法：在食堂门口贴一个告示：“中国青年报记者刘宾雁到此采访，住工厂招待所二二一房间。欢迎青年职工们来谈。”
这种作法显然有点越出常规。共产党讲究“通过组织”，记者去一处采访，也要由党委、工厂行政或团委来安排由什么人和他们见面。张贴这种告示，就会被看作蔑视“组织”的权威，且有越过它们发动工人倾吐对“组织”不满之嫌。一年以后，它果然成为我的一条罪状。
几天中间，到住处找我反映意见的总共也不过二十几人，而这家工厂有职工近万人。他们的不满，用三十年后的眼光看，也都是些小事：工作安排不当、或没有固定工作；评工资级别上不公正；住房分配上厚此薄彼等等。
一个姓梁的青年工人，是代表很多人来找的。他话说得很慢，人也显得很老实。若非出于无奈，是不会找人诉苦的，更不会这样激动。他说：“我们也是人，可是他们不把我们当人看待。从技工学校毕业都两年了--这种人工厂里有二百多，可是到今天也没有正式工作，老是打杂。甚至去做清洁工。我们去找干部：工厂明明不需要这么多人，让我们到辽宁去行不行?那边工厂缺很多人。不行，宁愿让我们闲得发慌。理由是：把你们放走了，万一明年工厂的生产任务扩大了，我们到哪儿去找人?可若是不扩大呢?我们这些活人成了货物了，长期储备在仓库里。没有固定工作，提级就没有我们的份儿，什么都耽误了，比如结婚......”

可见，当时群众与党的领导之间的矛盾，并不严重。但是从我在全市了解到的情况后，已经出现一些值得严密注意的迹象。一位工人告诉我：“过去出点事，总以为是阶级敌人的破坏：现在一听说出了事，马上就责怪说：这些领导干部是怎么搞的!”

然而这种矛盾，它们给人们造成的不幸和在人们内心引起的苦恼，却很少有机会传达出来。就连已经跻身领导干部圈子的局长、处长们，都很难有说话的机会，一般市民更不待言了。奇怪的是：从上到下，各种会议却多得成灾。会议很多，怎么还没有说话的机会呢?一是由于这种会议多是传达和贯彻从中央以下各级领导的决定或指示的，二是即令会议的性质和内容应该包括人们各抒己见，但多年形成的风习和气氛已经使人们不敢或不愿意提出不同的意见，尤其是批评上级的意见了：甚至反映领导人不喜欢听到的情况，也需要鼓起一些勇气。至于工人们必须参加的会，则主要是接受上面有关生产的指示，再就是接受政治思想教育。

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结束和阶级斗争的淡化，对于前些年颇见成效的政治宣传鼓动，工人们已经比较淡漠了。同时，工人们做为人的各种需要与欲望也上升到更重要的位置，然而物质生活的改善却很迟缓。哈尔滨市虽也建了一些新住宅，数量很少，要七级以上的工人才能分到，青年工人几乎没有这么高级别的。男青年找配偶很难，很多人必须跑回一千乡里以外的家乡去找，也很难。有了恋爱对象，又愁没有住房。于是，发生婚前性关系以至女方怀孕的就多了起来，而老工人旧道德意识很强，这些青年就成为嘲讽和谴责的现象。所有这些现象，都很容易地被纳入“资产阶级思想”范畴。青年人想转入条件较好的工厂，甚至想报考中专或大学这一类合理需要，总之对于个人有利、于社会也无损的种种要求，都被看做“闹个人主义”，作为教育或批评的对象。至于对领导人工作中错误的正当不满与批评，则往往要受到更无情的压制。

这年秋季我到南方两省的采访，又证实了我在哈尔滨看到的那些弊端是全国普遍存在的。在长沙市，我走进中共湖南省委的大院，大吃一惊：一个省委机构，何须建起这么多大楼！对照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是太奢侈了吗?况且，究竟有多少事非由这么多官员来管不可呢?当我走进主管工业部门的办公室，我对湖南工业情况所提的几乎所有问题都得不到回答时，我对那些幢办公楼的存在就更加怀疑了。

在基层，这种“把中国的全部事情都管起来”的“党的领导”的更大弊病--使代表这种“党的领导”的干部与群众逐渐疏远和对立起来，已经暴露出来了。在长沙，我听说一个手工业合作社的青年党员领导干部王松源工作很出色，便去采访。作为一个人，他确实很好--工作勤奋，肯吃大苦，有魄力，也有一定组织能力。但由于“上边”下达给合作社的生产任务已到了它的人力、设备等无力承担的程度，而从生产、政治工作到工人生活中的各种困难和工人之间的纠纷，都必须由王松源一人去解决，就使他疲于奔命了。他就是党，而党必须掌管一切，因而他必须说很多话。我采访时看他累得疲惫不堪的样子，听着他嗄哑的声音，见他不时因头痛而面部抽搐，很不忍增添他的疲劳。后来了解到这个不久前还是个手工业工人的人由于各个领导部门的强行要求的任务必须按时完成，他本人的能力和精力又实在应付不了繁多的事务和难以实现的生产任务，脾气变得暴躁起来。他无力抗争、也不认为自己应该去与“党的领导”抗争，但他个人作为另一级“党的领导”却可以不顾工人的困难和不满而向他们发号施令，向他们发泄自己心里的火气，于是他变了，他不再是工人们喜欢与拥戴的人了。我只好放弃原先把他作为一个先进人物报导的计划。

我好像目睹了一个可怕的过程，当时还没有认识到这将会给共产党造成致命的伤害。
我走访了湖南与湖北的几个“社会主义改造”中由个体手工业者奉命组织起来的合作社。到处都是令人不愉快的场景：脱离市场而经由国营商业部门统一订货和供应原材料以后，市场上商品的花色品种大大减少了，手工业者的收入也明显下降。人们之间不再有竞争，一切听命于国家和依赖于国家，他们生产上的活力便逐渐呆滞了，不求有所作为而变得懒惰了。“社会主义改造”后他们的任何不满都将不再是指向作为业主的自己，而是针对“党的领导”了。然而他们却又无权表达这种不满。

我又到湖北西部山区恩施去和那里交通运输的主要力量--卡车司机生活了一段时间。看到和听到的又是普遍的疲劳、工资过低、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难无人予以关怀和解决。
在哈尔滨和在南方目睹的一切，促使我更迫切地提出改革中国报纸的问题。波兰新闻界的改革浪潮，使我更加确信我几年来改变中国报纸现状的主张是正确的。我决定亲自去推动中国新闻界的改革。北起哈尔滨，南到湖北的恩施县，这一年我每到一处，都要向新闻界介绍波兰的新闻工作者如何介入生活，大胆地展开对于党和社会生活阴暗面的揭露，推动波兰民主化的进程。每场讲演，都使本来就对自己的报纸现状十分不满的记者、编辑受到鼓舞。

当《人民文学》主编秦兆阳向我索取新作时，我便决定概括中国新闻界的现状，写一篇非纪实性的特写，宣扬自己的新闻观点。这年夏秋，《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了我的第二篇特写《本报内部消息》。一个城市的党报，在故步自封、唯领导之命是从而又作风蛮横的总编辑的领导下，在一个过早衰老、明哲保身的总编室主任的经营下，办得远离生活，索然无味。年轻的记者编辑们试图改变办报方针，终归无效。一天，当实行新制度--报纸不再主要靠公费订阅而须向群众零售时，终于暴露了危机：几乎没有人想看这张报纸，它没有让者！

由于这篇作品更尖锐，触及了“党的领导”的要害，实际上是提出了言论自由的问题，反响比《在桥梁工地上》要强烈得多，反对者也多了。

《在桥梁工地上》是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解放区作家的主要任务是“歌颂光明”而不是“暴露黑暗”以来第一篇批判共产党本身问题的作品，因而尽管调子相当温和，仍然引起全国注意。《本报内部消息》中的批判就尖锐得多，它提出了新闻制度必须改革的问题（三十三年后的今天，中国的这一问题仍未真正解决），因而引起更大震动。尤其在新闻界，可以说它在每家报纸、电台的编辑部里都引起了震动，鼓励许许多多新闻工作者投身到新闻现状的改革中来。
这两篇作品，使我一举成为中国文坛的名人，被视为“革新者”。这一年全国干部普遍提级，我成为行政十三级干部，从而进入了“高干”的行列。在评定“高级知识分子”时，我又成为《中国青年报》唯一的“高知”。我到处听到的都是祝贺与赞扬。这一切，固然使我高兴，但我的生活方式，除了外出采访开始乘“软卧”、吸高级香烟外，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我有用不完的收入，但外出采访，我仍然到最普通的饭馆吃北方食品中最廉价的饭菜。我甚至从未买过原装的瓶酒，仍然以喝九角钱一斤的散装白酒为满足。

我把相当于我每月薪水一半的钱，按月寄给大姊。她的丈夫在一九五五年肃反运动中自杀后，她以一个小学教员的微薄薪水，难以养活五个孩子。她的长女早已住在我家。后来，我和在北京当外科医生的弟弟又把她第二个女儿接到北京来上学。我几乎从来没有孝敬过过早去世的母亲，就让我在姊姊身上弥补这个遗憾吧。姊姊曾为这一家人的生计献出她的青春和她的幸福。

每听到别人赞扬我，我心里都感到羞愧。三十一岁已不年轻。无论作为一个记者或作家，我都缺乏很多知识。一九五四年一位苏联朋友送我的一本书，不时在提醒我：一个苏联中学生必读的某些世界名著，你还没读过呢；读过的又怎样?我读得最多的是俄国和法国十九世纪一些作家的作品。那都是作为一个普通的读者去读的。很多作品不再读一遍，就很难吸收到你写作上所需要的东西。文学之外，我还必须读很多哲学、历史学方面的著作。还有每周我必定要从国际书店抱回的新书呢?在《中国青年报》我是有名的爱看书的人。甚至在开编委会时，当我对某人的发言不感兴趣时，我也会偷偷地或公开地打开一本书。我知道会有人说我闲话，但对不起，顾不得那么许多了，时间实在太少。
苏联的“解冻”，也使中国的政治气候温暖起来。斯大林逝世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失去了一个领袖。这对于中国以后二十年政局也产生了影响。毛泽东在这一年提出在文化思想界推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自由化方针，和他《论十大关系》的讲话，都表明他要带领中国走一条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

文学界曾长期禁锢于只准“为政治服务”和“写工农兵”和讴歌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与建设成就，现在有些松动了。继我的《在桥梁工地上》之后青年作家王蒙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引起了轰动。他刻画的一个人物--党区委里的那个革命意志衰退的官僚刘世吾，将进入中国当代文学人物的永久性画廊。作家们开始写对现实批判性的作品了，私人生活也开始成为描写对象。

共和国成立后三十年间唯一一个自由化季节降临到新闻界。报纸上出现了批评和揭露。报导取向开始扩及到政治生活以外群众所关心的社会领域，新闻主题增多了。

然而这一切都很暂短。这年秋季波兰的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使中国紧张起来。对于自由化本来就心怀不满的党内保守人士开始吹起冷风。一九五七年一月同时发生两件事：剧作家陈其通等四人在《人民日报》头版显要位置发表一封信，惊呼文学创作已走上邪路，必须回到旧秩序上来。在《中国青年报》编辑部举办了一次座谈会，讨论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目的是很明显的：开会前给每人发了一份刚从印刷厂拿来的王实味写的散文《野百合花》作参考。它一九四二年被判定为反革命“毒草”，作者因而丧命。

我参加了这次讨论会，默默听着与会者--报纸的总编辑、出版社的社长、团中央宣传部部长和中共东四区委副书记（王蒙就在那里工作，小说写的就是那里发生的事情）等人的高见：“不真实”。“是向党进攻”。“心里的感情比写出来的还要狠”。“危害性超过了王实味，与蒋介石和匈牙利的裴多非俱乐部相近”。“是挑拨与煽动人们起来反党”。

会议接近尾声时，《中国青年报》总编室主任提出一个倡仪：《本报内部消息》也可以讨论讨论嘛。那是我写的特写，揭露党把报纸变成了非报纸从而使自己和报纸一起脱离了群众。我写了一个总编室主任，是个革命意志衰退的党干部。今天发言的这位总编室主任怀疑我是以他为原型的，故此在发言中含蓄地指责我说：“一个人对同志应该与人为善。”

记得我似乎没有发言。我已把自己的意见写成文章，发表在三月号的《文艺学习》杂志上了。我为王蒙辩护，文章的题目是《道是无情却有情》，意思就是：批评这个党和这个社会的弊端的人，并不是出于恶意或仇恨，正因为爱之愈深，才责之愈切。

我在为王蒙辩护的文章里，批评那几位攻击一九五六年以来的文学作品“写坏人坏事的多，写好人好事的少”以致使读者对中国现状“不满和失望”的观点，认为王蒙的这一类小说绝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我举出我亲自过问过的一个案件为例--福建省一个供销合作社的年轻女打字员章含鸣遭到合作社副王任的长期侮辱、迫害，三十几次到中共地委告状，直到北京上访，仍然不能伸张寃屈。还说明生活中的矛盾已经比战争和阶级斗争时期复杂得多，文学应该帮助读者去认识生活和参与斗争。那个供销社有几十个人在副主任的威胁下参与污蔑、审讯章含鸣。后来章含鸣虽然恢复了名誉，但犯罪分子李副主任并未受到惩罚。应该使这些人，包括那些虽未参与迫害、但在事件发展过程中保持沉默的人看到自己的道义责任。王蒙成功地塑造了刘世吾这样一种人物，使一些与刘有同样缺点或同样身份的人不悦，但“与其埋怨作家扰乱了自己的安宁，倒不如去责备那扰乱了作家安宁的东西”。

这两件事很重要，说明毛泽东尚未发出信号，已经有人自发地要搞一场反右派运动那样的事情了。不出一年，我和王蒙果然都被定为右派分子。

(第5章完)